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必然意味着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从而要求以新的增长方式发展经济。当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不适合新的增长方式时，必然形成增长方式错配，从而产生前文所述的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经济问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体现在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率的目标上。前文曾经指出，就经济增长动力而言，由于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既包括由资本投入带动的剩余劳动力的大量使用，也包括由技术投入（或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这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动力充沛。然而，在新常态下，由于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因此，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即增长动力减弱。

适当降低增长率目标符合前文由国际经验所论证的趋同假设。就那些进入趋同行列的国家而言，人均GDP水平越低（或经济越落后），经济增长速度就越高。特别地，当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增长率减速是一个普遍现象。

有必要说明的是，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并非意味着经济就不能以较高（或中高）的速度增长，或者说不能以高于发达国家2%—3%的速度增长。如果我们将过去近40年平均9%以上的增长率看成高增长，则未来中国以6%左右的中高速度增长并不是没有可能。事实上，就中国而言，人均GDP水平仍然不高，技术水平仍然相对落后，人力资本水平仍然偏低，经济体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平衡。这种非最优状态又同时意味着中国（在其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后）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上升空间，这种巨大的上升空间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

首先讨论需求的三驾马车中的出口。中国的出口增长曾经是最为强劲的，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不断上升：2002年至2007年，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惊人的22%，远远高于同期的年均投资增长率13.5%。然而，国际性金融危机则使中国的出口增长率急速下降，2009年甚至出现负18%的增长率，虽然2010年反弹至22.9%，但这完全因为2009年的基数太低，因此，昙花一现之后，出口增长率继续回落。

中国出口增长率急速下降的原因并非完全受外部环境的冲击，而是当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在经济起飞初期，中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因此，高速增长的出口不会对发达国家造成影响。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崛起，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在逐渐加大，而压力也在不断上升。“中国威胁论”“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等声音不断出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小于中国，这也同时意味着其市场规模的扩大小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因此，如果我们仍然不断地以百分之八或九的速度出口商品，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终将遭遇冰川。贸易的摩擦必将越来越多。最近中美之间所发生的贸易摩擦就是极好的例证。鉴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体在规模上已经匹配，从平衡发展的角度看，合理的出口增长率应和发达国家经济（或市场规模）的增长率相一致，即3%左右（龚刚，2008）。

就投资而言，投资高涨曾经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化事实：过去，中国的投资增长率明显大于GDP的增长率，而GDP的增长和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的增长和波动所引起。某种程度上，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是一种投资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投资依赖型的经济增长不仅意味着投资高涨，更为重要的是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并不体现为技术进步。由于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人均资本（和由此而带来的人均产量）的增长是有极限的，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投资依赖的结果只能是产能过剩。

然而，上述讨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将一味地忽略投资的作用和人均资本的提高。事实上，技术进步离不开投资，许多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方式需要投资来实现。因此，新常态下，我们仍然需要鼓励由技术进步所带动的投资和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如高铁投资等），尽管不应鼓励那些不能带来技术进步的投资。(www.daowen.com)

由此，在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启动将成为进入新常态后从需求角度继续拉动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不二选择。中国当前消费占GDP的比例大约为56%。而发达国家消费占GDP的比例达到80%，而全球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达例78%。因此中国启动消费（或消费占GDP比例开始上升）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力。按照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et al.，2012）的研究，当经济增长放缓时，唯有消费占GDP比例的明显上升，才能阻止经济继续下滑。按照他们的估计，当消费占GDP 62%—64%时，增长率继续下滑的可能性最小。

然而，中国的消费启动仍然存在着诸多障碍。首先，中国的收入分配仍然存在着较大程度的不平等。由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形成穷人“无钱可花”、富人“有钱不花”的强烈反差，因此，当收入更加不平等时，社会平均的消费倾向将更小：富人总是会把更多的钱储存起来。于是，收入越不平等，启动内需就越困难。

第二，中国在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不够健全，居民在接受基本医疗服务及社会保障等方面所面临的机会也不平等，这使得大多数居民（特别是中下层居民）对未来缺乏安全感。由于大多数家庭偏爱稳定的消费流（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行为假设），⁽⁹⁾因此，当未来生活不能得到保障时，家庭将出于强烈的预防性动机而更积极地选择储蓄，以防患于未来。于是，没有好的社会和医疗保障体系，启动消费也就越困难。

当前，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来自比较优势理论。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合理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而当剩余劳动力消化完成以后（即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经济就成为一种必然：资本密集能提高人均资本拥有量，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并进而提高人均产量。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经济在现实中也必然意味着以大项目来“吻”增长。显然，就生产方式的演变而言，这是一种静态化的比较优势理论。静态化的比较优势理论又可能产生某种误导。

按照两阶段理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化通常表现为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脱离土地而与资本结合。从动态意义上看，剩余劳动力的这一消化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逐渐转化的过程，即人均资本拥有量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生产方式并不体现为静态化的劳动密集，而是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逐渐转化（即工业化），这也同时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生产方式必然体现为从资本密集向知识密集转化。

这种动态化的比较优势理论更能反映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综上所述，当中国经济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或新常态）时，发展知识密集型经济、执行技术追赶将成为中国未来新的增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