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宏观调控的长期实践中，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双向调控，即“紧缩性调控+扩张性调控”。具体来说，可以根据政策操作性质将中国已开展的八次宏观调控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以应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紧缩性调控，包括1979—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1年、1993—1997年和2003—2007年的五次宏观调控；另一种是以应对有效需求不足、经济下滑或衰退等为主要目标的扩张性调控，主要包括1998—2002年、2008—2009年和2010—2018年的三次宏观调控。

第二，双轨调控，即形成一般层次上的“总量调控+结构性调控”的调控组合；在结构性调控中，形成“需求+供给”的调控组合。具体地说，在中国宏观调控的长期实践中，1979—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1年、1993—1997年和2003—2007年的宏观调控，表现为以结构性调控为主、总量调控为辅的调控方式；2008—2009年、1998—2002年的宏观调控则表现为以总量调控为主、结构性调控为辅的调控方式；201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则体现出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的调控方式。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有学者指出在历次宏观调控中都表现出双轨并行的特点，即在市场手段之外加上行政手段，在总量调控之外加上结构性调控，⁽⁹⁾并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经验之一。⁽¹⁰⁾当然，这里所说的总量调控和结构性调控仅仅简单地将市场手段与总量调控相结合、将行政手段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因此，与现代意义上的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有着重大区别。2015年以来在结构性调控中又出现了需求结构调整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的调控组合。

第三，调控目标多元。长期以来，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除了传统的四大目标即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之外，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还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调控目标，包括房价、土地、信贷额度、粮食，乃至钢铁、水泥、环境保护等，但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或者结构优化始终是中国宏观调控最为重要的目标。目前最为权威的提法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社会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最新的提法是2015年11月3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的“更加注重扩大就业、稳定物价、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防控风险、保护环境”。

第四，调控手段多重，即综合使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199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的调节。”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宏观调控实践经验时指出，“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坚持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发挥各种政策的组合效应”。此后历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未提宏观调控手段，仅在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科学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可见，在改革初期，宏观调控中偏重于更多地使用行政手段；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则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www.daowen.com)

第五，政策工具多样。卢峰把中国经常使用的政策工具分为总量参数型、准入数量型、产业调控型和行政干预型四大类，共包括24种实际运用过的宏调政策工具，既有利率、准备金率、国债与赤字这类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也较多采用的政策工具，也有信贷数量控制、银行窗口指导、投资审批核准、特定行业投资资本金要求等比较接近产业政策的手段，还有冻结建设用地供应、暂时价格管制、重大案例查处这类力度更大的措施。⁽¹¹⁾从宏观政策上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都充分说明了政策工具多样化的特点。

第六，调控常态化。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已进行8次，持续时间最短的为2008—2009年的2年，一般为3—5年，最长的为2013年以来至今的6年。

从上述实践特色可以看出，中国的宏观调控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比较，除了同时兼具紧缩与扩张双向调控相同之外，其他五项诸如调控方式、调控目标、调控手段、调控的政策工具以及调控的频度都明显不一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