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日本经济，从复兴计划开始到现在论及的倍增计划，已经出台了10个以上的经济计划。不管是哪个计划，其共通点在于制定时会有两个基本的思考问题：第一个是经济增长率的问题，第二个是经济增长制约条件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弄清楚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及其结构的变化。即分析至今为止经济发展的内容，再预测其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在第一个问题的基础上展开，预测到的状况包含一些不被期待出现的要素，在可能的情况下找出它产生的原因，再根据政策方向寻找解决的方法，从而进一步找到期待的经济模式。通过寻找解决方向和方法，能够预测到政策实施之后的经济状态，并能够显示政策方向的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

（一）日本“计划经济”的主要推算方法

在日本开始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前，日本经济史上的“计划经济”由于对以上两个问题把握程度的不同，产生了不同时期各具特色的推算方法。其中，在方法论上具有显著特征的是日本昭和30年（1955年）“独立五年计划”中所使用的科尔姆方式，以及昭和32年（1957年）“新长期经济计划”中提出的假定增长率法这两种。

1.科尔姆方式

这个方法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研究经济并意图构建经济的整体框架。所谓经济的供给面是指从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动向来探讨经济的可能增长率，且经济的增长率采用国民总生产的增长率来表示，把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特别列举出来。首先，劳动力的推移可从人口推算中预测，然后乘以人均国民总生产额，从而算出国民生产总值。制定方式如图1-1所示。

图1-1　科尔姆方式的经济计划的制定方式^[12]

如图1-1所示，首先必须决定的重要系数是用劳动力率和从业人员人均国民总生产来表示的劳动生产率。该系数能对将来经济的推移、存在方式等做一定的判断，例如将完全失业者的数量停留在劳动人口中的1%，表示向完全雇佣靠近的含义。再算出国民总生产，必须决定下来的是与之相应的国民总支出的存在方式，同时把资本系数、消费倾向等系数作为媒介来决定支出的内容，但应注意的是国民总支出的内容必须与之前算出的国民总生产所期望的形式对应。支出的形式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模型，政策性判断模型都是从中选择出来的。其次，从国民总支出的计算式中运用进口依存度，决定进口的规模，再决定能够维持这个模型的出口规模，并向更高程度进行提升，这样就形成了出口政策的目标。

如上所述，在各种预测值中以确定性比率较高的生产年龄人口的推移状况为基础，首先要探求可能增长到什么程度，然后明确实现它的条件，再在此基础之上把实现增长的政策给导出来，这就是该计算方式的一大特色。

暂且不论这个方法是否具有纯理论推算的特点，就其本身而言就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在预测增长率的同时，使用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原本经济增长要被限定在一定水平，即要了解不能把经济增长推向更高水平的制约条件是什么。比如说，“二战”后日本所经历的国际收支的最高限度，如果过于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率，不仅相应的进口会增加，出口也必须不断增加，最终会出现国际收支赤字，这样导致不可能出现超出现状的经济增长。同时，尽管人口很多，但因为资本有限，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最终经济增长只能在资本储蓄的限度内进行，而劳动力只能被不完全地利用。因此，经济增长通常要受到最低制约条件的限制。

如何解决最低制约条件限制是政策上的问题。同时，在预测经济增长时根据最低制约条件，来探讨可能性的增长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当时日本采用所谓的科尔姆方式从劳动力这一方面来预测经济增长其实并不合适，因为根据丰富的生产要素来预测经济增长在理论上是有问题的。而发达国家能够采用科尔姆方式是相对资本所对应的劳动力不足的条件而进行的论证，这是劳动供给成为最低制约条件的证明。但在当时的日本，出现了资本相对不足的状况，则应该以预测资本的动向为基础来预测经济增长的能力。这意味着后来下村治展开的经济长期发展可能性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以投资额乘以产出力系数，算出国民总生产增加额的方法。^[13]

2.假定增长率法

以经济形势为依据假定几个增长率，探讨在各种增长率下会产生怎样的制约条件，到什么程度有解决的可能性，最终判断出合适的经济增长率，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各经济领域具体的计划，这种方法就是在“新长期经济计划”中所采用的假定增长率法。“新长期经济计划”的实施顺序的如表1-1所示。

表1-1　假定经济增长率法（新长期经济计划的方法论）^[14]

注：表中的A、B、C分别为假设的经济增长率。
A.4.5%，与“二战”前的平均增长率相近的水平；
B.6.4%≑6.5%，处于A、B的中间水平；
C.8.9%，与1954—1955年的高速增长率相近的水平。

首先，以前期的经济发展势态为基础选定几个增长率（从中去除景气变动因素后延长的“基准状态”），确定假定目标年份的经济规模。其次，进行与其经济规模所对应的主要平衡要素（包括雇佣、储蓄投资、贸易等）以及被认定为阻碍性行业的预测。为计算出各平衡数据，应使用资本系数和人口数据等媒介进行推算，以这些媒介所算出的平衡结果，最终选定使之处于平衡的最适宜的增长率。

根据这种方法得出的粗略结论是，5年后暂时达到平衡雇佣状态需要6.5%的年增长率，并且此增长率不会对储蓄投资平衡、贸易平衡产生阻碍。也就是说，若想实现进一步的增长，必然会受到储蓄投资和贸易平衡的条件制约。这表明目标年份的1962年左右，在投资、国际收支上体现出较低的制约条件。

1960年春季发表的《二十年后日本经济的展望》也基本采用了假定增长率法。其假定日本20年后几乎达到与西欧相等的经济规模。展望长期的经济发展，与其说是探讨能不能达成这样的增长率，倒不如说是找出如果实现这样的增长率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根据这样的思路，社会间接资本的发展速度能够保持现状而不产生阻碍的话将是最好的状态。另外，关于就业问题，从今后生产年龄人口的变动来看，与高涨的就业需求相对应的是劳动供给不足的状况，如果劳动生产率不大幅提高的话，劳动力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进而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

综上所述，作为判断依据的各种预测数字，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以资本系数、劳动力率、进口依存度这些系数为媒介来推算经济增长率的。以上两种计算方法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都不同程度得到采用。

（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制定方法

1.“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制定顺序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指在近10年内将经济规模翻倍作为目标，主要用于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这样的经济增长能否达成；第二，为了实现该计划并避免对今后的增长产生阻碍，在政策上应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向。

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日本设立了方法论讨论小委员会和政策讨论小委员会，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研究。这两个小委员会得出的一致结论以计划的“主体框架”和“政策支柱”形式提交给了日本综合政策部会。“主体框架”包括今后约10年内日本的经济增长率究竟是什么样的程度，在此增长率基础上经济结构会变成什么样，并按照国民所得收入计算的大项目进行探讨的结果。“政策支柱”是指现在有必须解决的各种问题，例如从本质上探讨完善社会基础设施、改善企业体制等问题，还要体现出经济增长中应发展的方向，选出政策的中心课题。整个探讨过程中，在“主体框架”的基础上表明“政策支柱”的方向，且两者之间可互相取长补短。

经过以上两大方面的阶段性探讨，日本的17个小委员会再把政府公共部门和民间部门分开，并就各自不同的专业领域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例如，工业高度化小委员会探讨的是今后矿工业生产的推移及工业高度化存在的方式；投资分配小委员会探讨的是如何进行投资的分配、怎样投资才能对经济的发展有益等各种外部条件的整备问题。在这些小委员会的探讨中，“政策支柱”和“主体框架”作为显示整体框架以及体现整体框架之间相互关系的两大部分被作为标准来参照和运用。例如，租金雇佣小委员会在独自推算雇佣需求时，运用了“主体框架”中以生产收入为基础的计算方法和过程。当然，也出现了各部会在各专业领域探讨出的结果与“主体框架”的预期值不同的情况。于是，各部会将讨论的结果综合起来，进一步修改“主体框架”的内容。实行这项操作的是计量部会，基于修正的态度，计量部会从各部会得出的结果是否与经济整体发展状况相契合这一点出发，来考虑计算结果是否妥当并进行修改。也就是将最初的“主体框架”与各部会的结论相对接，在探讨各自妥当性的同时描绘出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从而进行修正。不言而喻的是，各部会提出的数字涵盖了各自的政策主张。^[15]

2.经济增长率的预期值

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首先涉及预测经济增长率的问题，而研究经济增长率，有必要了解至今为止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日本经济的复兴阶段，旺盛的复兴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然而一旦经济复兴阶段结束，必然会产生需求过剩的问题，因此必须挖掘新的消费需求、实施技术革新，并使之成为维持经济高度增长的新元素。而挖掘新的消费需求，需要提高消费支出的增长率并增加消费支出项目；实施技术革新则是通过投资需求的增加速度、投资对象行业和设备种类等指标来判定的。投资有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这两方面的内涵，前者需要考虑投资乘数，后者必须考虑与投资产出系数的关系；而产出力系数和投资乘数并非固定值，它们受各种因素影响而产生变动。

关于产出力系数，通过技术革新导入更加有效率的设备是该系数提高的原因之一。在以往对劳动力依存度很高的产业向对资本依存度高的产业变化的过程中，随着产业构造变化，产出力系数会下降。并且，随着道路和铁路运输部门整备程度的提高，每个单位的设备资本效率也会提高，部门整备如果比设备资本的增加更迟缓，该系数也会下降。

关于投资乘数，如果消费增长呈现钝化的状态，投资乘数的值就会变小，即使产生同样的需求，却需要用到更多的投资。而需求的均衡是指通过投资来形成需求与供给的均衡状态。如果遇到投资乘数变小、产出力系数增大的情况，为增加需求而加大投资的这种行为会造成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状态。这样就决定了与之相应的经济规模，并且由于下一时期的投资又由这一时期已形成的经济规模所决定，所以就形成了通常所说的“加速度理论”。某种经济规模相应地会引来投资，但投资也并不一定只会受之前的经济规模的限制，资本的现存额、预测将来的收益性等同样都会对投资决议产生影响。(www.daowen.com)

接下来经济将会进入下一个循环，会重新进行再投资，上述的产出力系数、投资乘数等要素会推动经济的继续发展。这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应该被提及的循环状况。按照以上的顺序来看日本经济的发展状况：第一，消费增长比投资增长缓慢；第二，产出力系数逐步下降。这样的倾向表明，一方面为促进经济增长应增加更多的投资从而增加需求，另一方面为弥补产出力系数的低下必须增加投资。这要求企业家在设备投资上为应对激烈的竞争和技术的变化，为在竞争中获胜以获取更多的收益，就必须更大程度地增加投资。

此外，有必要考虑的是产生供给过剩的危险后果。要消除这个危险后果，必须提高投资乘数，换句话说，就是让消费的增加率接近投资的增加率，从而防止产出力系数下降。为此，应该充实相对不充足的社会基础设施，让技术革新顺利进行。这是让企业的设备投资不白白浪费、能够有效率地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从当时的消费倾向、消费增长率、投资乘数及产出系数的下降等方面综合判断，1960—1970年的年均增长率预期为6.5%～8%。

纵观经济的整体发展状况，根据设备投资和产出力系数算出增长率，同时用科尔姆方式，根据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算出增长率，并根据以上论及的要素得出结论。首先，1960—1970年的劳动力平均年供给增加率预计达到1.2%，并将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趋势。劳动生产率的年上升率在第二、第三产业部门中预计达到5.5%～6%，而设备资本的增加率是9%～10%。为对应劳动力需求的增大，仅仅依靠增加和补充新劳动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大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其次，结合需求层面和供给层面进行综合性探讨，结果显示，企业设备固定资本系数受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虽略有提高，但进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后半期，随着社会资本、基础设施的充实，将会出现水平发展的趋势。而革新性技术的导入也会带来与产出力系数上升相抵消的状况，投资乘数随着消费增长率的上升也会变大，但是整体经济有望高速增长，以及企业对于劳动力的旺盛需求有可能推动工资的上涨和消费需求的增加。^[16]

3.计量部会的“主体框架”

完成了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后，接下来主要探讨经济增长的政策性课题或制约条件，计量部会提出了主要经济项目的相关试算，这些被统称为“主体框架”。

“主体框架”有两个作用。第一，作为第一次试算，向各部会提出与整体经济规模相对的经济增长率，推测主要参数，对经济关系进行分类。其中重要的是决定参数，并对经济状况不发生冲突的关系进行分类。

例如，以过去的经济发展态势为基础，通过国际比较、定性判断等决定资本系数，算出与给出的经济规模相适应的投资需求。算出具体的投资额之后，可以推算出各产业中分配性的生产收入，进而从生产收入中算出劳动收入、法人收入等分配性收入。算出分配性收入后也可以推算出个人收入，然后根据决定的个人税率得出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而得出个人储蓄额。然后，对照所推算出的支出方面的投资需求、分配方面的个人储蓄额和法人保留等储蓄额，观察是否会出现与储蓄投资平衡不相符的地方。如果有不相符的情况，应立即修改投资需求，使其与储蓄额相符。

因为经济整体是处于因果关系之中且相互关联的，如果某个部分变动，会导致整体发生变动。所以，在整体达成一致之前必须纠正试算中的错误，根据达成的一致调整与所给出的经济规模预期值相应的经济结构。于是，作为第一次试算所算出的数据和具体情况，会分配到各部会，其会在各专业领域进行更为详细的探讨。

第二，模型体系具有能够运用整体的互相关联性得出结论的作用。被决定参数都是具有预测性的因素，例如资本系数、就业的收入弹性值等，同时还有行政投资率、间接税、直接税等政策上能够变换的制度性参数。

在各部会的研究中，如果出现部会中探讨出的数值与“主体框架”中的数值不相符的情况，一般会把各部会算出的替代方案放入“主体框架”中进行尝试。例如，如果有人提出“主体框架”中的第二产业收入过低的意见，就会把部会所预期的比该数值更大的数值放入“主体框架”中进行试算。这样必然会引起支出方面的投资额的变化，进而对就业需求、分配结构也会产生影响。最终会出现依据修改后的数字重新尝试研究经济整体的契合性问题。要考虑这个结果对其他部门的影响，一般会进行相关参数的修改。例如，在财政方面，如果出现与其他各项相比对行政投资更为期盼的预期值，与此相应，可改变行政投资率，并且也有可能通过改变税率维持其经济整体的契合性。^[17]

所以说，“主体框架”具有对各部会的意见、相关的政策（通过改变参数）进行探讨并检查各部会见解正当性的职责。与此相对应，精确地决定几个重要参数是至关重要的。关于制度性参数，依据“政策支柱”的主旨来决定，其他几个参数则作为“一次性预测”的数据来进行调整。所谓“一次性预测”，是指从各部会的讨论结果来看，无论如何都得不到与“主体框架”中的预测性参数相一致的结果时，则必须改变参数。例如，个人消费倾向从现状的趋势和弹性值的延伸上看，个人储蓄率超过20%实际上是不现实的状态，同时也是不被期望的态势。于是，就可取而代之地放入期待值的消费倾向值，当然，相应的是，必须提出防止消费倾向低下的政策作为保障。

需要说明的是，各公式以怎样的因果关系连接而成。“主体框架”中采用的各公式都非常简单，每一个结果都是由一个原因来决定的，而此原因往往是由前一个原因产生的结果提炼出来的，所以不能说一定是一个原因产生一个结果。在形式上，“主体框架”中并没有任何多元回归的公式。之所以使用这些公式，是因为这里并不是直接使用过去相关的公式中得到的参数，而是立足于通过判断参数是否合适、不断修正的立场，一方面要加上各自的判断，另一方面要预测参数的变化，所以使用多元回归公式比较困难。

从结果上看，需要说明的是模型体系整体相对于某些部分微小变化的反应比较迟缓，如果不是相当大的变化，将无法动摇模型体系。“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制定，是要制作一个长期的大框架，所以即使其模型体系反应略显迟钝，也不认为它存在着体系上的缺陷。整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体框架”中的参数及其推算过程如表1-2所示。

表1-2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体框架”的参数推算及公式^[1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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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主体框架的模型由需求、供给、就业和分配四个部分构成，各部分由相关联参数的方程式表示。其方法即前文所陈述的假定增长率法，先假定相应的经济增长率，再以此为前提决定模型体系中使用的参数，并运用试算中与模型体系相对应的各部门数值，若数值出现不一致情况，应及时变更、修改，从而最终确定。同时也要看到，参数中的资本系数、消费性倾向、各种收入弹性值的预测参数在政策意义上具有变更的可能性；而行政投资率、间接税率、直接税率等政策和制度参数只有依据部会的提案才能作出变更。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体框架”主要是从支出、生产、分配三个经济层面搭建的，同时具有将资产存在额度和收入相结合，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流通量和库存量相结合的特点。利用“三面等价”的原则来说明经济各部分因果关系的循环，并以此为基础试图展示经济计划的目标和政策方向。

应该注意的是，结果并不是仅从收入分析的范围中得出，而是在比物价、金融、产业等更为广泛的领域中分析得出的，但这同时也遗留了一些问题。另外，为描述整个经济结构，各部会做了以下两方面的调整：

第一，在财政收支层面，行政投资率比最初设想的数值要大，行政投资率从7.0%上升到7.9%，与此相对应的个人可处理收入率从96%下降到94%。

第二，在第二产业收入中，由于矿工业生产指数与最初的第二产业收入相对应，造成指数较低的状况，针对这一状况，提高了矿工业生产指数，与之相应的第二产业收入也随之增加。该过程中采用的是积累和提高矿工业生产收入弹性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