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决不仅仅取决于研发投入的量，更取决于一国的国家创新体系：高效、实力雄厚的国家创新体系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备条件。那么，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实力如何？体系的运转是否高效？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

我们首先讨论中国在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方面的优势。第一，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实力并不弱。研发投入（包括人力资本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对一国创新的能力有着决定性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人力资本和人口优势无疑是中国国家创新体系最为主要的优势。按照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在一次演说所提到的，中国每年有人数6—8倍于美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毕业。⁽¹⁵⁾据统计，2007—2011年，全球研发人员年均增长率为3.7%，而我国研发人员同期年均增长率为13.5%，为全球最高。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占到世界总量的25.3%，高于美国的17%（陈劲，2014）。就研发经费而言，尽管中国研发经费总额仍少于美国，但中国是世界上研发支出增长最快的国家。1996—2012年，中国的研发经费增长32.57倍，而美国只增长2.29倍；同期，中国的研发经费年均增长率高达24.3%，大大高于同期美国5.32%的年均增长率。⁽¹⁶⁾

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为中国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中国的市场经济为参与市场的中国企业（无论是民营还是国有），提供了激励自主研发和创新的商业环境。尽管现实中有许多企业并没有感受到这种激励，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已涌现了华为、中兴和腾讯等许多具有创新活力和引领世界科技前沿的企业。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对那些不进行自主研发和创新，只靠引进技术的企业进行了惩罚——市场是公正的，没有自主研发和创新，产能过剩终将降临。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仅淘汰了无数这样的民营企业，同时也对这样的国有企业造成极大压力，迫使它们重组、整顿甚至破产。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优势，如集中力量办大事和高效的政府执政能力等，为中国调动资源、克服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资金人才短缺等，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然而，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仍存在着严重的差距。其一，尽管中国具有明显的人口优势，使得中国每年所培养的博士和工程师等远多于美国，但中国培养的人力资本的平均质量低于美国。人力资本是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源力。为此中国不仅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更需要对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体制进行改革，使得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投入更为有效。改革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宽松、公正和自由的环境，鼓励从事研究的科研人员沉下心来搞研究，把冷板凳坐热。此外，作为教育改革的试点和方向，中国还应鼓励理工科类院校采取更加灵活的办学体制，如创立更多的类似西湖高等研究院这样的民办大学。

其二，就企业制度而言，阻碍企业研发积极性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短期行为；二是企业的垄断行为。而追求短期利益和过分依靠政府给予的垄断恰恰是中国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通病。中国管制环境的一大特征是对垄断（特别是来自国有企业的垄断）的容忍度较高，而中国对国有企业的干部任命制度又决定了中国的国有企业必然过分地追求短期利益，忽略长远利益。⁽¹⁷⁾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国有企业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激励机制，一般情况下甚少有研发投入。国有企业在规模和财务能力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决定了其理应成为中国自主研发和创新的中坚力量，至少可以持续进行非经典研发创新。

(1)　参见孙韶华、方烨、陈钢：《高耗能投资不降反升　多部委高调推进兼并重组》，《经济参考报》2013年1月9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109/c1004-20136049.html。

(2)　参见《中国企业债务率高达156%》，《21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6月16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6-16/doc-ifxtfmrp2108891.shtml。

(3)　如卡拉斯：《增加国内消费和壮大中产阶层》，载于林重庚、迈克尔·斯宾塞：《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黄泰岩：《中国经济的第三次动力转型》，《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2期。

(4)　如李扬、张晓晶：《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开放导报》2014年第6期；汪红驹：《防止中美两种“新常态”经济周期错配深度恶化》，《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7期。

(5)　参见Barro，R.Macroeconomics，5th edition，Cambridge：MIT press，1997．Ben-David，D.：Convergence Clubs and Subsistence Economie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8，Vol.55，pp.155—171．Blanchard，O.J.（2000）：Macroeconomics，2th Edition，New York：Prentice Hall，2000。

(6)　参见http://zt.ccln.gov.cn/xxxjp/zyls12/jjjs1/8260.shtml。(www.daowen.com)

(7)　参见李文：《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人民日报》2015年6月2日。

(8)　参见李文：《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人民日报》2015年6月2日。

(9)　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行为假设。参见Friedman，M.The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in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1957，pp.20—37； Modigliani，F.，“Life Cycle，Individual Thrift，and the wealth of the Nati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6，1986，pp.297—313。

(10)　参见《习近平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意何在？》，新华网，2015年11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19/c_128445566.htm。

(11)　参见习近平：《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应对世界经济挑战》，人民网，2015年11月19日。

(12)　参见龚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构建好国家创新体系》，《中国证券报》2017年6月24日。

(13)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发展中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条件是：其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率大于前沿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率。这样一个命题在龚刚等（2017）的理论模型中得以论证，参见龚刚、魏熙晔、杨学明、赵亮亮：《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14)　引自诺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参见《中国若没有自己的经典创新，中等收入陷阱无可避免》，http://www.cenet.org.cn/index.php?siteid=1&a=show&catid=123&id=68421。

(15)　参见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531/06/10758327_382436137.shtml。

(16)　参见世界银行WDI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products/wdi。

(17)　参见龚刚：《国企改革重在健全激励机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