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1949—1978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主要体现在轻工业和重工业，农业和工业，城市和农村的非均衡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困、资金匮乏的情况正如创立非均衡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赫希曼（A.O.Hirschman）所言，“欠发达国家资金有限，不可能实现各产业部门的均衡增长，而应当从充分利用稀缺资源出发，实施非均衡增长战略，即不是同时发展各工业，而是集中力量首先发展一部分工业，然后以它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他工业部门的投资，直接或间接带动他们发展”⁽⁴⁹⁾。但是，在众多产业中，为何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静态和孤立的观点看，这种选择似乎不符合比较优势假说，甚至还导致第二部类投资不足，限制了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但如果以动态的观点——后发国追赶超越的需要和世界广泛联系的观点——新生社会主义政权面临巨大的国际威胁看，所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则是十分恰当又十分必要的。观察国际经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直接跳过工业化过程而实现现代化，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且，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为新中国提供了学习榜样。

所以，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依靠独特的体制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基本民生需要，在此基础上将更多的农业部门剩余投入到工业部门，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具体来说，这是依靠一系列制度设计实现的，以低价收购农产品，利用工农业之间的价格剪刀差进行工业化的资金积累。1952—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税收，从农村净汲取资金7000多亿元（同期国家支农资金约3000亿元），约占农业新创造价值的1/5。⁽⁵⁰⁾同时，中央制定了统购统销、农业集体化和户籍制度等，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撑和补充的刚性制度体系，共同确保了长期、制度化的“以农补工”⁽⁵¹⁾。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钢铁、原油，以及各类工业品的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实现了从一个农业国向一个初级工业国的转化：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例关系发生了逆转，工业占72%，农业仅占28%。⁽⁵²⁾但是，由于国家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和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国家战略，也导致农业相对衰退，工农业关系失衡等负面经济后果。一是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份额下降严重，工业、重工业份额畸形上涨。若以1952年工业总产值指数为100，至1979年，这一指数已经高达1734.4，其中重工业指数更是高达2991.6，而同期农业总产值指数只有249.4。⁽⁵³⁾二是基本建设投资中农业投资基本维持不变，而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投资上涨很多。1952—1978年，整个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的49.2%都投向重工业，最高时达54.0%。⁽⁵⁴⁾(www.daowen.com)

但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这一阶段，我国并非完全不重视均衡发展，当经济出现非常严重的不均衡以至于影响经济发展，明显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威胁到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党的领导时，我们就会重新审视并修正非均衡战略。如毛泽东就注意到农轻重的发展不均衡是不利的，并强调了农轻重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他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提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毛泽东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思想。综合平衡要求重点与一般相结合，强调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实践中，统筹兼顾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三线建设”⁽⁵⁵⁾上，其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80年代初，在中国西部、西北内陆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目标在于改变生产力布局，带动落后地区发展，缩小地区间发展差异。

总体来看，非均衡发展战略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实现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也出现了工农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但是通过非均衡发展战略，我国集中力量快速建立起工业化体系，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