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农民工这种制度的特殊之处，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将其称为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或半雇佣工人化⁽⁶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关键，一是“劳动力占有者要把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⁶³⁾。二是“劳动力占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做商品出卖”⁽⁶⁴⁾。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农民工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其劳动力经历了商品化的过程，具有半雇佣工人化的特点。譬如，农民工一方面拥有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实际拥有和使用土地等主要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受到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具有一定的迁徙自由，但并没有与城市居民一样完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农民工通过进城务工获得了工资性收入，且成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同时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主要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获得。

半雇佣工人化的农民工这一特殊制度的安排，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是半雇佣工人化的农民工制度有力地降低了积累成本，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由于农民工在农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和农村住房等，农民工进城务工以赚取工资为主，在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户籍被锁定在农村，但是可以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通过雇佣的形式获得工资。这样的背景下，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仅仅获得工资，城市和其受雇企业并不需要提供农民工市民化的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显著地降低了农民工的雇佣成本。正因为这样，较低的工资、土地和环境成本，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和产业体系中具有了明显的成本优势，形成了庞大的出口贸易优势。另一方面，低工资和低福利模式也给地方政府发展当地产业和建设基础设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半雇佣工人化的农民工制度，无论是降低了工业企业的用工成本，还是降低了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和福利支出等，都形成了低成本的积累模式，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维持了30多年的低成本的扩张模式。(www.daowen.com)

二是半雇佣工人化的农民工制度为经济积累提供了价值实现和需求扩张的空间。半雇佣工人化的农民工，尽管离土又离乡，但是其劳动力的商品化和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决定了其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存资料、照顾老人和哺育后代的费用、教育和培训等费用却需要自己支付。农民工进城务工后，获得了工资，往往是拿回家翻修房屋、照顾老人和小孩，以及提升自我的教育水平和技能等。这种依靠打工赚钱，同时又靠市场化方式获取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资料的模式，既解决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劳动力需求问题，又解决了工业化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实现问题，顺利地实现了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进入21世纪以后，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有技能和中高收入的农民工，通过自己的奋斗在城市安家落户，形成了对房地产、教育、医疗等的庞大需求。所以半雇佣工人化的农民工制度，既通过农民工偏向农村的劳动力再生产，有力地解决了农业化过程中的商品销售问题，又通过农民工的市民化，有力地解决了城市化过程中的有效需求问题。价值实现和需求扩张是中国半雇佣工人化的农民工制度为经济积累提供的重要基础。

三是半雇佣工人化的农民工制度为经济积累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除了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制度等的作用外，社会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对比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国家的发展经历，就会发现，如果没有社会稳定，一国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半雇佣工人化的农民工制度既形成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又带来了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稳定性。由于中国特殊的农村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安排，使得农民拥有生存所需要的农地和住房等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此基础上，农民进城务工，能挣到钱就在城市继续务工，如果进城失败，可以退回农村继续种地维持生计。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我们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英国“圈地运动”时的流民，也没有出现拉美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贫民窟。这样的制度安排具有弹性，保障了社会的稳定，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了较好的宏观稳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