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节的分析集中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路径演变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特征，旨在阐明其效率属性进而增长过程的持续性。具体来说，上文试图建构一种因果关系，其中，作为“原因”的是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深化趋势（对立于劳动密集趋势）和压制市场制度（对立于遵循市场制度）。而作为“结果”的是部门层面，从而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借鉴后凯恩斯和新熊彼特理论传统，上文提出的将这些原因与结果联系起来的主要机制是，生产性效率（而非资源配置效率）在工业化和增长过程中的提升。

将本书的分析与现有文献联系起来，有两个重要问题必须面对。首先，这里认定的机制，是否真的适合用于建立因果关系，即是否适合用于确定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制度特征的效率属性？第二，即使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些特征对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净效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现有关于中国经济生产率增长的文献几乎全是建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核算分析，它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大多是否定的。增长核算分析通常依赖于总量生产函数的某些形式。在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由全要素生产率（a）的增长和资本-劳动比（k-l）的增长决定，即：

p=a+b（k-l）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否，取决于a也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表现。支撑这一假设的理论是，k的积累有其限度，即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假设。与此同时，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资本深化增长路径和长期导向制度的效率效应必然是负面的，而非正面的。它们似乎违反了市场原则，因此必然导致配置效率低下。事实上，新古典主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分析发现是，从改革开放的上半叶到下半叶，a的增长趋于放缓。这一发现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除非通过“完成向市场的过渡”以逆转a的放缓趋势。⁽¹²⁾

新古典主义分析可以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进行剖析。在理论层面，存在着一个成熟的文献，指向着：（1）总量生产函数这个概念性质可疑；（2）在何种意义上，各种形式的总量生产函数的经验应用，只不过是国民收入恒等式（总产出等于工资总额和总利润之和）的不同近似方式；（3）使用a（这是作为一个残差计算出来的）解释效率改进源泉的无用性。⁽¹³⁾

为了将本书的分析与现有研究进行比较，我们着重于第三点。概念上，方程p=a+b（k-l）在卡尔多传统中也被称为“技术进步函数”。⁽¹⁴⁾a是指并非承载于机器设备的技术变化，包括自发的技术进步（r₁）以及由产出规模扩张诱致的干中学和专业化分工深化效应（c₁q）。资本-劳动比率（k-l）的变化代表承载式技术变革，它同样是部分自发（r₂）、部分诱致（c₂q）。因此，(www.daowen.com)

p=a+b（k-l）=（r₁+c₁q）+b（r₂+c₂q）=（r₁+br₂）+（c₁+bc₂）q

这不过是方程式（4）的一个展开式，卡尔多-凡登第二法则。这里的关键是，生产率增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自集体学习（c₁）和需求诱致的资本积累（c₂）。就此而言，压制市场型长期导向制度虽然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但仍然能够通过集体学习促进生产率增长。同样，资本深化的增长路径也可能导致配置效率低下（在劳动力充裕的经济环境下），但能够通过承载式技术变革促进生产率增长。后者支撑着发展经济学中所谓的Feldman-Mahalanobis-Domar（FMD）模型。弗兰斯曼（Fransman）对FMD模型和相关增长理论的文献进行了最全面和深刻的评述。⁽¹⁵⁾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收入分配的替代性模型的背景下对此模型的正式介绍，可参见达特（Dutt）著作的各章。⁽¹⁶⁾

转到实证方面，回顾一下关于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记录：年均增长率从1978—1992年期间的5.8%上升到1993—2014年期间的9.2%。这一记录与上文的理论论述以及实证结果相一致，即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资本深化性质以及1993—2014年国有企业重要性的上升，导致了强劲的动态规模效益。然而，这一记录与新古典传统中大多数研究估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演变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以此为基础，它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在现有道路上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一种预测，即资本积累速度即使不完全崩溃，也必将很快放缓。但这个预测有充分的根据吗？回想一下，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加快，资本深化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此预测构建于就纯粹理论论述的基础之上，那它在FMD模型的文献中是没有定论的。如果预测是基于经验的，就需要更多的证据。为了支持这一预测，Zheng等人声称：

一个恶性循环似乎已经形成。高投资率积累了过剩产能，给制造业带来了通缩压力，降低了利润率，并在银行体系中积累了不良贷款。与此同时，利用出口吸收过剩产能，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增加，货币供应迅速增加，进而引发新一轮过度放贷和投资，产生更多的过剩产能。⁽¹⁷⁾

布兰查德（Blanchard）和贾瓦齐（Giavazzi）对现实的看法大致相同，因此他们可以保持资本积累速度即将放缓的判断。⁽¹⁸⁾但这种说法的经验基础是不可靠的。度过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新自由主义运动和90年代末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并没有再出现利润率下降、不良贷款积累和产能过剩的迹象——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至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否依赖于出口，官方储备增加是否是此依赖的一个表现，这并不是显然的——至多是一个没有定论的辩题。⁽¹⁹⁾

从整体上看，上文的论述，有助于厘清各种关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源泉的理论解释的竞争，进而阐明劳动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可持续性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我们的研究与现有主流文献（主要是新古典增长核算分析）关于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源泉的对比。我们得出的主要判断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主流预测是建立在有争议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需要进一步的实证证据。我们的与之不同的预测虽然是初步的，但至少基于同样可信的替代理论和经验证据。因此，我们并不信服于要求中国“完成向市场的过渡”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