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经济发展季节”的转换

如前文所述，池田勇人内阁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在岸信介内阁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所导致的国内政治对立、矛盾激化状况下的政策上的转换，对将国内政治上的对立转换为经济上的发展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首先这一点值得肯定。对此，下村治表明：“‘安保骚动’之所以产生那么激烈的能量，即火种供给的主要来源是国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解决这种需求上的不满，毫无疑问必须依靠经济的高速增长来实现。如果能够这样，‘安保骚动’的火种会完全消失。或者是没有了推进的能量。政治上也好，社会上也好，不容置疑地应期待快速打造稳定的状态。”^[30]

另外，与池田勇人关系很亲近的伊藤昌也和宫泽喜一对于让池田勇人作为岸信介的继任表明了不同的异议。宫泽喜一回忆说：“在安保骚动的混乱状况之后，像池田这样性格的人是无法安定局面的。因为如果不是像石井光次郎那样圆滑的人将难以控制今后局面。”其理由为：“池田这个人在当时被认为是非常勇猛的武士，突然以不认识的面孔用经济的方式来安定世间，让国民完全从‘安保骚动’转移视线，他应该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但在安保之后的总裁选举中，‘忍耐’这样的语言从大平正芳先生的口中说出，‘宽容’这样的语言大概也是从我这想出来的吧。总的来说是以‘宽容和忍耐’的姿态从政，最终自然地向实施‘收入倍增’的方向转移。可能是因为在安保骚动上聚集了来自民间的能量，由于岸信介首相的辞职，必将会拥有转向了别处的力学要素的缘故吧。”^[31]

总之，在政局出现变动的初期，在众人的意识之中，曾经失言说出“让穷人吃麦子”的池田勇人并不被认为是解决这样严峻政治对立状况的最合适人选。那么，被认为如此不能胜任的池田勇人为什么能打开这样的困难局面呢？对此，根据伊藤昌的说法，池田勇人自身认为“这绝对是由我来做的，在我的前面有政权，只有我能抓住它”的“火中拾板栗”的状况。^[32]

当然，池田勇人应该也没有完全设想到能通过“收入倍增计划”带来状况的大好转。1960年7月6日准备参加总裁竞选的池田勇人表明了6项新政策：①革新议会政治；②确立社会秩序；③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充实社会保障；④文教的革新；⑤以和平的立场树立自由合作的国际关系；⑥革新党风。其中，第③项揭示了池田勇人的将国民总生产在10年后翻两倍的目标。这可能是池田勇人直觉上的判断，但作为新政权支柱的似乎除了经济政策之外就没有别的了。同时伊藤昌也并不认为池田勇人是真正地想致力于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且其自民党的盟友前尾繁三郎也认为“倍增计划只不过是选举对策”。不管其内心是如何考虑的，当池田勇人本人任自民党总裁后不久被问及“当前最大的责任和义务”时，他是这样回答的：“现在是再现民主议会政治的时候。至今为止的与在野党对立状态中的‘力的政治’是不行，应该在忍耐和宽容中相互合作、再兴议会。”这表明了他当前以“忍耐与宽容”为特征的政治“低姿态”，以及意图打开政治局面的立场。^[33]

此后，经过一系列的探讨，池田勇人内阁把经济政策推到最前面的意图逐步明确，与此相对应地，作为信息传递者的媒体方，压制了岸信介内阁辞职后不久成为社会争论焦点的《安全保障条约》等政治问题的相关信息，转向了对经济政策的关心。报道方式能够促进向“经济的季节”的转换。在此意义上，媒体放弃关注政治的焦点，这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一些商业媒体为能提供读者关注的信息而相互竞争，读者中也有人欢迎媒体的这种转换，并持有希望揭开不和谐的对立时代帷幕的想法。于是，在自然接受《安全保障条约》的半年后，世间言论的关心点转向了“经济政策”上。

最后在这里应该提及的是，给这种转换踩了“急刹车”，让人感受到危险性的是在1960年10月12日日比谷公会堂举行的自民党、社会党、民社党三党的讨论会上，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青年刺杀的事件。这唤起了人们对“二战”前恐怖时代的记忆，显示了日本民主主义的未成熟性。

（二）作为保证政策正当性的工具

作为政治语言的“经济增长”在向国民生活渗透的同时，也被用作了证明政策正当性的证据。并且，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为“经济计划”。这样的特征在鸠山内阁施行“经济自立5年计划”的时代已经产生。20世纪50年代的后半期树立了《培育石油化学工业的5年计划》和《钢铁合理化发展计划》，但这些都不仅仅是个别产业的计划立案。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期间，日本推进了1962年的《新产业都市建设促进法》和1964年的《工业整备特别地区整备促进法》等产业布局政策。并且，1960年6月的内阁会议上确定的《贸易和兑换自由化的计划大纲》，也在倍增计划的实施过程中被再次确定并推进。通过这样明确地表示“政府的作用”，制定经济政策的各官厅在所管辖的范围内朝着积极施行政策的方向前进。(www.daowen.com)

限定委托于自由的企业体制和市场机构的基本态势，这种动向可以说对于推进倍增计划是必要的。但是开始运作的不仅仅是这些。在倍增计划内阁会议决定之际形成和确定的《别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构想》是这种动向的根据。其代表性的政策为：1961年制定的以《农业基本法》为基础的农业政策，1962年10月内阁会议上决定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63年7月的《中小企业基本法》。

关于处理农业间、地区间以及企业间差距的政策，池田勇人首相的基本立场为“确信因为经济增长会产生缩小这些差距的可能”。对此，当时也有批判性的意见。例如长洲一二指出：“没有扩大和发展最低水平的提高是不可能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当然的。但是，即使高速增长作为消除二元结构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饼子如果不变大，切下来的一块饼的大小自然是不可能增加的。可是每个人取饼的多少会因为切法的不同而有差异，这是事实的情况。把‘二元结构’作为问题的人们不是反对把饼做大，而是考虑如何用刀子切饼的切法问题。”^[34]

这样的批判作为事实上存在的问题被写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期探讨报告》，成为必然的结果而被接受。虽说如此，但没有按照实际的情况也没有经过确认的程序，着手实施的《农业基本法》和《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就出现了问题。当然，《农业基本法》是推进“纠正与其他产业生产性上的差距时，以提高农业的生产性以及增加从事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从而让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与其他产业的劳动者过上同样条件的生活为目标”^[35]的必要施政政策。从那个原则来看，是沿着倍增计划中所加入的想法而展开的。但现实是，从对农地法等的制约在被指出的同时完全没有着手的事实来看，并没有提高自主家庭经营的劳动生产率，也没有能够扩大经营规模，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因此，与米价相关的补偿性生产费等政策上的补助变得必要，并且政府投入了许多以经营合理化为名目的大额资金。

在产业布局政策上，围绕指定新产业都市的引导运动由于过热产生了危害。并且对于该运动之外的人们制定了缩小差距的目标。这些演变成了扭曲的方式进行的与“饼的切法”相关的争论。“全国综合开发计划”针对倍增计划带来的在重点工业开发过密问题等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提出了“从开发效果好的产业开始按照顺序集中地开发的‘据点开发方式’”，^[36]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抽象地说，不论是农业间的问题还是产业布局的问题，都不是如同池田考虑的那样是能自觉解决的问题，其限度在于寻求弥补“市场的失败”的政策性干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所实施的各项政策，以《农业基本法》作为典型，具有与“政府的失败”相关联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能正确理解看上去无药可救的进退两难的状况，这与其说是“政府的失败”，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失策”。

与“政治上的失策”相关联的重要事情，在于考虑以下的政策决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即使《别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构想》的内容能够作为这种争论和新政策的根据，实现该内容的契机还是在于1955年体制的内部。前面曾论及的1955年的体制是以“经济增长论争”为轴，被评价为维持经济稳定的政治体制。但是在这里不仅看到在野党与执政党相对立的轴，更重要的是不应该看漏作为重要因素的决定自民党政策的结构。

根据《保守协议》获得稳定多数支持的是自由民主党，即使其党内的政策决定与以往的过程完全不同。1956年的预算案是4年来第一次在3月份通过，并且在向国会提交之前，接受了自民党内部大幅度的修改。^[37]并且在向国会提出之前，接受了自民党大幅度的修改。通过这个例子可看出，由保守合同所实现的1955年体制中，向国会提出前通过政府和在野党间的冲突，对重要法案、预算案进行审议和修正的状况已成为惯例。“对自民党关于政府提出的法案，进行了在向国会提交之前必须事先按照‘政调会’的相关部会、‘政调审议会’、总务会的顺序进行意见调整的严格要求。”^[38]

在“政策决定过程”逐步制度化的进程中，在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进行论战的基础上，已经暗示了党内进行调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并且，以各自的选举基地和关联团体的请愿为背景，在野党议员寻求个别内容的修改成为常态。个别利益集团提出的要求，仅限于依据“经济计划”的抬头和内容的才能被正当化。于是有了“议员群体”的诞生。《别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构想》的内容若追加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也反映了如上政策决定的过程。因为这些非常深入地与预算要求纠缠在一起、与“饼的切法”相关的争议，所以经历了该过程后，实现的结果正如下村所评判的那样，并没有将“增长的成果给国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