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决策。在过去四十年的对外开放历史进程中，主要经过了探索期、扩大期、深化期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对外开放新时期，中国实现了从相对封闭、到走向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也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

1978—1991年是对外开放初期以试点为特征的探索期。邓小平提出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确立了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并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我国进入了对外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探索期。1979年，中央迈开了对外开放的历史脚步，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同时考虑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试办经济特区。1984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形成了由4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组成的对外开放新格局。邓小平认为，经济特区是技术、管理、知识的窗口，同时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基地。

1992—2001年是以政策引导为特征的对外开放战略选择与实施扩大期。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解决了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问题，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开放促改革的目标，对外开放进入新时期，而如何扩大对外开放是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运用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提高竞争能力，更好地与国际经济互接互补。”1966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目前的对外贸易与利用外资水平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何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现阶段亟须解决的问题。随后在党中央的努力下，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由沿海地区扩大到了内陆省会城市，对外开放范围从工业扩大到了高新技术产业。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走出去”战略，中国对外开放初期以“引进来”为主，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要将“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1998年2月，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指出，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2002—2012年是以体制性开放为特征的对外开放战略探索和发展深化期。2001年11月11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它标志着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要求。我国加入WTO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愈发紧密，为了更好地融入国际环境，要优化对外开放结构和布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同时，加入WTO给我国制度性开放提供了机会，推动我国经济体制与国际规则对接，有利于更快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逐步由政策性开放走向了法律框架下制度性开放。(www.daowen.com)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梦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维度，站在“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上，坚定不移地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2013年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发展中前进，在合作中成长，目前，中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推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促进了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发展，赢得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赞誉；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怀柔雁栖湖畔举行，共建亚太伙伴关系，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2016年20国集团领导人相聚杭州西子湖边，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新格局；2015年6月1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签订，同年12月20日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的建立以及2019年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这些成就表明我国对外开放进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新格局。

但对外开放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需要付出对应的代价，这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过程，有机遇也有挑战。因此，我们所商讨的从来都不是对外开放是否应该进行，而是如何在维护自身切实利益的基础之上进行更合理的对外开放。习总书记在B20峰会上曾说：“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实现更广泛、互利共赢的局面。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是中国的战略选择。我们对外开放不会停滞，更不会走回头路。”总体而言，应当以对外开放是否促进了本国经济增长这一结果为导向来评价对外开放的效率性。任何国家都是基于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进行对外开放的，它是手段并不是最终目的。当对外开放的扩大，显著地提高了经济增长，提升了人民生活，那么这样的对外开放才是有效的，反之这样的对外开放就是没有效率的。同时，我们还应当意识到，对外开放的本质是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在参与国际交流和竞争时，必须基于本国自身的实力，同时实现自主创新。无论何时何地，开放都不能以牺牲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代价，如果开放损害了本国的经济发展，那么对外开放就如同无源之泉水、无根之树木。

学者研究发现，一国通过对外开放，同经济和科技更加先进的国家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吸收其先进技术和知识体系，是该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对外开放不仅影响经济增长，也影响技术效率的增长，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水平不仅仅体现在开放的规模，还体现在开放的质量上。那么，对外开放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如何实施对外开放才能使得经济有更好的发展？基于以上问题，本书在进一步阐述对外开放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机理基础上，通过1978—2017年期间中国的年度数据，从定量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