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制定并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其经济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制定过程、核心内容、实施举措以及产生的社会效果等方面的问题研究早已引起了日本乃至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且研究成果也颇丰。以下主要就中日两国学者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相关研究进行概述性综述。

（一）日本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研究现状及评述

日本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多从促进公共投资、提高工业化程度和社会福祉水平、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具有代表性的论文研究如下：京都大学教授岛恭彦早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之初就在《收入倍增计划和公共投资》一文中提出，日本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由收入、行业及地区间差距造成的二重结构，而解决这些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公共投资；一桥大学山田雄三教授在《收入倍增的意义》一文中，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收入倍增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国民收入、国民总生产、经济增长率等的增加上，对当前日本而言，更应该体现在提高工业化程度和社会福祉水平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上；武藏大学蔵园进教授则在《收入倍增计划和中小企业》一文中指出，在该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中小企业应该通过充实资本、扩大规模、改进设备、改善劳动环境等缩小与大企业的差距，从而推动日本产业结构的转型；京都大学青山秀夫教授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的计划表及对其的再评价问题》一文中，通过评价“收入倍增计划”中制定的26项数值目标与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强调长期计划的制定应考虑实施过程中经济要素的变化。

随后，伴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结，日本社会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开始面临着经济发展战略转型、贸易摩擦、泡沫经济及其崩溃等一系列新的经济问题。因此，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经济高速增长的特定背景下所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关注整体上有所减少。

尽管如此，该计划在日本经济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日本政界一直在追踪并关注该计划的实施状况，对计划实施前后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及分析。在诸多关注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970年5月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计划科副科长远山任人在日本经济评论社发行的杂志《经济研究会》上发表文章《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和实绩》，该文对计划实施前（1960年）制定的目标和实施后（1970年）的实绩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并对计划目标的达成度进行了评价，同时指出了今后日本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其后，20世纪90年代末，以东京大学林健久教授、伊藤正直教授为核心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二战”后经济政策资料研究会的成员们，再次评价了这一由当时日本2 000余名社会各界精英制定的长期经济规划。他们普遍认为该计划在日本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战略地位，并用三年半的时间编辑出版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资料》。这是一套包含“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以及各部会、小委员会的审议过程和具体数据等核心内容的详细资料，合计91册。遗憾的是，该资料仅停留在对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上，缺乏对该计划整体上的功过评价和负面效应的反思。

最后，应该提及的是东京大学教授武田晴人于2014年5月出版的专著《解读日本收入倍增计划》，该书较为全面地概述了收入倍增计划的立案过程，简单地对其内容进行了归纳，通过比较揭示了该计划的达成度，并在书后附上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原文资料。可以说该书的出版在当代日本社会再次确立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地位，并增加了日本社会对该计划的关注度。但一方面该书存在对于当时日本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中小企业发展以及财政、金融等相关具体措施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另一方面因作者缺乏对中国经济发展情况的了解，书中未曾涉及对中国实施“收入倍增计划”的影响及意义的探讨，因此略显遗憾。(www.daowen.com)

（二）中国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研究现状及评述

在我国最先关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是经济学家孙执中教授。孙执中从事日本经济研究近50年，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提出“要使中国经济在20年内翻两番”的号召时，为了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他就率先翻译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书。其后，孙执中陆续发表了有关该计划的背景、理论、实施效果等多篇论文，为我国制定“翻两番”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参考。

近年来随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化，我国学者再次聚焦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邓聿文、金柏松、张车伟、顾建平、周长城、张凤林、刘宗平、康成文等学者先后就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表论文，他们的研究一方面集中在对该计划的出台背景、核心内容和实施效果的评价上，另一方面则力图探讨其对我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中国式“收入倍增计”的相关启示和借鉴意义。其中，学者邓聿文撰文将对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评价上升到促进整体经济大转型、构建新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度，认为通过实施该计划，日本得以构建良性循环的国民经济运行体系。对日本经济有深入研究的金柏松则认为，就该计划而言，有四点经验可供我国借鉴：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培养技术人才；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入；缩小和缓解各种收入差距及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学者康成文基于比较的视角，在对中日两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异同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经验及其教训对中国实施倍增计划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1]

此外，我国有一部分学者已经在关注收入分配改革中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来自收入分配方面。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志铭教授指出：收入分配改革的进度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进度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一文中，提出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而日本在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通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较好地缩小了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间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趋向均衡，基本完成了收入分配改革，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诺亚财富管理中心研究员袁力在专题研究报告《中国：增长潜力仍巨大》中设立专章研究“日本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特点”，提出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工人实际工资高速增长，日本居民收入的迅速提高为日本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条件，同期日本经济也经历了高速增长。李华教授在《新常态下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对策》一文中，指出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增幅放缓的新常态，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必要借鉴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而其间日本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行加大了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持力度，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提升了劳动者最低工资，协调了大小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2]

以上研究表明，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和我国的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成果也颇多。但日本的研究多针对该计划的部分内容或某一经济现象进行阐述和分析，存在缺乏与时俱进的现实意义的研究盲点。尽管NIRA收集和整理了大量该计划的相关资料，但缺乏对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的论述及反思；武田晴人教授的专著虽然再次引起了日本国内对于该计划的重视，但因缺乏对中国经济发展情况的了解而未曾涉及对中国实行“收入倍增计划”的影响及意义的探讨，这一点略显遗憾。我国的研究则多侧重于对该计划内容和相关启示的概述性分析，缺乏对该计划制定和实施全过程的系统把握和全面分析，更缺乏对计划中产业政策、中小企业发展等具体措施的深入剖析。所以，两国的研究都具有各自的侧重面，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本书在中日两国有关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研究的基础上，取各方研究之所长，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一步展开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