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以土地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引领了中国经济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放权让利和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改革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进入90年代，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改革方向，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外汇体制改革等多项改革全面铺开。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两大变化，对内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对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开启了对内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着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发展新时代。

发轫自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微观经济体制变革在1980年9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得到认可，中央在1981年以1号文件的形式给予肯定。随后，农村经济改革在全国铺开，到了1983年底，98%以上的农户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农户则达到94.5%⁽¹⁵⁾。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民对土地的控制权、对生产的决策权和对收益的索取权，唤醒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同时，国家顺应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农民改革意愿，短时间内陆续开展多项经济改革：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缩小工农业剪刀差；逐渐放开农村市场，逐渐废止统购统销制度；调整农村经济组织架构，取消人民公社制度；放宽劳动力流动限制。得益于中国农民的探索以及党和国家的改革，城乡关系向好发展：农业生产潜力得到释放，1979—1984年农业总产值增加172.1%，年均增长8.4%；⁽¹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1978—1984年城乡收入比从2.57∶1迅速缩小至1.71∶1⁽¹⁷⁾；沉寂多年的城镇化再次启动，1978—1984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¹⁸⁾。

率先开展的农村改革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经济稳态，对城市形成巨大冲击，要求城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契合三重逻辑：一是契合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逻辑；二是契合中国由易到难、由点到面的渐进式改革逻辑；三是契合市场化改革下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的逻辑。当时大多数学者和中央主要领导都认识到城市改革刻不容缓，具体围绕着增强企业活力、改革价格体系展开。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体现了这种改革思想，全会讨论并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改革任务是“在继续深入搞好农村改革的同时，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是“价格体系的改革”，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特别增强全民制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¹⁹⁾。

此后各项改革在城市全面展开：国家先后进行了六次较大规模的价格调整，市场价格机制逐渐形成。受到南斯拉夫自治企业制度的影响，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放权让利和两权分离的改革始于四川，后来席卷全国。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1986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为3472亿元，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3010.7亿元）；1994年，农村乡镇企业职工总数达到12017万人，超过全国国有单位（包括行政、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总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7%⁽²⁰⁾。乡镇企业开辟了农村广阔的生产门路，作为一种根植于农村的非农产业为中国工业化开辟了独特道路。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改变了企业内部的工资分配形式，充分调动了城市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国家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开始户籍制度改革。

整体而言，这一阶段改革的明显特点是在不完全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进行市场化改革，即在增量上引入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鉴于此，该阶段可称为体制外的市场化改革阶段。

1992年，中国进入体制内市场化改革的新阶段，旨在经济体制的内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1992年初，邓小平赴南方视察，针对社会普遍存在的疑虑，发表系列重要讲话，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推动了市场化的改革。(www.daowen.com)

一系列改革同步推进，对财税体制，将原来的地方政府行政包干制改为中央和地方财权分配更合理的分税制。对金融体制，建立了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央行体制，实现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并组建三个政策性银行以承担原国有银行的政策性任务。对国有企业，提出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通过了《公司法》⁽²¹⁾。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又对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作出规定，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国有资本要逐渐从非国民经济的命脉领域退出；发展多种形式的公有制，寻找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对非公有制企业，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开放方面，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实现全面对外开放。因为启动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体制内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之后，对外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和新一轮信息化、数字化的科技革命；对内承接上一阶段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并为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我国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建设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²²⁾。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和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按照“五统筹”⁽²³⁾的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任务包括：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建立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并创新相关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²⁴⁾。

这一时期，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更为深入的经济改革举措：2005年7月，国家进行汇率制度的改革，从固定汇率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转型。2006年起，完全取消了农业四税⁽²⁵⁾，使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成为历史⁽²⁶⁾，农民负担大大减轻。同时，覆盖面更广、水平更高的农村社保体系加速建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央政府相机抉择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以四万亿元的中央投资带动地方政府更大规模的投资跟进，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

经过前几个阶段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并相对完善，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一方面，经济发展成绩举世瞩目；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治，部分领域还愈发严重。“改革从哪里突破”、“应采取哪些措施深化改革”⁽²⁷⁾等问题在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初步回答，2017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进一步系统安排了未来的长远改革。

实践中，面对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改革攻坚难度加大、新形成的利益固化群体和原本支持改革的固化群体异化而阻滞进一步改革⁽²⁸⁾，从而阻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情况，中央强化了对全面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面对长期存在的部门掌权、中央政府权力弱化导致的局面，以及部门间分权导致的“九龙治水”顽疾，中央强化了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具体是由中央新组建或完善的若干领导小组或委员会来实现。面对过去单纯强调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抽象两分，而导致忽略了第三方——群众的诉求所造成的社会问题⁽²⁹⁾，中央将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落脚点向民生倾斜，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面对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恶化、收入差异过大、社会道德衰落和官员腐败等巨大代价⁽³⁰⁾，中央提出并践行更加全面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针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中，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左右摇摆，中央创新性定调了两者的作用和关系，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呈现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中国在逆全球化浪潮中高举全球化大旗，积极倡导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并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阶段以实现新时代下的高质量发展为主要目标的中国经济，呈现四方面的重大变化和转向：一是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初中期的剩余劳动力的消化阶段转向了技术的追赶阶段。基本特征是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经济处于库兹涅茨曲线后半部分，中等收入陷阱已（基本）被跨越，生产方式从资本密集向知识密集转型。⁽³¹⁾二是经济发展从追求数量单向维度走向追求“五大发展理念”的多元维度。三是突破政府与市场的简单二维，转而树立以人民为中心、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以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多维结构。四是深度参与并开始引领经济全球化，并积极在全球治理中肩负更多责任、谋求更多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