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具有普遍意义。众所周知，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主要部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失去发展的二十年”。从表5-1的数据可以看出，1980—2000年，就平均表现而言，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是很令人沮丧的低水平，而且是远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表现。同一时期，发展中世界的内部分化也是愈趋严重，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地区的增长表现远超其他国家，而南亚地区增长速度也是显著快于全部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表现。可以说，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失去发展的二十年”一词并不夸张。

面对上述的后进发展图景，相关学术文献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分析性问题。第一，有学者指出，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缓慢与去工业化趋势有关，或至少与工业化停滞有关。这与中国以至整体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快速推进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引申的深层次问题是，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或者更一般地说，全球化背景下后进发展所需要的结构性条件是什么？⁽¹⁾第二，有学者指出，后进发展之所以普遍停滞，是由“政策导向的改革”所致，因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在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改革。⁽²⁾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全球化背景下后进发展所需要的制度条件是什么？近几年来，在发展政策制定机构和主流经济学文献中所谓的“新比较经济学”的兴起，可看成是对此问题的特殊但很有影响力的一种尝试式回答。⁽³⁾

表5-1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增长：1960—2014年

注：表中数值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实际增长率（%）。(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历年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标。

本章旨在分析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结构和制度条件，着重讨论增长的演进路径，以及体现其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与生产性效率两者间不确定的混合特征。由此引申出两个主要论题：第一，相对于体制层面的市场化改革导向而言，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实际路径却是倾向于与市场原则，亦即与（由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原则相背离，而是由资本深化所主导，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第二，改革后的中国经济体制既包含压制市场因素，也包含遵循市场因素。具体而言，这两者分别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得以体现，其中，生产性效率的提高反映在前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则主要反映在后者。这两个论题是相互关联的，因为，相对其他所有制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由于其具有较为长期导向的制度特性，更为适合资本深化的发展路径。因此，中国经济的结构特性与制度特性这两者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得以相互强化。

本章第一节试图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重点关注工业化进程的作用。第二节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表现的更根本原因，即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制度特征，它们构成并维持了一条高绩效的发展路径。第三节讨论研究结果对现有文献的意义，并得出一系列关于中国整体经济变革的未来前景的政策启示。第四节是关于中国和后进发展整体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