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成本优势始终是竞争利器。之所以能够如此，两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双轨制度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私营经济在其发展的大部分时间内不承担，或者较少承担基本的社会保险责任。很长时间内多数私营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中不包括或者较少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这样的内容。近年来，随着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健全和新劳动法的实行，强制实行的五险一金对企业私营企业的规范作用越来越强，情况才有所变化。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在改革之初完全承担其职工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一些老国有企业的离退休职工负担甚至可能占其全部劳动力成本的一半。这一沉重的成本负担，加上用工制度中“不得解雇”的过时规则，严重影响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活力和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买断工龄，在用工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也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并轨做好了准备。特别是2006年劳动法的实施，为多种所有制企业平等地承担社会保险责任奠定了法制基础。当然，一直到目前为止，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在劳动法执行中还存在差距，但差距应该是在逐步缩小中。

二是城乡间“候鸟式”迁徙的农民工制度，压低了企业劳动报酬水平，为私营企业提供了数量巨大的“廉价劳动力”。30年来，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大规模进城务工的剩余劳动人口，其劳动力价值因为城乡间候鸟般迁徙，而比定居城市的劳动人口要低很多。农民工的家庭住房和家庭生活费用很大一部分在农村，子女抚养和赡养老人的费用也主要是按农村标准。因此，农民工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费用，在很长的一般时间里明显低于城市劳动人口。两者间的差额构成城市用工企业的“超额利润”。姚先国等人根据2003年数据估算，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工资差额的30%来自户籍歧视⁽¹³⁾。考虑到私营企业使用农民工的比例远远高于国有企业，其劳动成本优势在这里长期存在。应当如何理解如此巨大的工资差异的成因，及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呢？

首先，这里确实存在着非市场的制度约束，使得国有企业不能像私营企业那样“轻装上阵”，最大限度地从压低劳动成本中获取资本利润。我国工业化进程长期存在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巨大的农业剩余人口为工业化准备充足的后备军。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导致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下行压力。企业能够雇用廉价劳动力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私营经济的发展充分利用了这一规律，但是国有经济却因为旧体制的惯性，因为在经济体制转型中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以及作为公营企业必须依法合规经营的限制，而不能像私营企业那样“灵活高效”。人们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国有经济减员增效的改革引起的巨大社会震动中，看到这种制度约束的力量。这里的确存在着不平等竞争，而且，拒绝参与这样的竞争，是国有企业理应具备的品格。关键是，在分析公、私经济的竞争环境时，人们不应忽略这一点。(www.daowen.com)

其次，一部分国有垄断企业的高工资、高福利对总体数据有较大影响，这是应该在分析劳动力市场竞争时剔除的。垄断企业的高工资高福利并不影响垄断企业的竞争能力与赢利水平，相反，恰恰是市场垄断因素，加上政府规制的不到位，导致企业的超额垄断利润。垄断利润是高工资的原因，而不是其结果。正因为如此，国有垄断企业的分配制度才受到广泛的诟病，甚至累及整个国有经济。一部分国有垄断企业的高工资，与更多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承担了比私营企业更高的工资成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分析者不应该将它们混为一谈。

第三，提高劳动报酬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是双向的，随着产业层次逐步提升，其正向作用还会逐步提高。一方面，较高的劳动报酬成为提高企业人才市场竞争力的手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有企业员工总体素质较高的事实；另一方面，较高的劳动报酬对员工技术培训，以及企业技术创新，都有明显的正面效应。合理的人力资本投资，肯定会有回报。有人利用中国工业部门1999—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劳动力成本与竞争力之间的内在逻辑，得到的结论是：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呈现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劳动力成本提高1%，劳动生产率提高0.5%左右⁽¹⁴⁾。由此推论：近十年来国有企业劳动报酬的较快增长，已经不再纯粹是旧制度约束，而更多地表现为越来越适应市场环境的国有企业的竞争策略。进一步说，国有企业的较高劳动报酬背后，是国有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社会责任。从短期看，这可能是企业市场竞争中的额外负担，但从长期看，却有利于国有企业增强实力，可持续发展。善待员工、维护劳动者的权利和利益，健全工会职能，推行民主管理，这既是国有经济应尽的社会责任，又是国有企业应有的社会形象，长期坚持下去，必将引导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全社会劳动关系日益走向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