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余年走过的道路，造就了一种极具特色的新型市场经济，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从理论上系统而全面地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先决条件是要全面更新对历史唯物论的传统认识。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政治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政治化的表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学理化的重要探索。这一表述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对历史唯物论既有命题和观点的新阐释。依照传统历史唯物论，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制度上是截然两分的，而根据习近平的概括，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显然是嵌入了基础，成为后者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两种制度领域截然二分的假设，就难以成立了。习近平的这些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的学理化工作提供了指引。在学术界，一些学者在这条路线上继续发展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例如，史正富教授就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概括为三维市场经济，以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构想的一维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市场经济的主体只有私营企业，即从行为主体来看是一维的。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除了竞争性企业外，还包括竞争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因而是三维的。⁽⁶⁾为此，我们就需要发展包括两级政府在内的关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理论。

笔者在2016年出版的《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里，系统地讨论了如何更新对历史唯物论的认识，使之运用于解释当代中国制度变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这本书讨论了两个核心论点：第一，生产关系在功能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生产关系表现和适应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关系服务于对剩余的占有和支配。这两重功能可以是统一的，但也可能彼此分离。后一种可能性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仅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且会受到生产力之外的其他因素，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直接影响。只有当上述两重功能彼此统一时，生产关系的改变才会伴随着不可逆的生产方式整体的变迁（也可称为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或言之，才会造成经济社会形态的真正进步。

第二，任何一种制度形式（如血族、宗教或国家等），只要承担生产关系的功能，就直接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抑或经济和政治、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两类不同制度的区别，而是制度因其功能的差异而产生的区别。由此派生而来的观点是，经济基础在人类社会的位置事实上是变动不居的。在历史上，血族、宗教和国家，都曾扮演过生产关系的功能。在国家权力承担生产关系作用的场合，整个国家机器事实上被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如外交军事）仍然是纯粹的上层建筑，另一部分则嵌入了经济基础，并成为后者的一部分。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经济，也存在于现代市场经济中。换言之，上述观点具有普适性，而不只是适用于某种特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强调国家等制度因素在扮演生产关系的功能时即等于嵌入了基础，是对波兰尼理论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回应。在波兰尼看来，一个“脱嵌的”，即完全摆脱了其他制度形式的嵌入，纯粹由其自我调节的市场，事实上是一个乌托邦。⁽⁷⁾换言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有市场之外的制度形式嵌入的。在此，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给波兰尼的术语“嵌入”作一个定义：所谓嵌入，意味着市场之外的制度形式承担了生产关系的功能，因而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⁸⁾(www.daowen.com)

上述见解在马克思那里也能找到源头。他指出，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超经济的强制在剩余榨取关系即生产关系中发挥着作用。⁽⁹⁾这一见解可以在下述意义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第一，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除了超经济的强制，其他体现为某种合约关系的制度形式（如宗教、血缘），也可承担生产关系的功能，从而嵌入基础。第二，市场以外的制度必然嵌入经济的观点同样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这一术语统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非仅仅局限于前市场经济或非市场经济的社会形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可以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的思想，也为国内一些学者所接纳，比如，在张宇等著的教材里就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占据主体地位，因此，国家不仅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从外部对经济生活产生间接影响，而且要作为公有经济的所有者和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从内部对经济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经济和政治在这里具有了水乳交融般的密切关系。”⁽¹⁰⁾这些论断是正确的，但需补充以下两点：第一，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明确，国家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的原因，不仅在于国家是公有经济的法权意义的所有者，而且在于国家权力直接承担了生产关系的功能。第二，国家发挥生产关系的功能，不只是建立在作为国有经济所有者的前提上，国家还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参与生产关系的建构和发挥生产关系的作用。政治经济学需要对这些具体途径开展更为切近的类型学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