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一直是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宏观调控明显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这种区别就体现在中国的宏观调控在坚持总量调控的同时长期坚持了符合自己国情特点的结构性调控。特别是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使得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与西方宏观调控的效果形成鲜明反差，并引起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有学者指出，正是由于宏观政策只关注总量调控而忽视了结构调控，才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因此，单纯关注总量的宏观调控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经济中的结构性变量和结构性调控措施，而关注结构恰恰与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不谋而合。⁽³²⁾

结合中国宏观调控的长期实践可以看出，结构性调控具有紧缩性调控与扩张性调控相结合、需求结构调控与供给结构调控相结合以及政策工具多样、调控手段多重等特点。

首先，从调控性质上看，结构性调控也分为紧缩性与扩张性两种类型。在1979—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1年、1993—1997年、2003—2007年五次紧缩性调控中，主要的结构性紧缩措施包括：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消费需求的增长、压缩信贷规模、实现贷款限额管理、实行价格管理、压缩财政支出结构中的行政管理费支出等；在1987—1991年的宏观调控中，开始运用结构性财政货币政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强信贷调节等；2003—2007年“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中对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资源耗费严重的“两高一资”行业的重点收缩更是体现结构性收缩的特点。在1998—2002年、2008—2009年和2013年至今的三次扩张性调控中，主要的结构性扩张措施包括：运用结构性财政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结构性减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向中西部等转移支付、保障和改进民生、支持科技创新与节能减排、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货币政策如取消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调整对个人消费信贷政策、支农再贴现和再贷款以及窗口指导、定向降准等措施等；注重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

其次，从调控内容上看，结构性调控既有对需求结构的调控，也有对供给结构的调控。其中，对需求结构的调控体现在紧缩性调控中的压缩投资与消费需求，扩张性调控中的扩大内需、鼓励出口等；对供给结构的调控体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城市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小企业与非公有制经济、政府机构改革，21世纪以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要素市场改革以及近年来的简政放权、降低税负、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鼓励创新创业等。

第三，从政策工具上看，结构性调控具有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几乎所有的宏观政策都可以作为结构性调控的政策工具使用，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经济计划、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价格政策、贸易政策、区域政策甚至粮食政策等。虽然西方主流理论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总量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中的结构性调控功能与货币政策中的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明显属于结构性调控的范畴。其他如经济计划、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价格政策等都体现为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政策选择，往往通过鼓励和限制等措施来实现不同的结构调整目标。

最后，从调控方式上看，结构性调控综合使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综合使用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两种方式。在这里，不能简单地认为与间接调控相对应的是总量调控，而结构性调控对应直接调控和行政手段。事实上，新常态以来以结构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为代表的间接调控手段在结构性调控中得到了大量的运用。

可以说，以结构性调控为特色的宏观调控不仅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常态以来的经济运行中也发挥了良好的调控效果。尽管当前中国遭遇三期叠加效应，经济进入速度换挡、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阶段，但增速依然处于世界前列，增量依旧庞大。从趋势看，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实现了两个层次上的重大突破：在总量与结构的关系上，不仅注重总量调控，而且更加注重结构性调控；在结构调控方面，不仅注重需求结构调控，而且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控，形成了“总量+结构”与“需求+供给”两大组合，与宏观经济运行的机理高度契合。这种结构性调控范式不仅弥补了西方主流理论仅包含总量调控的缺陷，丰富和发展了宏观调控理论的内涵，而且结构性调控政策的推出也丰富和发展了宏观调控的政策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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