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重新定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领导者和组织的决策

重新定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领导者和组织的决策

时间:2023-05-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可以说,“主体框架”和“政策支柱”两大部分被认为是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前提。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初“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制定重点放在了“长期的政策内容”上,并表明根据“政策支柱”内容来调节“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基本方向的意图。关于以上六个方面的基本认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制定纲要》中已提及,但其涉及的详细内容和具体问题表现在以下各项要约中,如表1-4到表1-9所示。

重新定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领导者和组织的决策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集合当时日本社会精英而制定的一项长期经济计划,该计划的制定和决议过程都经过了反复论证和探讨,政府共设置了4个专业部会和17个专业性小委员会,各部会委员、专家委员等有250名,而参会的委员、专家、民间有识人士、政府职员等更多达2000余名。[19]

(一)专业部会的设置和构成

如前所述,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目标,需要探讨两个问题,即预期的经济增长能否达成,在达成目标的同时为了避免对以后的经济增长产生阻碍,在政策上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政府在综合政策部会之外,专门设置了方法论探讨小委员会和政策探讨小委员会。前者围绕计划的“主体框架”展开讨论,小委员会就1960—1970年日本将达成的经济增长情况和预计演变成的经济结构进行预测,并按照国民所得收入计算的大项目进行探讨。后者的探论围绕“政策支柱”展开,就当前必须解决的各种问题,例如如何从本质上充实完善社会基础设施、改善企业体制等,进行深入探讨。两个小委员会将讨论结果提交给综合政策部会。之后经过改组,方法论探讨小委员会和政策探讨小委员会重组为政府公共部门部会、民间部门部会和计量部会,加上原有的综合政策部会,共形成四个部会,各部会所承担的任务以及重点审议事项如表1-3所示。

表1-3 专业部会的构成[20]

(二)专业小委员会的设置和构成

专业部会下设有专业小委员会。各专业小委员会的设置是与专业部会所探讨的当前必须解决的重要政策课题一一对应的,专业小委员会的讨论内容围绕各重要课题的内容及急需解决、审议的事项展开。16个专业小委员会加上民间总括小委员会,共有17个小委员会。小委员会委员长人选由专业部会长从所属部会委员中委任,小委员成员则由委员长来选定。各小委员会和委员长如下所示:[21]

投资分配小委员会。 (小委员长:稻叶秀三)

②产业用地小委员会。 (小委员长:土屋清)

交通体系小委员会。 (小委员长:秋山龙)

④住宅、生活环境小委员会。 (小委员长:谷重男)

⑤治山、治水小会员会。 (小委员长:福良俊之)

⑥工业高度化小委员会。 (小委员长:石原武夫)

能源小委员会。 (小委员长:巽良知)

⑧贸易小委员会。 (小委员长:赤松要)

⑨科学技术小委员会。 (小委员长:向坊隆)

教育训练小委员会。 (小委员长:佐佐木重雄)

⑪农林近代化小委员会。 (小委员长:场德造)

⑫中小企业小委员会。 (小委员长:竹内正已)

社会保障小委员会。 (小委员长:今井一男)

⑭工资、雇佣小委员会。 (小委员长:内藤胜)

⑮生活水准小委员会。 (小委员长:氏家寿子)

⑯财政金融小委员会。 (小委员长:森永贞一郎)

⑰民间总括小委员会。 (小委员长:高桥龟吉)

从专业部会会长和小委员会委员长的构成来看,稻叶秀三和高桥龟吉同时兼任专业部会会长和小委员会委员长,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19名核心成员中,7名来自大学,5名来自政府,2名来自企业,3名来自政府和民间智库,2名来自媒体,这些成员均是各领域的杰出代表。[22]

(三)“基本构想”的审议和“主体框架”的产生

1.对“基本构想”的审议

在“经济审议会”之前的综合政策部会上,委员们就“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基本构想进行了反复的斟酌和推敲。方法论探讨委员会和政策探讨委员会分别将各自的探讨成果归纳为“主体框架”和“政策支柱”,并于1960年5月19日提交给综合政策部会,综合政策部会在了解并同意其内容的基础上,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制定纲要》。(www.daowen.com)

可以说,“主体框架”和“政策支柱”两大部分被认为是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前提。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初“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制定重点放在了“长期的政策内容”上,并表明根据“政策支柱”内容来调节“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基本方向的意图。但后来逐渐发现,即使是政策的探讨,某种程度上数量上的依据是必要的,并且为了政策实施上的轻重、顺序判断以及计划整体上不出现相互矛盾的内容,数量上的框架显得尤为必要。在此意义上,其所制定的“主体框架”成为各部会在开展工作时的数据依据。

2.计划的“政策支柱”

其中,政策讨论小委员会就今后10年的长期性政策课题进行了系统性整理,其向综合政策部会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六个方面:①充实社会基础设施;②引导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③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④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技;⑤缓和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安定;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和财政金融的正常运行。[23]

这些内容表明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制定之初,即已具有明确的政策目标,而且日本政府对这些目标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关于以上六个方面的基本认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制定纲要》中已提及,但其涉及的详细内容和具体问题表现在以下各项要约中,如表1-4到表1-9所示。[24]

表1-4 “政策支柱”的要约1

表1-5 “政策支柱”的要约2

表1-6 “政策支柱”的要约3

表1-7 “政策支柱”的要约4

表1-8 “政策支柱”的要约5

表1-9 “政策支柱”的要约6

以上总结的各项要约是“政策支柱”的实质性内容,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制定之初的各项明确目标,以及为达成各项目标对政策性要素的重视程度。

3.计划的“主体框架”

表1-10所示为“主体框架”的各项数值,这个“主体框架”发挥着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作为第一次试算向各部会展示整个经济发展的全貌;第二,对于各部会提出的意见进行正当性的检查。被采用的基本观点是:“对经济增长率为年均6.5%~8%的评价。”对于计划实施期间增长率的起伏并没有考虑,只是预测了其整体的增长趋势。

表1-10 “主体框架”的数值[25] (单位:亿日元)

续表

说明:括号内的数值是倍增计划最终报告书中的数值。

关于“主体框架”的制作方法和数值构成,简单概述如下:

首先,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支出各层面,按照各项目分别列出了简单的方程式。例如:民间消费支出占国民收入百分之几的方程式。相关比例就是所谓的中间参数,关于其具体的大小如何决定的问题,属于制度性的决策要素的,按照前文所述的“政策支柱”中的考虑方法来决定,其他的决策要素则按照“企划厅用语”中所提及的“一次性预测结果”来使用。从过去的经济发展倾向中导出的参数如果没有得出期望的结果,就将其改为合适的参数。例如,从现状的趋势中如果得出个人消费性格倾向增加的情况,就会出现个人储蓄率超过20%的数值,基于这个数值的非现实性,于是要修改相应参数。像这样从过去的业绩中导出的消费性格倾向、贸易依存度等参数是不能直接使用的,其应该是加上了各自部会的主观判断以及对可能发生变化的预测,所以在模型中使用极为简单的公式。以此方法做成了“主体框架”的各项数值,如表1-10所示。

其次,应注意的是,在“主体框架”中“储蓄与投资的平衡”“雇佣构成”“贸易结构”的数值没有列举出来。这是因为关于储蓄与投资平衡的收入分配的推算,达到雇佣平衡的就业人员供给,尤其是有效就业率等问题,在该阶段的统计工作还没有完成。并且,关于世界出口贸易中日本出口所占的份额,因为还无法按照贸易自由化的效果来得出结论,只能在表中放入与必要进口额(进口依存度为16.7%)相等的出口额的数值。此外,应提及的是,“主体框架”中只粗略显示了目标年份的国民收入计算,关于物价体系、产业结构、金融结构等完全没有提及。

以上论及的“政策支柱”和“主体框架”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基本构想,是为开始实施各项内容所做的具体准备,也是各小委员会开始工作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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