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需要完成的第二项任务，是提出一个理论参照系，以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即其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上所起的作用。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借鉴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这一理论在经过适当的一般化处理，即剥去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后，可以作为上述理论参照系，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¹¹⁾

在国内学术界，关于《资本论》的原理和范畴可否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少数学者认为，《资本论》只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不能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哥达纲领批判》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引。与此类观点不同，国内政治经济学界的多数学者认为，只要适当地扩展《资本论》原理和范畴所对应的生产关系内涵，这些范畴和原理就可以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以孙冶方、卓炯、蒋学模等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很早就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类见解得以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于承认《资本论》的范畴和原理不仅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具有所谓阶级性，而且在适当地剥离了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后，还可反映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在此问题上，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邓小平的见解，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¹²⁾在这里，邓小平事实上提出了市场经济及其规律具有两重性的问题，这些规律（在理论上则表现为相关范畴和原理）一方面具有和特定的生产关系相接洽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也具有某种一般性或社会性，从而可以容纳其他类型的生产关系。

可喜的是，在将《资本论》的原理和范畴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上，习近平早就提出如下明确的论断：“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难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因为，无论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只要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样都是适用的，诸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积累规律、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社会总产品实现规律以及利润最大化原理、提高利润率和积累率的方法、竞争与垄断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等，都同样适用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¹³⁾习近平的这些观点，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的方法论指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策—制度话语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往往是以如下方式论证的——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属于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因而仍须借助于市场经济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这个论断自然是正确的，但从学术话语的立场看，仅仅从这个角度作出解释又是不充分的，我们需要一个正面论述市场经济何以具有动态效率的经济学理论。如果没有这个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就会乘虚而入，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恰好提供了一个市场经济何以具有效率的理论，这便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个理论，在国外学术界也是受到广泛争议的，譬如，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系统地论证过，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其实不是一个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而是一个解释市场社会主义乃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¹⁴⁾斯蒂格利茨在该书第八章还指出，在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论（也就是所谓阿罗-德布鲁模型）当中，技术是给定不变的，这样一来，该模型就排斥了创新；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阿罗-德布鲁模型不可能通过任何改进容纳创新，这意味着，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特征在这个模型中就彻底消失了。斯蒂格利茨的上述观点并非完全为其独创，而是植根于经济思想史。例如，他的第二个观点其实来自熊彼特，后者最先体认到，微观经济学是一个静态资源配置理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个由创新带来的动态过程的特点完全不相吻合。斯蒂格利茨的第一个观点则来自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后者在20世纪30年代，曾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用于研究国家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行性。兰格的尝试促使哈耶克意识到，完全竞争市场理论根本不适用于解释市场经济及其效率，必须另辟蹊径，重新构建经济理论以达到这一目的，为此就有了日后奥地利学派的发展。有趣的是，许多当代微观经济学的拥趸，完全没有意识到或者忘却了这一段历史，仍然将一个与现实市场经济无关的理论奉为“科学”。事实上，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之所以能流行至今，不在于其对现实的解释力，而在于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辩护。辩护是这样来完成的——只要现实市场经济出现问题（如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这个理论的信仰者就会提出，那是因为现实市场经济不符合完全竞争市场所需要的假设条件。在凯恩斯主义之后，这一辩护手法被用于攻击国家干预：一旦经济出现危机，那便是国家犯了干预经济的错误。这种辩护论全然没有顾及，正是因为缺乏国家干预，才带来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大萧条；也正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解除或放松金融管制，才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奠定了制度条件。上述辩护论还有如下特点，它永远不会犯错，因为任何经济中的矛盾或危机，在它看来都源于和一个理想参照系即完全竞争市场的背离，而不在于这种参照系（以及这种参照系所象征的市场经济乌托邦）本身有其内在缺陷。这种看待理论和现实的相互关系的立场，事实上将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置于无法被证伪的境地。在科学哲学家波普看来，一个永远没有机会被证伪的理论，必然不是科学，而是神学。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就是这样一种披着数学外套的神学。⁽¹⁵⁾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将资产阶级经济学比作神学的，或许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他写道：“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¹⁶⁾在这里，马克思也预言了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另一个特点——即通过宣布完全竞争市场是人类经济组织唯一合理的形式，从而同时宣告了历史的终结。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效率的解释，必须被另一个理论取代，这便是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与新古典理论对静态资源配置效率的注重不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也就是演化经济学所说的一个经济体接纳创新的能力。⁽¹⁷⁾长期以来，不少人一直戴着眼镜看待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剩余价值论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道德批判，而忽略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和19世纪英国李嘉图派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区别。⁽¹⁸⁾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作用进行了系统化的说明，然后才提出了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病理学分析，也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早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那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经济理论——他就和恩格斯一起写了如下名言：“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¹⁹⁾大约十年后，在《资本论》的第一部手稿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系统地厘定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对《共产党宣言》的名言式表述给出了系统的论证。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技术进步的动因、过程和结果。其中技术进步的动因是与超额利润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技术进步的过程则涉及部门内竞争的理论，在后面这个理论中，马克思区分了两类企业——创新型企业和适应性企业，从而影响了日后的熊彼特和新熊彼特派经济学。至于全社会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了两个方面：其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意味着所有主要生产部门剩余价值率的增长；其二，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也将伴随这一过程而增长。在谈到第二个结果时，马克思认为，这体现了“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²⁰⁾在《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我提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对于资本的历史合理性的论证，相当于提出了马克思自己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因为它从个别资本家追求超额利润的欲望出发，得出了有利于全社会的结果。⁽²¹⁾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这种正面的论证，他同时又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系统地考察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局限及其内在矛盾，这些矛盾会进一步带来利润率下降和危机。借用我的另一表述，马克思在此系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病理学”。因此，对马克思的认识不能仅执于一端，而要辩证地看待其经济学说的整体。

值得强调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说明，在剥去其附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外壳后，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个理论一般化，并进一步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奠定了扎实而可靠的基础。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拥有如下切近的前提：它预设了企业之间充分的竞争，这种竞争迫使企业将其剩余价值或利润最大限度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在马克思那里，只要具备这些前提，就会造成企业的技术进步，从而带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结果。尽管马克思的这个理论还可进一步精细化，即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纳入更多的条件，但在这里，我们不妨从这些最为切近的前提出发，探讨将该理论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

让我们把问题表述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或地方国有企业，是否可以充分地参与竞争？过去40年改革的经验表明，国有企业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以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典型部门为例来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家用汽车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家用汽车业是被国外品牌主宰的天下。90年代中期以后，因为以奇瑞汽车为代表一系列中国自主品牌企业进入市场，家用低端车型才开始降价。奇瑞汽车是地方国有企业，在这个案例里，地方政府事实上扮演了熊彼特意义的企业家角色。今天，中国家用汽车业是全球最具竞争性的市场之一，其中既有外资主导的企业，也有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因此，和一些流行见解相左，中国家用汽车业的例子表明，国有企业的进入加强了这个行业的竞争，而不是相反。在这里，政府在发挥其作为熊彼特意义的企业家作用的时候（政府不只是制定产业政策），并不像一些常见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所称的那样，刻意扭曲了价格，从而使资源配置偏离了优化状态，而是使价格向竞争性价格收敛，让市场真正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在以奇瑞为代表的自主品牌汽车进入之前，所谓市场是被少数寡头企业垄断的市场，它们扭曲了价格，使中国消费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²²⁾从中国汽车业发展的实例可以看到，那种将政府或国家的作用与市场的作用截然对立的观点，在解释中国经验的时候是完全不切题的。

总之，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和发展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系，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并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提供学理的论证。在张宇等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一小节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遗憾的是，作者在此没有结合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而是试图诉诸价值规律来提供这种论证，他们写道：“为什么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其基本的经济规律就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生产要素的流动，调节着社会生产，促使人们节约劳动时间，实现社会总劳动在各部门之间的按比例分配。”⁽²³⁾(www.daowen.com)

显然，该书作者的顾虑在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而价值规律似乎隶属于市场经济一般，因而可以运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笔者看来，这一顾虑是不必要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经过适当的扩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是适用的。在这里，需作澄清的还有这样一个理论问题：价值规律究竟是否能脱离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而独立存在？前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作者主张这一点，而在我们看来，这一主张建立在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流行误解的基础上。从《资本论》的叙述逻辑来看，价值规律是先于剩余价值论而提出的，但问题是，价值规律的全面展开，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正是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中，价值规律获得了进一步具体的规定，在那里，马克思界定了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并将这些范畴运用于解释企业之间以技术进步为前提的竞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个别企业的超额利润和全社会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增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提到的价值规律的诸般作用，如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生产要素的流动，调节着社会生产，促使人们节约劳动时间，实现社会总劳动在各部门之间的按比例分配，都是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为中介而实现的，离开这一规律，上述作用一个也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早在《雇佣劳动与资本》里就指出的：“由此可见，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总在不断变更，不断革命化；分工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生产。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甩出原先的轨道，并迫使资本加强劳动的生产力，因为它以前就加强过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这个规律正就是那个在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中必然使商品价格和商品生产费用趋于一致的规律。”⁽²⁴⁾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所谓价值规律，事实上是资本积累运动规律造成的结果。

在《资本论》第一部手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而另一方面，价值概念的纯粹的发展又要以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纯粹的和一般的价值存在要以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为前提，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单个的产品对生产者本身来说已经不是产品，对单个劳动者来说更是如此，而且，如果不通过流通来实现，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对于生产一码布的极微小部分的人来说，一码布是价值，是交换价值，这一点绝不是形式规定。如果他没有创造交换价值，没有创造货币，他就什么也没有创造。因此，价值规定本身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为前提，而它本身就是和这种历史阶段一起产生的关系，从而是一种历史的关系。”⁽²⁵⁾在这段引文里，马克思表达了下述命题（可称作命题一）：价值概念和价值规律的存在，要以交换价值完全支配了社会生产为前提。与此命题相关联的是马克思的另一个命题（命题二）：“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²⁶⁾将命题一和命题二相结合，可以得出结论：价值概念和价值规律，只有在劳动力普遍商品化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可能存在。由此也可看出，那种将价值规律看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规律，却将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一概排除在外的做法，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²⁷⁾

让我们再回到前述围绕参照系问题的讨论。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我们采用一个纯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将其作为参照系来解释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则该模型事实上也同时假定了，作为分配性正义按劳分配原则是可以实现的。笔者将这一结果视为以市场经济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一个纯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不仅要求抽象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即假设剩余价值率的增长纯粹源于生产率进步，而且要假设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从其来源来看，剩余价值的增长是由生产力进步而不是过度剥削带来的；第二，从其利用来看（这是更为重要的维度），剩余价值被最大限度地用于生产性投资或创新，资本家也因之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的受托人”⁽²⁸⁾，为社会承担了积累的责任。将这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就共同界定了一种所有制的经济含义。由于长期以来受到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定义的影响，在一些人心目中，所有制的含义时常被等同于法律意义的所有权，而在《哲学的贫困》里，马克思明确指出，“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绘一番”⁽²⁹⁾，从而揭示了所有制或生产关系的整体性含义。在笔者看来，落实这种整体性思路，就必须在抽象的所有权之外，将剩余价值的利用也纳入所有制概念。剩余价值被利用或被支配的方式，对于界定一种所有制的社会性质具有关键意义。任何一种所有制关系，事实上都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的某种结合。在特定生产关系下，剩余被利用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性质，即它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阶级性（剥削性）或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可以从现实生活中举一个例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以来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种剪刀差所造成的剩余的转移，表面来看是对农业和农民的剥削，但这些剩余被集中用于国家的初期工业化，又从另一角度为剪刀差作了正名——在这里发挥作用的生产关系或所有制（作为支配剩余的经济权力），其社会性质是服务于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的。在一个纯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中，生产关系或所有制的社会性质也可以在类似意义上来界定。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一个纯粹意义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恰好展现了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性。

从以上分析出发，还可以看出按要素贡献分配这一观点的片面性。一种要素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即要素收入是否对社会有贡献，主要应看要素收入是否能转化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所需的生产性投资和创新。以地租为例，作为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地租虽然对价值创造并无实际的贡献，但只要能进一步转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就可以在“事后”证明自己的贡献或历史的合理性。⁽³⁰⁾否则，如果只是在“事前”（即在相关收入被利用或支配前）认定要素收入具有所谓贡献，则除了提供一种对现状，即对现实产权制度安排的非批判的辩护外，并不能具有任何科学的意义。

然而，在现实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往往不能以纯粹的方式实现，它会遇到多重条件的约束。这些约束条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也可以称其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它们分别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科学—技术条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以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³¹⁾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以机器大工业，或马克思所说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不仅在于利用了机器体系，而且体现于科学在其中的系统化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事实上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得以实现的条件。但问题是，和资本积累相比，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经常不能赶上前者增长的速度，从而限制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实现。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着重探讨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笔者用这一概念代指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经济环境，后者可以通过马克思所采用的范畴或变量，如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资本周转速度、两大部类的关系、平均利润率等来刻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些造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因素，也会带来破坏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趋势，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利润率下降趋势，后者会导致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的并存，从而破坏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

在《资本论》的论述中，马克思所忽略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在分析资本积累的有利或不利环境时，马克思大体撇开了这一层面的问题。以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为代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派，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开展了分析。他们提出，马克思用来刻画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那些变量和范畴，在现实中是和各种制度形式（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相结合而发挥作用的；应该在《资本论》所分析的一般运动规律基础上，引入所谓“中间层次”的分析，即将马克思的抽象理论与更为具体的制度分析相结合，进而形成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的理论。⁽³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