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解释地方政府如何取得制度-垄断租金，而在于将制度-垄断租金的形成和使用置于地方政府投资战略和投资活动的整体架构里来理解。在理论上，这就提出了租金的生产性使用和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问题。为了便于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中理解这种关系，我们要略费些笔墨，对马克思地租理论在整个《资本论》体系中的地位作一番探讨。

一般认为，在《资本论》体系里，地租理论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运动规律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提出来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般运动规律，尤其是利润率平均化规律的运用乃至完成。然而，从现实的发展来看，地租理论是否具有这种一般性却是可质疑的。马克思以及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赖以建立的前提，即资本主义农业部门存在三大阶级（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并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而是特定历史制度沿革的产物。这一阶级构成形成于16世纪，在19世纪末已濒于消失。正如哈维指出的，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逐渐从生产的条件变为纯粹意义的金融资产，由此也消灭了有别于资产阶级的特殊的土地所有者阶级。这样看来，《资本论》体系中事实上就存在一个不对称的现象：在一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运动规律的理论大厦中，却存在一个关于地租的历史-制度理论，两者分属不同的理论抽象层次。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运动规律的探讨中，马克思首先提出了解释市场经济动态效率的参照系，即《资本论》第一卷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本书第二章解释了这一理论作为参照系理论的意义，以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用性。在这个参照系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还通过利润率下降和危机理论考察了市场失灵的根源。在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积累的一般理论里，是不存在租金的。如果我们将地租理论看作历史制度分析，则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就存在这一历史制度分析与上述一般理论，尤其是参照系理论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也可简单地表达为租金的形成和使用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级差地租被看作“虚假的社会价值”，因为从其来源来看，构成级差地租的超额利润来自农业部门以外的价值转移，其结果是最终降低了工业部门的一般利润率。在此意义上，地租是作为妨碍资本积累的一个赘疣而存在的。⁽⁵²⁾至于这种地租的使用，马克思似乎未作进一步的讨论。马克思倾向于假定，土地所有者是单纯的非生产阶级。然而，以近代英国经济史为例，18和19世纪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并不只是纯粹的非生产性阶级，他们还在一定程度上将租金生产性地加以使用，将其投资于营建环境（公路、运河、矿山、城市化和铁路等），促进了18世纪产业革命和此后的经济发展。英国贵族地主的这种作用，和所谓发展型国家的作用有其类似之处。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他们（指英国土地贵族——引者注）最为积极的经济贡献在于工业化的‘条件’（the ‘preconditons’of industrialism）这一领域，即在农业、采矿业、交通业、城镇建设诸领域，这些工业化的条件在此后的多次工业革命中往往是由国家来提供的，或者干脆无从得到提供。”⁽⁵³⁾

在现代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关于租金的形成和使用与资本积累的关系，有一些各不相同的理论，表1总结和比较了这些理论。例如，曼德尔在《晚近资本主义》一书中，考察了垄断大企业的技术租金和技术进步的关系；第二国际理论家（如鲍威尔）、当代依附学派和不平等交换理论围绕欠发达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分析了所谓帝国主义租金的形成机制和影响；苏联学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提出，国家可以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机制从非社会主义经济中取得租金，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原始积累。⁽⁵⁴⁾这种主要来自流通和再分配领域的租金，同样具有制度-垄断租金的性质，在来源上也具有非生产性，但却获得了生产性使用。

表4-2　租金的生产性/非生产性来源及其用途：不同理论的比较

马克思在提出其地租理论时，没有考虑租金有可能被生产性地使用，因而也未曾探讨租金的这种使用与其一般经济理论，尤其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关系。在分析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时，我们需要考虑这两者的关系，具体而言，需要将租金的生产性使用和分配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相结合。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作为租金的生产性分配者和使用者，最早源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他指出，依靠这种方式进行积累，较之在自身生产的剩余产品的基础上进行积累，速度要快得多。这些观点对于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⁵⁵⁾不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虽然提出了国家对租金的生产性利用的问题，但其分析大体囿于计划经济的视角，与我们今日所处的语境有很大不同。而且，中国地方政府虽然也是租金的生产性使用者，但这一租金的来源，不再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描绘的那样来自产品价值在流通和再分配中的转移，而是主要源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作为金融资产的增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租金作用的考察必须和解释市场经济的参照系理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相结合。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是理解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参照系理论，在对这个理论略加改造，即剥去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后，也可将其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用于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4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生产性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同时并存的，其中地方政府的竞争甚至具有某种更为突出的意义。⁽⁵⁶⁾这两类竞争相互推动，塑造了中国经济特有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双重结构。⁽⁵⁷⁾这种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双重结构有以下几重含义：第一，它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与特殊的制度型式（竞争性地方政府）相结合的产物，或言之，地方政府竞争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嵌入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一双重结构的表现是存在双重投资主体，中国地方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之一，直接或间接地投资于辖区内的营建环境，嵌入了企业投资和价值创造过程，在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作为金融资产的土地的巨幅增殖，并从中取得了制度-垄断租金。(www.daowen.com)

第二，中国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垄断租金的生产性使用者和分配者，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以低地价等各种方式补贴了那些具有效率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租金事实上构成了相关企业的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⁵⁸⁾，这就进一步刺激了企业的创新和生产性投资，造就了中国经济超高的投资率和增长率。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还将租金直接投资于地方国有企业（回顾一下奇瑞汽车的故事），从而直接参与了工业化和创新的过程。⁽⁵⁹⁾

第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双重结构解释了土地财政的实质。在土地财政这个术语中，财政一词应理解为一种经济关系，而不是上层建筑。⁽⁶⁰⁾土地财政涉及支出和收入两个方面，从支出来看，地方政府投资于附着在土地上的营建环境，并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相嵌合，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从收入来看，地方政府依靠作为金融资产的土地价值的增殖，将全社会储蓄吸引到房地产市场上来，使这些储蓄转化为制度-垄断租金，在此意义上，土地财政成为全社会储蓄形成的动员机制。有的作者强调，土地财政包含融资的方面，甚至土地财政就是土地金融，因为地方政府不仅卖地，而且可以用土地价值的未来增长为抵押而取得信用。⁽⁶¹⁾从融资的角度看，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同时不应忽略的是，在土地价值的增长和信用创造之间是有中介的，关键是对这一中介过程的解释。依照本文的见解，这个中介过程归根结底就是地方政府通过投资于营建环境而嵌入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由此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地租和土地价格的增长。⁽⁶²⁾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作者在考察中国地方政府竞争时，片面强调了这种竞争的负面效应，称其为“竞次性”竞争，其特点是为吸引企业投资，不惜以牺牲环境、劳工标准等为代价。⁽⁶³⁾若撇开环境问题不谈，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一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必须考虑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两种类型各自所占的比重。用辩证法的术语来说，就是哪一种类型在矛盾中居于主要方面。这个问题是值得深入讨论的，笔者在此不能进一步展开论述，但可指出以下几点：第一，主张“竞次性”竞争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占据主要地位的观点，片面地强调了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反向寻租”的关系⁽⁶⁴⁾，忽略了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双重结构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依然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内容。第二，地方政府并不仅仅限于吸引那些在价值链上位于低端的企业，为了可持续地开展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战略投资，企业增加值的提升从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对于地方经济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第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经验研究也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推动增长的主导力量。⁽⁶⁵⁾

总体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在过去40年间是租金的生产性分配者和使用者，它通过投资于所辖范围内的营建环境，与企业间的竞争嵌合在一起，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发展模式在其具体实践也产生了一些内在矛盾。首先，地方政府支配的租金以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进而以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膨胀为前提，而不断膨胀的房地产市场和不断膨胀的制度-垄断租金，最终有可能造成哈维指出的效应，吸引资本转入虚拟资本循环（所谓次级循环），推动中国经济转入金融化。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大量租金没有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就会遭到破坏。其次，在现实中，上述现象的出现，是与实体经济本身的周期性相关联的，随着既有产品市场饱和以及产能过剩的发展，闲置资本需要寻找积累的新途径，在技术革命不能充分吸纳这些过剩资本的前提下，生产率和收入的增长将趋于下降，从而难以支撑信用或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这就带来了金融危机的风险。最后，房地产市场与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息息相关，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膨胀并达到一定规模后，劳动力再生产会受到深刻影响，工资成本会不断提高，从而在供给侧对几乎所有行业产生利润挤压的效应。在世界经济史上，如果要找一个类似案例说明这一现象，或许可以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围绕《谷物法》的斗争中找到。由于《谷物法》限制进口，英国谷物价格倾向于上涨，这导致货币工资增长，从而挤压工业资产阶级的利润。基于以上理由，以土地财政为主要表现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就成为国家宏观调控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对象。央地财政经济关系有待进一步重塑，一方面应结束地方政府过度依赖现有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局面，开辟地方政府可支配租金的新来源；另一方面要保持竞争性地方政府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生主体的地位，使之继续发挥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之一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