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新古典增长核算分析方法的适用性未必完善。从概念上讲，将l和k视为q的独立决定因素取决于一个假设，即经济在增长过程中不会存在需求不足问题。如果两种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双向累积因果关系，那么将方程式（1）应用于经验分析可能会低估规模经济的效应。同时，在方程式（1）和（2）中，生产率增长均被视为纯粹由外生因素决定。将这两个方程式应用于实证分析因而可能低估其他变量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包括工业化进程的贡献。

在相关文献中，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存在一系列替代方法。尤其是后凯恩斯主义进路，其特点在于努力克服上述新古典主义框架的两个不足之处。这一点已由所谓的“卡尔多-凡登法则”总结，其形式如下

其中q表示产出的实际增长率，p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实际增长率，即产出的实际增长率减去总就业增长率，p=q-l，下标M和N分别表示经济的工业（或制造业）部门和非工业（或非制造业）部门。方程式（3）表明，通过扩大非工业部门的需求规模进而产出规模的方式，工业增长贡献于非工业部门的增长。方程式（5）表明，通过提高非工业部门生产力水平的方式，工业增长贡献于非工业部门的增长。最后，方程式（4）表明，工业部门的产出与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正向而且显著的相关关系。根据卡尔多理论，这种相关性基于动态规模效益，即需求进而产出扩张的效应，形式为干中学，技术升级的诱致型投资，以及经济中专业分工的增加。可以看出，方程式（3）、（4）和（5）并不受新古典主义框架的两个关键假设的限制。⁽⁵⁾

为了将这些方程应用到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分析中，我们对数据做了调整，即，对于三个方程式中的解释变量q_M，我们使用经济体中第二产业的数据。从定义上讲，第二产业由工业和建筑业组成，而工业包括制造业、采掘业和公用设施生产行业。使用第二产业数据的原因在于，1978—2014年，无法获得工业或制造业完整的劳动力就业数据。(www.daowen.com)

将方程式（3）、（4）和（5）应用于分析1978—2014年的中国数据，得到表5-2下半部分给出的结果。可以看出，关于工业增长与非工业部门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方程式（3）和（5）的分析结果均是统计上显著的。因此，可以推断，工业增长通过扩大非工业部门的需求规模和提高非工业部门的生产率的方式，贡献于非工业部门的增长。这一推论与图5-1的观察结果一致。同时，对方程式（4）的分析也发现，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与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相关性。因此，如果关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卡尔多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一发现意味着，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动态规模效益。

很明显的是，对比表5-2上下两部分的结果，新古典框架内的分析与后凯恩斯框架内的分析存在重大分歧。直接的分歧点在于，生产率增长是否已经成为增长过程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更根本的分歧点则在于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动态规模效益，以及与工业化进程相关的结构变革，是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吗？

鉴于上述新古典分析的概念性问题，以及在后凯恩斯框架内的分析中发现的替代性证据，似乎可以公平地说，对上述问题回答“是”比回答“否”更有可能。这与增长和发展文献中几乎达成共识的观点（卡尔多-凡尔登法则作为典型事实，在世界后进发展中被普遍发现是明显成立的）是一致的，并得到了加强。⁽⁶⁾然而，后凯恩斯框架的一个根本缺陷是，这三条“法则”都是简化形式的，因此不能真正构成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分析只关注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作为一种改进的尝试，下一节寻求通过分析中国增长过程的结构和制度特征来修正上述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