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作为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实施的长期经济规划，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做了长远的战略规划。该计划立足于日本的市场经济，在10年时间内促使日本的实质GNP（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两倍，通过政府的责任充实了社会资本和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在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层面上人的要素的同时，实现了完全雇佣，并缩小了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和收入差距。

一直以来在计划目标值上比较保守的日本政府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制定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也给企业指明了“工场内整体创新”的方向，在工场内实施设备现代化的政策，并推动了在全国范围内的综合大开发的热潮，带来了“投资带来投资”关联效果。并且，作为主导贸易自由化的该计划，引导日本企业致力于设备投资，提高生产效率，强化产业整体的竞争力，推动产业现代化的发展。

整体而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带来了日本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模式、政策实施方式的改变。在对该计划进行评价的基础上，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挖掘计划背后的理论逻辑和依据。而对于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论逻辑分析，有必要逐层剖析决策过程中的各项决策要素，即决策指导思想、决策目标、决策组织和决策者、决策过程以及实施模式，从而探究得出该计划制定和实施的依据。

（一）决策指导思想：“月收入翻番论”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各界开始对经济发展的目的进行深刻反思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经济思想上，“福利国家论”逐渐取代“强国论”，经济界人士普遍认识到建立福利国家必须从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关注民生问题做起。日本经济学界和政府官员所展开的探讨，对池田勇人“月收入翻番论”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东京大学中山伊知郎教授和时任政府官员下村治。

中山伊知郎教授在1959年1月3日的《读卖新闻》发表了“工资翻番”论，他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为了促进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应树立将劳动生产率提升至可让工资增长一倍的目标。同年，时任大藏省财务调查官、国民金融公库理事的下村治提出了“有效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上，池田勇人在当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提出：在促进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通过降低利息和减税、有效利用民间创意等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让日本经济实现持续性增长和经济总量的扩大。此后，池田勇人在《我的月收入翻番论》中指出：并不是马上实现月收入翻番，而是通过国民的努力和政府出台较好的政策来提高生产力，并增加GNP和国民收入，从而实现国民月收入增加一到两倍。

池田勇人认为，即使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引导，经济规模依然会自然扩大。政府需要做的仅仅是通过不断扩充社会基础设施来预防和消除经济发展瓶颈的产生。“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在池田勇人“月收入翻番论”的指导思想下制定和决策的。

（二）决策目标：经济增长预期值

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首先涉及预测经济增长率的问题。而研究经济增长率，有必要了解至今为止实现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日本经济的复兴阶段，旺盛的复兴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然而一旦经济复兴阶段结束，必然会产生需求过剩的问题。因此，必须挖掘新的消费需求、实施技术革新，以便确立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元素。

挖掘新的消费需求，需要提高消费支出的增长率并增加消费支出项目。实施技术革新则是通过投资需求的增加速度、投资对象行业和设备种类等指标来判定的。投资有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这两方面的内涵，前者需要考虑投资乘数，后者必须考虑与投资产出系数的关系。而产出系数和投资乘数并非固定值，它们会受各种因素影响而产生变动。从当前的消费倾向、消费增长率、产出系数的下降等方面综合判断，计划制定后的未来10年的年均增长率预期为6.5%～8%。

具体到影响经济整体发展状况的不同要素，首先，计划制定后的未来10年的劳动力平均年供给增加率预计达到1.2%，并将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趋势。劳动生产率的年上升率在第二、第三产业部门中预计达到5.5%～6%，而设备资本的增加率是9%～10%。为应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大，仅仅依靠增加和补充新劳动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大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其次，结合需求层面和供给层面进行综合性探讨，结果显示：企业设备的固定资本系数受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虽略有提高，但进入倍增计划的后半期，随着社会资本基础设施的充实将会呈现水平发展倾向。而革新性技术的导入也会产生与系数上升相抵消的状况，投资乘数随着消费增加率的上升也会变大，但是整体经济有望高速增长以及企业对于劳动力的旺盛需求均有可能推动工资的上涨和消费需求的增加。(www.daowen.com)

（三）决策组织和决策者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池田勇人召集当时日本社会各界精英制定的以均衡国家经济增长与国民生活水平、建立新经济发展模式为目标的一项长期经济计划。该计划的制定和决议经过了反复论证和探讨，政府共设置了4个专业部会和17个专业性小委员会，各部会委员、专家委员等达250名，而参会的委员、专家、民间有识人士、政府职员等更多达2000余人。

从专业部会会长和小委员会委员长的构成来看，19名制定计划的核心成员中，7名来自于大学，5名来自于政府，2名来自于企业，3名来自于政府和民间智库、2名来自于媒体，这些成员均是各领域的杰出代表。所以说，该计划的制定是集社会各界精英的智慧与经验所做出的重大决策。

（四）决策过程

在综合政策部会的会议上，委员就“倍增计划”的基本构想进行了反复的斟酌和推敲。方法论探讨小委员会和政策探讨小委员会分别将各自的探讨成果归纳为计划的“主体框架”和“政策支柱”，并于1960年5月19日提交给综合政策部会。其中，政策讨论小委员会就未来十年的长期性政策课题进行了系统性整理：①充实社会基础设施；②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发展；③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④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技；⑤缓和二元结构和确保社会安定；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和财政金融的正常运行。^[1]

以上各项内容表明，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制定之初，日本政府就已具有明确的政策目标，而且对这些目标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综合政策部会在计划的“主体框架”和“政策支柱”相关提案的基础上，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制定纲要》。

池田勇人内阁于1960年7月19日登上日本的历史舞台。池田勇人把“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作为最大的政策课题，大胆地把日本的发展方向由“政治时代”引向“经济时代”。池田勇人内阁进一步接受和贯彻了下村治的“高度增长论”，由经济企划厅和经济审议会牵头推算和审议“收入倍增计划”中的主要经济指标，该计划在当时被称为“下村计划”。1960年8月，“下村计划”出台，该计划提出在未来10年实现10%的增长率。以此为背景，池田内阁于当年9月5日发表了到1963年年底实现年均9%的经济增长率的“新政策”。^[2]之后，将企划厅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新政策”折中后，确定了今后10年中前3年的增长率为9%，整体1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7.2%。

经过以上制定程序和审议过程，“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终于出台。整个过程中，池田首相和下村治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倍增”的理论逐渐为日本民众所接受。

（五）计划的实施模式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国民经济规模倍增和具体目标数据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做了长远的战略安排。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以法律法规的形式颁布，对政府而言是考核业绩的准则，对企业而言则是指导性计划，所以政府通过向企业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引导并推动企业发展，来实现计划的最终目标。可以说，该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方法，为日本社会的“政企合作”和“官产学”合作模式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