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解释，不是什么别的理论，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共同构成的，前一话语集中体现为党和政府的各种文件报告所阐明的路线、方针、政策，后一话语则体现为学术生产或科学研究的成果。两种话语虽有交集，但在类型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要求实现这两种话语类型的互动和彼此间的创造性转化。政策-制度话语是在因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大实践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具有特定历史时空下的现实相关性，旨在为制度变迁提供直接的方向和路线的指引。学术-理论话语则具有某种概念的普遍性，它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出发，借助经济理论术语，为政策-制度话语提供系统化、一般化的说明。

在改革之前，学术-理论话语的相对自主性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在国内高校、社科院等学术机构开展的话语生产，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即本书所谓政策-制度话语）在内容和形式上几乎雷同，个别坚持学术-理论话语相对独立性的学者（如孙冶方）受到压制和不公正的批判。历史经验证明，这种状况并不适合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后，上述局面迅速改观，学术—理论话语的相对独立性得到认可，并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政策-制度话语的形成和发展中，学术-理论话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然而，经过此后几十年的发展，从笔者近期的经验和观察来看，当前国内政治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种话语的关系，仍然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其具体表现是如下截然相反的两派观点：一派回到了改革开放之前，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著述汇编，其他人没有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格。这种观点是严重的倒退，它抹杀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种话语类型的差异，只承认政策-制度话语的重要性，表面上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则切断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的联系，否认了前者进一步学理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消弭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削弱乃至破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总体影响力。与此同时，另一派观点则正好相反，只承认政治经济学学术-理论话语的重要性，甚至试图在放弃马克思主义、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前提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理论话语。这两种态度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认可两种话语类型的差异的前提下，寻求在两者间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进而达成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和整体性，即形成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www.daowen.com)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通过观察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来深化对于上述两种话语类型的关系的理解。西方经济学也是由类似的两种话语构成的整体。就政策-制度话语而言，西方经济学近几十年来提供了一套新自由主义话语，所谓“华盛顿共识”是这套话语的表现形式。在其国内，这套话语的直接实践功能，是削弱在战后“黄金年代”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的力量，重建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权力；在国际上，则是通过私有化、自由化、金融化等等，削弱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的能力，或者如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所说的“踢掉梯子”——也就是发达国家自己在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后，反过来阻挠发展中国家采取发达国家曾经利用过的手段来发展自己的经济。⁽²⁾在最近爆发的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政府某些人士的言论就体现出这种图谋。在这套政策-制度话语之外，则是学术-理论话语的生产，就其要端而言，就是80年代以来形成的有别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后者不仅依靠传统微观经济学为自由市场经济及其效率提供了系统化的学理的说明，而且在宏观经济学上实现了对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通过提出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等来反对国家干预，因而在学术上支持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制度话语。⁽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策-制度话语的形成和发展，其动力总在于要回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重大实践问题，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问题导向。一个典型例子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表述。这一表述是针对特定历史时空下的问题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根除在改革之初还在流行的吃“大锅饭”、过度平均主义等分配现象，因而在实践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以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表述，这显然是更为科学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既有差别，也有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整体。全面完整地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两种话语的相互转化，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即由政策-制度话语向学术-理论话语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