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是采取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战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市场化取向的渐进式改革与深化开放战略。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是改革的本质属性，也是中国和其他转轨国家改革的最大差别；市场化取向就是将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实现所有制结构的优化调整；渐进式改革是以渐进的方式最大程度地降低改革的成本、谋求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不断对现有体制的不足、现有经济（生产）关系的矛盾进行变革；全面对外开放就是在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地寻求与世界各个国家的对外经济交往，不断地减少甚至消除影响国家对外经济交往的制度和政策壁垒。具体来说，这一战略可以从五个方面展开分析。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守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改革的本质属性。中国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保障中国经济增长的定力和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绝非一帆风顺，其中既有剧烈的经济波动，甚至是经济下行带来的困局；也有体制转型、转轨改革、对外开放带来的巨大冲击；更有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所带来的经济困难。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在促进总量增长和人均水平提高之间找到平衡点，要处理好局部优先发展和整体协同发展之间的关系，要解决所有市场化国家都必须面对的贫富差距扩大和随之而产生的社会问题。面对以上挑战和大国经济发展任务，特别是诸多目标本就存在一定冲突甚至激励不相容的约束，需要中国共产党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行使强有力的顶层设计、危机应对、谋求共识、促进发展、保障民生和实现均衡的职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本属性，或称“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属性。从执政理念的确定，到党的治理的设计，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难以被任何利益群体所俘获，而只可能为一个最庞大的利益群体——人民而服务。在这个层面，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一个组织，它更是一套制度，是一套促进经济增长、谋求人民福祉的经济制度。上述职能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政党和国家理论当中是部分缺失的，但是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很好地处理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绕过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是否相容，又如何相容？在理论上，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容的问题。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56)这一判断再次回应了这一问题，中国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优势，将我国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的方向规定在了社会主义道路上。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创新和实现形式的不断调整，以及对收入分配制度的不断调整，有效对冲了发展市场经济给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冲击。
第二，按照市场化这一中国改革的主线，形成了富于中国特色的三维市场经济。我国坚持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方向。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全国上下集中反思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形成了强烈的谋求变革和发展的思想共识。在之后的改革历程中，虽有数次思想波动，但党的领导核心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定力，坚定了走市场化改革道路的信心。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明确了市场化改革道路的稳定性。
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并不是像其他转轨国家那样，建立西方自由化（不论是完全自由化抑或是有政府参与的自由化）的市场。史正富的著作《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三维市场经济，(57)具体指中国市场经济中三个行为主体——竞争性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沿着这种思路，可以进一步发现地方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生经济主体，有它独特的经济行为和动机，这一事实凸显了中国市场经济和西方市场经济的差别。改革开放后中央和地方的纵向关系的调整以及由此形成的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关系，属于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因为财政包干也好、分税制也好，一方面涉及剩余所有权在纵向的再分配，另一方面还直接形塑了新的经济行为主体，即竞争性的地方政府。
中国地方政府充满竞争，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三维市场经济。孟捷将这种市场经济称作市场经济3.0，以与19世纪亚当·斯密所构想的自由市场经济（市场经济1.0）和20世纪凯恩斯所构想的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2.0）相区别。(58)而且，中国三维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还表现为中国有强大的党的领导，甚至可以把它称为“1+3”维市场经济理论。（见图1-1）
图1-1 从一维市场经济到“1+3”维市场经济的嬗变
第三，在保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所有制结构的动态调整，同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思路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总任务，不断调整所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并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一方面，我们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放权让利、企业制度创新、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分类深化改革四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在经营机制、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和全球影响力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59)：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均在13%左右；截至2018年6月底，中央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产权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户数占比超过69%(60)；在2018中国跨国公司1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73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仍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主力军(61)；1995—2018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国有企业从3家上升到83家。另一方面，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经过“利用论”“补充论”“重要组成论”“同等待遇论”“同等地位论”构成的五个递进阶段的发展(62)，“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63)，“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民营企业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64)
未来，我们将继续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上的竞争合作，并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民营企业发展。对国有企业，改革重点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现从管企业转向管资产，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对民营企业，改革重点在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第四，实行对外开放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对外开放的方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打开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种本领。和整体改革一样，中国对外开放也是按照探索式、渐进式的路径展开。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逐步形成了“点—线—面”的开放局面。随后，1990年开发开放上海浦东、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强调解放思想对外开放。进入21世纪，随着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进入全面对外开放新阶段。新时代以来，我国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从中央将“开放”纳入五大发展理念，到实践中倡议“一带一路”、成立亚投行、自贸试验区等战略，再到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和全球一同打造更富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之初，恰是国别经济走向全球经济的转折时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已经无力承受高福利和劳动力价格高企的成本负担，大量产业需要转移，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改革开放前打下的良好工业基础，为中国快速融入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同于拉丁美洲等国家采取进口替代型战略，中国将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坚决执行出口导向型战略。而且，中国的开发战略是务实、渐进的，从开放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新技术的引进，到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会面临以往不曾面对的巨大困难和挑战，但也是中国继续开放的必然选择。
第五，处理好国家和市场、中央和地方两对关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难题。中国经济发展较好地处理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形成“党的领导—内生有为政府—有调节的市场”的模式。关于国家对经济的作用，恩格斯曾在给康·施米特的书信中分析道：“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65)显然，中国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属于第一种，即“在适应经济基础的变迁而变革、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66)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突破了西方经济学和既有治理框架中简单的“政府—市场”的二维向度，较好协调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形成“党的领导—内生有为政府—有调节的市场”三位一体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其中，党的领导反映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是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力量”，“是政府作用更好发挥的根本保证”，“有利于遏制腐败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67)等方面。我们将内生有为政府定义为掌握一定资源的，在特定经济体制下积极嵌入经济发展过程的政府。具体有两层含义，政府有为是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基础上的有为，和市场形成了互补而非替代关系；政府有为还因为中国的央地关系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较好地处理了事权和财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配置，形塑了竞争性的地方政府。有调节的市场反映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必要时表现为微观干预下的发展。可以说，这种三位一体的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更加符合中国的制度需要、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需要，实现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并通过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设计，确保了政府的行为不会发生系统性偏差，同时也通过政府实现了对市场的有效调控。
对于所有大国，央地关系都是必须处理好的重要关系。改革开放40年，我们较好地处理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形成央地协同的经济调节架构和激励机制，促进了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长期增长。改革开放后，面对计划经济时代整体“统得过死”“权利过于集中”的弊端，我国开始进行“放权让利”的改革。在财权分配上，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共吃一锅饭”改为“分灶吃饭”，在预算管理体制上由以条条为主改变为以块块为主。1992年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我国为进一步理顺央地关系，开始进行税制和金融制度改革。分税制改革保障了中央政府的财权；通过税收返还制度还将地方政府藏于预算外的财政资金引入税收体系，进一步扩大了税基；引导了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让地方政府从更加关注与中央政府的短期博弈转向更加关注长期的增收节支。按照朱镕基的评价，“这次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初步规范了国家、企业、个人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68)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大幅减少了地方对国家金融体系的干预，在制度层面保证了中央宏观调控的能力。
进入新时代以来，为了满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新一届党中央开始调整中央层面的机构设置，设立了一系列中央领导小组和委员会。同时，推进政府简政放权、划定三个权力清单等改革举措，则是具体事权向地方下移的过程。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间的财权改革也在进行中，更多公共服务领域纳入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范围，是为了防止事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重新分割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困难。在新时代下，伴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作用的重大转变、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财力的更好匹配，一种新型央地关系正在形成。这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也有利于改善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效率，并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
(1)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0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66、405页。
(2)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514页。
(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27页。
(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39页。
(7) 孙健：《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经济卷1949—2000）》，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
(8) 刘书瀚：《当代中国经济政策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47页。
(10)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年12月18日。
(1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7月1日。
(12) 陈立：《中国国家战略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1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64页。
(14) 龚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
(15) 武力：《1949—2006年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6) 牛若峰、郭玮、陈凡：《中国经济偏斜循环与农业曲折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17) 赵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思想教育理论导刊》2016年第9期。
(18) 武力：《1949—2006年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9)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日报》1984年10月21日。
(20) 《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
(21) 张平、楠玉：《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革》，《中国经济学人》（英文版）2018年第1期。
(22) 《胡锦涛文选》，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5页。
(23) 具体指“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见《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1日。
(24)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1日。
(25) 包括农业税、屠宰税、牧业税和农林特产税。
(26) 据史料记载，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其是中国古代春秋时期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
(27) 夏斌：《中国经济改革：逻辑与行动框架》，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235页。(www.daowen.com)
(28) 吴丰华、白永秀：《改革主体、改革战略及其关联因素的宏观情境》，《改革》2012年第2期。
(29) 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30)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15页。
(31) 从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阶段）到技术的追赶过程（阶段）的分析框架来自龚刚，他认为此两阶段理论可以用来刻画脱离贫困陷阱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的两个阶段，并且，他提出两阶段理论为“新常态”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和理论基础。可参见本书第8章的有关论述。
(32) 卫兴华、侯卫民：《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10期。
(33) 丁冰：《新中国前三十年生产建设的伟大成就》，《高校理论战线》1999年第10期。
(34) 李强：《用GDP评价新中国建国头30年建设成就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35) 《新中国50年经济建设成就统计资料摘编之五——建国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求是》1999年第20期。
(36) 《中国统计年鉴（1982）》，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520页。
(37) 李文：《新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经验与展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0期。
(38) 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39) ［美］马克·薛尔顿：《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台湾社会研究丛刊》1991年第1期。
(40) 如在水利设施建设方面，根据国家水利电力部的统计，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全国累计建成大中型水库7.8万多座，塘坝650万个，总库容量4000亿立方米；万亩以上的大中型灌区6500多处，全国灌溉面积达到7亿亩左右；机井200万眼，机电排灌动力5400万马力；堤防海塘15.8万多公里。
(41) 李文：《新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经验与展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0期。
(42) ［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王小鲁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43) 曲青山：《新中国六十九年的成就、经验及历史启示》，《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9期。
(44) 张平、楠玉：《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革》，《中国经济学人》（英文版）2018年第1期。
(45) 1978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24.6%，这一数值不仅低于世界代表性发达国家（美国、法国），也低于东亚模式的典型代表（日本、韩国、新加坡），而且还低于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泰国等发展中国家。
(46) 本段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47) 周天勇：《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学习时报》2008年8月26日。
(48) 本段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新华网2015年10月16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上年减少1289万人》，国家统计局，2018年2月1日。
(49) 胡乃武、王辰：《均衡与非均衡基础产业发展理论模式与现实选择》，《江苏经济讨论》1994年第2期。
(50) 赵伟：《中国的城乡差距原因反思与政策调整》《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51) 辛逸、高洁：《从“以农补工”到“以工补农”——新中国城乡二元体制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9期。
(52) 张宇、谢地、任保平、蒋永穆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7—38页。
(53) 《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版。
(54) 居占杰：《我国城乡关系阶段性特征及统筹城乡发展路径选择》，《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55) 根据当时从战略角度进行的划分，中国西部，西北内陆属于全国战略布局的第三线（第一线指东北及沿海各省，一线与三线之间成为第二线），亦称“大三线”，同时各省又划分了自己的一、二、三线，其中的第三线成为“小三线”。
(56)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57) 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8) 孟捷：《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从列宁晚年之问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5期；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见第三章。
(59) 黄茂兴、唐杰：《改革开放40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3期。
(60)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通气会：央企混改户数占比超69%》，中国日报网，2018年11月15日。
(61) 《2018中国企业500强名单发布》，人民网，2018年9月3日。
(62) 白永秀、王泽润：《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进的基本轨迹、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经济学家》2018年第11期。
(63)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年11月1日。
(64)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年11月1日。
(6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1页。
(66) 杜创国：《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与政府职能转变》，《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8期。
(67) 荆棘：《为什么要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求是》2018年第13期。
(68) 《朱镕基讲话实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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