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面临着降低失业率、实现充分就业、扭转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等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日本国内经济学家、政府和国民对于这些社会问题的普遍关注直接催生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出台。

“二战”结束后，日本通过实施“国民经济复兴计划”和“国民经济自立五年计划”等，并受惠于“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美国支持等因素，到1955年经济已经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之后，由于受“神武景气”^[1]、“岩户景气”^[2]的影响，日本经济更是连续实现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同一时期，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均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二战”后科技革命和廉价的原油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均在5%左右。而日本当时整体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均落后于欧美，国际竞争力薄弱，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逆差，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收入以及生活水平等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可以说普通国民并没能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社会上存在着国民收入较低、收入差距悬殊、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大小企业间发展差距大等一系列问题。^[3]1955年到1960年，日本所有产业的平均年工资增长率只有5.6%，低工资问题不仅让日本国民怨声载道，使劳资关系日益紧张，而且直接导致了消费水平的长期低迷。日本经济陷入企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困境，严重阻碍了经济的持续性发展。以上国内外经济状况促成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出。^[4]

在经济思想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立“福利国家”体制、关注弱势群体和提高全民生活水平等成为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为了解决前述的社会问题，日本社会各界开始对经济发展的目的进行深刻反思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在日本国内的经济思想上，“福利国家论”逐渐取代“强国论”，大家普遍认识到建立福利国家必须从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关注民生问题做起。为此，经济学家中山伊知郎提出“工资翻番”的理论，其指出可将工资翻番作为劳资双方的共同目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则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手段。同年，时任大藏省财务调查官、国民金融公库理事的下村治提出“有效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并大胆表明“日本经济正处于历史上未曾有的蓬勃发展时期，可望长期实现11%增长”^[5]的观点。国际社会的发展主流和上述经济学家的观点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武装作用。(www.daowen.com)

在政治上，1960年日本时任首相岸信介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该条约引发了日本国内大规模的游行，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涉及阶层之广泛，在日本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结果迫使艾森豪威尔取消访日行程，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安保运动”。受该运动的影响，时任首相岸信介于1960年7月辞去首相一职，随后池田勇人被指定为新的日本首相和自民党总裁。池田勇人秉持柔和的政治姿态，致力于缩短政府和国民间的距离，努力倾听国民的声音，以期缓和社会紧张、挽回人心，从而尽快恢复公平有序的社会秩序。池田勇人早在参与首相竞选时就已接纳中山伊知郎的观点，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发表了《我的“月收入翻番论”》一文。面对企业界的普遍反对，池田勇人从实证角度对“10年之内实现国民月收入达到现在两倍”的观点进行了论证，并强烈呼吁国民理解和支持。在池田内阁成立之初，他马上提出了优先发展社会保障的观点，其指出：为充实社会保障，有必要保持经济的长期正常化发展，这是保持国民热情和行动能力的本源。可以说，在政治上，首相池田勇人的支持和推动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出台和顺利实施打下了基础。^[6]

1960年9月5日，自民党颁布了《新政策大纲》。以此为基础，池田勇人发表了《新政策大纲》的演讲，为国民总生产在今后10年实现倍增指明了方向。为此，所有国民应该充分发挥能力，以期实现与西欧各国同等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准。作为增长目标，今后3年保持9%的年增长率是不容置疑的，为达成该目标，政府的任务应该是“创造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减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将“实现每年收入的自然增长”作为重要任务。^[7]

关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池田勇人认为并不是简单地将收入提高至两倍，而是要创造实现收入倍增的环境及条件。其观点具体表述为：“经济增长需要通过国民自身的努力实现，而政府的任务就是提供顺利实现增长目标的条件和环境”。^[8]在池田勇人看来，相对于增长率这样的数字目标，更应该在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和条件上努力。池田首相和下村治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倍增”的理论逐渐为日本民众所接受，并得到了日本舆论界较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