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面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困境，我们有必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借鉴日本的经验，并从我国的实情出发实施中国式的“收入倍增计划”，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努力实现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提高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

（一）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国际社会在比较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竞争力时，更加注重劳动生产率、资本利润率等有效指标。当前我国学者也提倡收入分配改革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可参考日本的经验。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方针政策，迫使日本企业必须放弃当时实行的粗放式生产经营方式。一方面通过引进技术、依靠科技进步、加大自主研发力度等方式，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改变粗放式增长模式，加强其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在提高其综合竞争力后则致力于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各种福利待遇，从而激励员工对企业的贡献度、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这样做既有利于确保企业的人才优势，又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企业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竞争力，是符合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利益的最优选择。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也是实施中国式“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路径之一。

（二）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表现为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的状况。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由2002年的48.7%下降为2012年的43.6%，如图5-2所示。这意味着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广大劳动者未能合理分享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人民未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出现了失衡的状况。同时，居民的收入增长长期低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导致社会消费水平降低，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状况。

这些问题也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社会所存在的问题。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的收入分配格局整体上得到了很大改善。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1961—1970年的10年间，日本的工人工资收入与GDP呈对等上升趋势，普通居民的收入翻了一番，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1.4倍，失业率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我国可参照日本政府的“在经济快速增长中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所付出的代价最小”的成功经验，在现阶段经济快速增长阻力较小的条件下，尽快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重，遵循合理、公平、分享的收入分配原则，通过增加劳动报酬在GDP的比重等制度来调整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实现“国民增收”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

图5-2　2002—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变化^[36]

（三）调整增加收入与扩大有效需求的关系，缩小城乡、地区以及企业间收入差距

现阶段，我国一方面存在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农村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另一方面伴随着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间、地区间以及企业间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显得尤为突出。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和社会稳定，并将使我国缺乏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我国应把稳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作为扩大有效需求的根本途径，在实施的路径上有必要参考日本政府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扩大有效需求的做法。

日本政府在设计倍增计划及如何扩大收入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在增加国民收入的过程中缩小收入差距；其次，在增加国民收入时更多地注重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最后，把注重培育社会的中产阶层、迅速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作为计划的核心。具体而言，日本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法律，并通过系列匹配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开发，缩小了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差距。同时，日本政府在通过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和增加对农民的补贴之外，还通过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得以提高农村迁移者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整体上提高了农村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而城市中则通过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来缩小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的收入差距。“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了缩小规模差距、培育中间企业、促进小企业组织化的主要举措，并与1963年出台了《中小企业基本法》，使目标实现有了法律保障。通过增加中小企业现代化设备投资、健全试验研究机构、进行企业合并等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本企业的二元化结构，缩小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收入差距；农村和城市中低收入者不断向中等收入阶层流动的过程实质上提高了日本社会整体的居民收入，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刺激了社会的有效需求，并在日本社会形成了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产阶层。

（四）振兴科学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创新上存在着基础实力薄弱和科技的实践性不足的问题，在利用技术红利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同时在重视先进技术和我国本土优秀人才的匹配性培养上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可以学习日本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引进先进技术、提倡自主创新能力方面的经验。

日本的科研创新和技术进步对其国民收入倍增的贡献率达到了55%，对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这一时期，日本实施了以引进国外技术为主，开发“自主技术”为辅的方针，首先引进欧美的先进技术和半成品技术，通过消化吸收，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或创新，从而形成自主技术。并在较短时间内缩短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逐步建立了其独立的工业体系，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全面升级。^[37]我国首先应从宏观上推进科技改革、制定相应的科技计划；其次要重视基础研究，促进产学研之间的良性互动，使科研成果能够有效地进入市场，创造出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最后，应推动国际科技合作，吸收国际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推进整体科研水平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结构的全面升级。^[38]

（五）强化教育机会均等，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劳动者技能和人力资本水平

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存在着教育资源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尤其是对于收入低的贫困群体而言，他们往往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难以负担自身及其子女的受教育费用。应认识到只有教育才能根本改变这一群体的知识结构，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起点，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关于加大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的相关经验。

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日本非常重视教育投入和人才培养，并且教育作为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内容首次从经济作用的角度被正式列入经济计划之中。日本自1960年起实行了9年制义务教育，并切实加大了教育资金的投入，教育经费支出呈快速增长态势，到1970年日本的教育支出已扩大为1960年的4倍。此外，日本政府在增加教育经费的同时还调整了其在各级学校中的分配，这种调整均衡了各地的教育资源，是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所做的调整，至倍增计划结束时的1970年，日本的义务教育升学率达到了100%、高中升学率超过80%、大学升学率也接近20%，远超世界平均水平。这不仅提高了日本国民的素质，增强了劳动者的能力，为日本经济大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同时也能够为解决我国教育资源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提供借鉴作用。^[39]

（六）注重发展由“强国”转向“富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政府虽然在加大社保资金的投放力度、提高社保的覆盖面和保障标准上做了一定程度的努力，但仍存在社保资金庞大的供需缺口以及整体不均衡等诸多问题。我国政府对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与经济发展相似阶段的日本社会差距较大，因此可以借鉴日本由注重“强国”转向“富民”的发展路径。

日本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过程中，逐步贯穿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平衡发展的原则，以提高社会福利和充实社会保障制度为目标。伴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日本政府加强了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支持力度，计划实施之初就规定了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拨款力度从1961年起年均增长8.9%。实际拨款额度由1961年占国民收入的4.8%提高到1970年的6.1%。同时加大了以国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实施及改善，年金制度的体系化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并将防止贫困作为社会保障的中心课题，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制度的提高。^[40]

当然，前面的论述中曾提及日本各界对于计划实施过程中因为政府的财政支持不够充分，最终导致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被轻视、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被放置状态的评价。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一计划制定之初的设想以及制定的相关政策本身是好的，通过有效实施后，日本国家的发展路径由注重强国转向重视“富民”，日本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强民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此意义上的功绩不可忽视，也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

【注释】

[1]刘绮霞，王志伟：《我国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路径与经验借鉴研究》，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11期，第26页。

[2]余斌，陈昌盛：《国民收入分配困境与出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3]陈昌盛：《优化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和政策建议》，载《团结》2010年第4期，第30～35页。

[4]余斌，陈昌盛：《国民收入分配困境与出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5]付瑶：《当前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复杂性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6]余斌，陈昌盛：《国民收入分配困境与出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7]余斌，陈昌盛：《国民收入分配困境与出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8]信卫平：《关于对利益受损职工补偿问题的思考》，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1～6页。

[9]余斌，陈昌盛：《国民收入分配困境与出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4页.(www.daowen.com)

[10]余斌，陈昌盛：《国民收入分配困境与出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5页。

[11]余斌，陈昌盛：《国民收入分配困境与出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6页。

[12]郭文惠：《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当代价值》，载《特区经济》2012年第11期，第20～23页。

[13]刘绮霞，王志伟：《我国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路径与经验借鉴研究》，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11期，第26页。

[14]富元国光：《日本的经济计划》，载《中外管理导报》1996年第3期，第5页。

[15]冯昭奎：《日本经济计划的特点》，载《中国机制改革》1992年9期，第61页。

[16]顾钰民：《从传统计划经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第65页。

[17]顾钰民：《从传统计划经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第70页。

[18]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心和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制成。

[19]全毅，孙鹏，刘婉婷：《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经验及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3期，第154页。

[20]全毅，孙鹏，刘婉婷.《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经验及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3期，第154～155页。

[21]全毅，孙鹏，刘婉婷.《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经验及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3期，第155页。

[22]刘绮霞，王志伟：《我国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路径与经验借鉴研究》，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11期，第26页。

[23]刘绮霞，王志伟：《经济转型期基于制度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以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鉴》，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9期，第101页。

[24]Barro.R.J.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Section of Countri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6：407-444；Barro.R.J.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Cambridge，MA：MIT Press，1997；Barro.R.J.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ie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0，5：5-32.

[25]Galor，O.，Moav.O.，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Ineq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4，71（4）：1001-1026.

[26]刘绮霞，王志伟：《经济转型期基于制度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以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鉴》，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9期，第101页。

[27]陆铭，陈钊，万广华：《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第4～14页。

[28]汪同三，蔡跃洲：《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对资本积累及投资结构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4～14页。

[29]刘绮霞，王志伟：《经济转型期基于制度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以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鉴》，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9期，第102页。

[30]刘绮霞，王志伟：《经济转型期基于制度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以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鉴》，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9期，第102页。

[31]刘绮霞，王志伟：《经济转型期基于制度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以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鉴》，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9期，第104页。

[32]刘绮霞，王志伟：《经济转型期基于制度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以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鉴》，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9期，第105页。

[33]刘绮霞，王志伟：《经济转型期基于制度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以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鉴》，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9期，第105～107页。

[34]朱玉强：《从强国到富民》，载《上海证券报》，2017-02-11。

[35]刘绮霞，王志伟：《经济转型期基于制度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以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鉴》，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9期，第109～110页。

[36]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整理而成。

[37]孙敬水，黄秋虹：《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经济问题》2013年第1期，第11～17页。

[38]刘绮霞，王志伟：《我国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路径与经验借鉴研究》，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11期，第27页。

[39]孙敬水，黄秋虹：《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经济问题》2013年第1期，第11～17页。

[40]孙敬水，黄秋虹：《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经济问题》2013年第1期，第1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