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分科会到1963年12月底为止频繁地召开审议会，合计可达到94次，审议的结果在同年的12月6日形成了《中期探讨报告》。不制定补充性探讨报告，而是制定《中期探讨报告》的理由在于：比较一下制定倍增计划当时的状况和现在日本的经济状况，较短的时期内内外形势发生了相当的变化。感觉到必须下决心制定具体的方针。那种态势的变化已经在最近放进了报告案中，同时关于这一点我们愿意倾听大家的意见。把开始定为“补充性探讨”的工作后来改为“中期探讨”更为合适。^[24]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中期探讨报告》中关于产业布局问题和地区政策、科学技术振兴政策、综合能源政策、人的能力的开发等问题，表明了中期探讨“因为时间关系和资料上的制约并没有充分地展开”所具有的保留性，承认了重新认识倍增计划整体的意图。

以该报告的主文部分为中心回顾其内容，《中期探讨报告》由第1部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构想和现实”、第2部分“确保高速稳定的增长”、第3部分“低生产部门的现代化”、第4部分“强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共四个部分构成。从结果上看，在计划制定之际成为争论焦点的问题是最初3年9%的增长率设想，其实绩超过了计划预期，经过了重新认识的《中期探讨报告》中，对计划和实绩作了如表3-6所示的数据归纳。

表3-6　《中期探讨报告》中计划、实绩的对比^[25]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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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3-6所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960年13%，1961年14%，1962年5%，以及预测1963年6%～7%左右，表明1961—1963年能实现平均9%的增长。这期间，个人消费支出大致是按照计划预测的速度增加，投资实绩超出了计划的56%。远超过设想的设备投资的扩大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要因，从对增长的贡献度这一点来看，相对于计划的12.9%，实绩为29.3%。^[26]这一结果推动了产业结构的重化学工业化，第二产业的构成比在1961年已经达到了目标。但贸易收支以赤字的状况向前推移，由于长短外资的流入，使综合收支出现了黑字。虽说由于出口的增加，国际收支整体提高，但因为外币的制约引起了景气调整的状况，使这一实绩面临着极限。^[27]

同时，《中期探讨报告》在讨论计划和实绩偏离情况之际，指出了计划方法论上的问题，以及基准年度和目标年份及中间年的位置确定的问题，把高速增长的成果总结为五点：①工业结构的高度化；②强化国际竞争力；③大幅度地增加雇佣；④增加人均国民收入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⑤增大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另外，报告也较多地指出了高速增长的不良后果：①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保持稳定性的问题；②消费者物价上升的问题；③生产力水平较低部门的发展迟缓的问题；④特别强调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整备落后的问题。并且进一步表明了今后经济增长的新条件应该是：①向开放体制的转移；②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困窘；③伴随着高水准产业设备投资有必要提高人的、物的生产性的看法。

《中期探讨报告》于1963年12月19日提交给总理大臣。1964年1月，按照这份报告的宗旨，由总理大臣再次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剩余期的中间计划情况”进行了审议，同月22日的经济审议会上关于如何接受审议议题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从“在制定新的5年计划之际，要么考虑把10年倍增计划从形式上废除，从新的立场来制定；要么从10年倍增计划框架内的内容”开始。中村伊知郎部会长提示了三种做法：①以纠正高速增长带来的不平衡为中心；②以政府的政策为中心制定方案；③以民间私营部门为中心，仅做经济稳定指标的预测。中山伊知郎部会长在制定《中期探讨报告》之际，表明了以下态度：“大家在进行中期探讨的时候，并不是以政府政策为中心去做，而是应尽可能放松对民间部门的束缚，仅倾向于政府制定的经济稳定指标就可以。”^[28]

对于中山部长的说明，有赞成和反对的两方面意见：“虽不拘泥于倍增计划，但局限于计划自身。政府的计划是好的，民间的预测、经济稳定指标从制定之初就应该清楚地决定了”，以及“中山委员所列举的3个要点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其中的第2点是重要的。随着自由化的推进，当出现了不均衡的时候，若想修改这种状况，除了预算和金融之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29]结果，当初预定的新部会的名称从“计划部”向“企划部”变更，在审议开始的时候综合部会被废除了。于是，从1961年4月到1963年12月期间持续的收入倍增计划的“中期探讨”阶段结束，从1965年起开始了中期经济计划的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