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论述，新常态意味着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的发展阶段必然意味着新的增长方式。从增长潜力看，由于剩余劳动力已接近消化，增长的动力开始减弱，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从需求侧看，出口高涨将一去不返，投资高涨也已到了极限，因此，启动消费将是中国从需求侧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不二选择；从供给侧看，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将只能来自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这又意味着中国必须发展知识密集型经济。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新常态下，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在供给侧，而不是需求侧。

2015年11月10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¹⁰⁾这是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时隔八天，在11月18日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他再次提及：“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作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¹¹⁾

那么，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简称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它与前文我们所讨论的新常态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什么样的联系？

前几年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种最为主流的解释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然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吗？“三去、一降、一补”是2015年底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2016年布置的五大任务，这是一个年度工作会议，解决的是当前经济所出现的问题。当前出现的问题就是当前经济出现的一些短期问题，经济学当中称为商业周期问题。如果说将写入党的十九大党章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解决短期问题，无疑会大大降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

从“三去、一降、一补”的一些措施看：比如去杠杆，用债务置换；去产能“一刀切”的按比例关掉一些锅炉；降成本就是降电价，等等。这些措施很难看成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外，如果“三去、一降、一补”已经实现，这是否就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顺利完成了？

由此可见，写入党的十九大党章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三去、一降、一补”。本质上，“三去、一降、一补”就是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目标是解决当前经济中所出现的一些短期问题。⁽¹²⁾

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理解为“三去、一降、一补”，那么，应如何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已经知道，新常态意味着常态下（即不考虑临时性的经济波动而只考虑经济增长问题时）中国已不再是一个“需求决定型经济”，而是“供给决定型经济”。所谓供给决定型经济是指经济体的产量由其供给或生产能力（由劳动力、资本设备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组成）所决定，而不是由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所决定。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如果一个经济体是供给决定型的，则其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的供给基本上接近充分就业状态，从而成为产量的约束。正因为如此，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供给侧。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

也许有人会认为，尽管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是紧缺的，但中国的许多行业存在着产能过剩，因此，很难认定中国是一个供给决定型经济。然而，第一，劳动力从大规模剩余转向紧缺（或脱离土地与资本结合）反映的是经济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是一种不可逆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构变迁，从而必然体现为经济的发展过程从量变达到了质变。正因为如此，它必将改变经济环境，对经济体形成新的约束，由此而产生新的不同的经济变量的决定方式。常态下经济社会从需求决定型转向供给决定型正是反映了这种质的转变。(www.daowen.com)

第二，与劳动力从大规模剩余转向紧缺相比，产能过剩通常只是一种短期现象，正因为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用经济学中解决短期商业周期问题的宏观调控政策，如凯恩斯需求管理型的宏观经济政策予以解决，“三去、一降、一补”正是这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

第三，现实中，任何产能的运行都需要劳动力。当经济社会总体上存在着劳动力短缺时，需求增加，即使是那些过剩产能行业的需求增加，也只能使劳动力因工资的高低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其结果必然是某些行业的产量会增加，某些则会减少，总体则增加有限，甚至不增加，但通货膨胀则因工资的上升而加速。正因为如此，只要劳动力短缺，经济社会总体上就是一个由劳动力供给所决定的供给决定型经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是：新常态下中国已不再是一个需求决定性经济，而是一个供给决定型经济。然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结构”又如何理解呢？

许多人认为，这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结构”自然是指产业结构，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尽管这样一种理解在宏观上没有错，但似乎过于笼统，并在微观上很容易造成误导。例如，许多人会认为，通过建设开发区，引进高新技术产业，生产高新技术产品，就是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此外，也有人会认为，通过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的比较，增加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也是一种产业结构的升级。显然，按照此种提法，增加类似富士康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组装产业也可以看成一种产业升级。然而，正如后文将要展示的，富士康iPhone组装产业本质上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根本不符合新常态下中国的产业发展模式。

显然，上述分析是从经济社会所提供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来识别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的产业结构并不低，甚至领先许多发达国家。例如，中国能发射卫星，有自己的北斗系统等。但是，问题不在于能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而是这些产品和服务在中国是如何生产的，或者说使用何种工艺完成的。例如，中国也能生产一些非常尖端的产品（包括太空产品等），但其中的一些核心零部件（如一些具有高强度和高精确度要求的齿轮）必须以极高的成本进口，这并不是说中国自己不能做这些核心零部件，而做这些核心零部件的成本太高，如需要无数次地在模具上反复试错后才成功一个。然而，在发达国家，这些工艺很有可能就是由人工智能来批量生产。

因此，衡量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绝不能仅仅看它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否高端，而更应注重其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上的分工。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视角来看，所谓的产业结构升级实际上就可以理解为从产业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低端”向“两端”提升（见图8-2）。

图8-2　产业价值链上的“微笑曲线”

由此我们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提的产业结构升级实际上就是要发展知识密集型经济。这与前文所讨论的“从供给侧看，趋知识密集化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方式”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