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凯恩斯经济学倾向于将工业或制造业视为动态规模效益特别强劲的领域。这一点，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性劳动”概念有着重要的共性，但最终把自身限制于将生产率增长解释为纯粹的技术决定。卡尔多-凡登法则的形成确实考虑了需求因素。然而，相关的简化形式表达式却难以阐明技术因素和需求因素相互作用以形成生产率增长的准确机制。

在相关文献中，新熊彼特主义的创新理论试图阐明生产率增长过程中技术因素和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讨论的经济因素是指总需求的条件和经济制度的性质。⁽⁷⁾需求拉动型生产率增长通常采取的形式包括干中学，需求扩张诱致的技术革新和升级投资，以及在整个经济范围内的专业分工的深化——这些均处于“集体学习效应”的准则之下。此外，所讨论的经济制度的性质，指的是它们利用有利的需求条件产生集体学习的能力。相关文献中也存在一个命题，即集体学习需要稳定或刚性的制度——即企业部门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长期导向关系。换言之，这种生产性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存在着必要的权衡取舍——其中，根据新古典经济学，配置效率有赖于灵活的、由市场决定的制度的存在。⁽⁸⁾

这些强调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和制度特征的理论主张，为分析中国经验提供了很好的见解。Lo和Zhang给出了一个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详细描绘，参考这些理论见解刻画了结构和制度属性。⁽⁹⁾以下三段中的论述（以及引用的统计数据）总结了这一描述，并勾勒出了下文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背景。

图5-2描绘了1978—2014年中国经济改革时期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的演变。演变过程相当惊人，ICOR在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开放年代前半期内大致平稳，但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后半时期却是持续大幅度攀升。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结构特性。ICOR的平稳以至下降反映了整体经济的生产过程中劳动替代资本的现象。1978年至1992年，就业和劳动力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63%和3.60%。就业机会增加的速度非常快，超过了同样非常快的劳动供给增长。ICOR随后的向上运动反映了资本在生产中对劳动的替代。就业和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2%和1.10%——就业增速滞后于劳动力增速。经济增长的路径，似乎从改革前半时期的劳动密集型转向后半时期的资本深化型。

注：资本产出增量比率=dK/dY，其中，dK=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dY=当年GDP减去上年GDP。本图反映的是该比率的5年移动平均数值。(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

图5-2　资本—产出增量比率：1980—2014年

两种不同增长路径，以及从一种路径转换到另一种路径的效率含义是什么？1978—1992年ICOR的平稳可能确实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期——也就是说，它反映了向中国的（由资源禀赋决定的）劳动力丰裕比较优势收敛的趋势。相反地，1993—2014年经济增长的资本深化路径可能违背了资源稀缺性原则，导致配置效率下降。但是，经济增长只能依靠配置效率的提高吗？后凯恩斯和新熊彼特理论更倾向于强调生产性效率——即技术进步和报酬递增——的重要性。在中国案例中，从图5-1中可以看出，即使在1978—1992年的劳动密集型增长时期，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往往也会超过经济的其他部门（注意以不变价格衡量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大幅上升）。这一观察结果与卡尔多假设，即制造业的特点是生产率增长要快于其他部门，是一致的。同时，在1993—2014年的资本深化型增长时期，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往往是加速而不是减速。与改革前半时期5.4%的增长率相比，1993—2014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9.2%。由于某些原因，在改革的后半时期，资源配置效率的牺牲（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这是背离比较优势原则的必不可免的结果），被生产性效率的提高所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