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后，为了满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新一届党中央开始调整中央层面的机构设置。党中央先后新设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中央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等临设性领导机构，进一步加强党中央对这些工作的统一领导。其中，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长或主任。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又将相关和之前设立的领导小组进一步升级为委员会，即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成为党中央常设机构。其中，前三个委员会均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主任。

此次机构改革为中央和地方事权提供了进一步的明确划分，凡是涉及顶层设计、全局战略部署的，或是涉及深化改革的，或是需要多部门协同推进的，一般由各个领导小组和委员会集中统一领导。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都要发挥。如果说成立各个领导小组和委员会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权力，提高统筹协调、顶层设计的能力，那么新时代以来同时推进的政府简政放权、划定三个权力清单等改革举措，则是具体事权向地方下移的过程。

同时，中央和地方间的财权改革也在进行中。2018年2月初，国务院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这是自2016年《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后，界定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又一进展。《方案》将义务教育、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障等八大类，共18个事项纳入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范围，并规范支出责任分担方式：“中央财政事权由中央承担支出责任，地方财政事权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分情况划分支出责任。”⁽¹³⁾更多公共服务领域纳入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范围，是为了防止事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重新分割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困难，更是自1993年就提出但是受当时条件限制无法推行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延续。可以发现，新时代之后中央和地方权力划分改革的特点是加强了中央的统一领导，同时保证了地方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结果是更好地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www.daowen.com)

图4-1　中国央地关系中的财权和事权配置情况

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经济关系时，一个重要进步与发展就是逐渐向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配置的合适区间——即图4-1中显示的中间区域靠拢。在新时代下，伴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作用的重大转变、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财力的更好匹配，一种新型央地关系正在形成。这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也有利于改善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效率，并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