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经济发展的高度增长时期，最有影响的经济计划莫过于池田勇人内阁时期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本书第二章对该计划核心内容的详细阐述，可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社会在转型过程所实施的一项长期发展计划，它涵盖了政治、经济、教育、科技、人才培养以及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内容，也聚焦了当时日本社会急需解决和发展的一些难点问题。可以说，该计划的出台和实施是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时代和历史选择的结果。

同样，通过在本章第一节中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制定背后的理论逻辑和依据的分析，可知该计划的制定经过了来自不同领域的2 000余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民间企业家的反复论证，整体而言，该计划的制定过程具有科学依据，计划的实施也符合日本经济增长已经起步的大环境。早在20世纪50年代岸信介执政时期，理论界就展开了关于经济发展前景及其增长可能性的大讨论，时任开发银行经济研究所所长下村治以“资本产出系数”和“进口依存度”为分析数据，得出日本经济已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的结论，并建议政府审时度势，制定相应的对策。1959年，首相经济政策咨询机构经济审议会会长石川一郎接受岸信介首相的委托，开始进行是否制定以“国民收入倍增”为目标的长期经济计划的咨询论证，其后将咨询报告交给了池田勇人。以此为基础，经济企划厅又花费了半年时间，组织政府各部门及民间各界专家反复研究修改该计划，最终于1960年12月底该草案被内阁正式采纳。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宗名义地表明：“本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完全就业，为此必须最大限度地谋求经济的稳定成长”。^[3]计划中写明：今后的10年中，国民经济规模的实际价值和国民实际收入都要翻一番，即在197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26万亿日元，国民人均收入为20.8万日元（579美元），使日本经济达到欧洲国家的中等发展水平。^[4]为实现该目标，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要达到7.8%。

20世纪50年代末的安信介内阁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被称为“政治季节”，而池田勇人上台后表示要“宽容与忍耐”，并进一步提出了“收入倍增”的响亮口号，促使“政治季节”向“经济季节”转化，表明了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态势，该计划为当时的日本国民许诺了收入将倍增的目标，即到1970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将达到20.8万日元（合579美元），约为1960年2倍的水平。而劳动收入将达到1960年的3.3倍，平均工资将达到1.94倍，这样工资差别将迅速缩小，工资的平均增加将超过2万日元。^[5]该计划的目标赢得了当时大多数日本国民的响应，并将日本引入“经济季节”，通过政府、企业和国民的共同努力，促使倍增计划的目标提前实现。(www.daowen.com)

从结果上看，日本仅用7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倍增计划的目标，经济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并且日本经济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数据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70年，日本GDP总量达到2 090亿美元，GNI总量为2 088亿美元，而同期美国GDP总量为1.02万亿美元，英国为1 248亿美元，联邦德国为2 088亿美元，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人均数据上看，到1970年日本人均GDP达到2 003.6美元，人均GNI为1 810美元，年均增长率也维持在较高水平。而同期美国人均GDP为4 997.8美元，英国人均GDP为2 242美元，联邦德国人均GDP为2 572美元。伴随着国民收入的提升，日本国民生活水平显著上升，日本居民“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从1960年的41.6%下降到1965年的38.1%，再到1970年的34.1%。

从其他指标来看，日本经济、社会及产业变化都较好地实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的目标。1960年至1970年的10年间，日本经济保持了年均10.3%的增长，三大产业结构得到了合理的调整，农业份额不断降低，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两倍，人均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失业率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三大产业结构得到了合理的调整，农业份额不断降低，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工农业生产较之以前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国际贸易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增长，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达到20%，国际收支情况也得到了有效改善，国家外汇贮备额逐年增长，城乡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城市化进程速度加快，城市人口占总人口达70%以上。^[6]

综合各项数据表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取得了空前的成效，提高了日本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提升了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发展并健全了政府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实现了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的均衡发展。它被评价为对“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最具有影响力的长期经济规划，因此，该计划在日本经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