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的这种嵌入性时，还应涉及党的经济作用。党的经济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第一是实体化的方面，这指的是党和国家机器的同构性，这种同构性，或者政党的国家化，一方面便于党利用国家机器贯彻其在方向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上的政治领导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党要依靠技术官僚和科层进行统治，党的政治主体性也有可能因此而遭削弱。⁽²⁰⁾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另一重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笔者称其为非实体化的方面，这指的是党的意识形态的作用。⁽²¹⁾需要指出的是，

意识形态也是构造生产关系的原则。从历史唯物论的立场看，不仅在生产力中包含观念因素，生产关系也包含观念因素或意识形态，这些观念因素或意识形态作为缔造生产关系的原则，不仅是对现实的反映，而且是现实的要素，是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²²⁾意识形态作为生产关系的建构性原则的意义体现在，一旦改变某种经济意识形态，同时也就改变了经济本身。譬如，一旦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经济生活的组织原则就将是全面私有化；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革搞活国有企业，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两种经济意识形态，分别代表了两类在现实中缔结和建构生产关系的原则。

此外，党的意识形态还是指导国家战略性宏观经济管理的终极依据。最近，在一篇系统分析中国何以在高铁领域实现跨越式赶超的文章里，路风教授提出，独立自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嵌入了国家结构，构成了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根源，每当中国被迫回答自身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时，这种意识形态就会迫使相关政策转回自主创新的方向。这是高铁的跨越式发展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之一。⁽²³⁾

值得强调的是，国家机器或科层并不能自动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只能从外部获得灌输。党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主观方面，一方面是将党的作用和国家的作用相对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也是党得以保持其政治自主性的关键所系。这种政治自主性，即党不为资本所俘获，也不为官僚所俘获，是党保持其先进性和最广泛代表性的前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作为生产关系的建构性原则发挥作用，同时也代表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按劳分配、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义原则，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性质和方向。(www.daowen.com)

党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能作为生产关系的建构性原则，从而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权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不仅在于这些意识形态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且在于这些建构性原则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自身演化和发展的要求，同时也符合中国作为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一直是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诉求。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国有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做大做强国有经济，是党的意识形态中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在市场经济中引入国有部门和经济计划，最早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现代市场经济是由多部门（或多种市场）组成的整体，每一部门或每一市场，服从各自不同的规律；与此同时，这些不同部门又是相互联系的，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这一整体。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三部门或三种市场的模型来概括地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第一种是普通产品的市场，马克思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构成的再生产表式概括地表达了这一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着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这个观点经过卡莱茨基的中介，为凯恩斯所采纳，后者采用另一套话语对这个矛盾做了不同的表述，将其称作产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马克思不同的是，凯恩斯不仅要对这个市场的矛盾做病理学诊断，而且要为其疗救开药方。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凯恩斯系统地论证，在一个完全由私人主导投资权力的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1.0）中，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必须由社会接管一部分投资权力。第二种市场可称为“生产的条件”的市场，或由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所谓基础设施）组成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由于投资规模过大，收益高度不确定，且投资结果缺乏可独占性等因素，若听任私人资本运作，将造成供给不足的矛盾。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将这种生产的条件之供给不足，称作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²⁴⁾第三种市场是金融资产市场，这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和普通产品市场的矛盾紧密相关。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资本出现过剩，所以迫切地需要在金融资产市场寻找投资机会。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这带来了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并使得金融资产市场的发展和实体经济日益相脱离。在金融资产市场上，泡沫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得以繁荣的条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垄断资本和国家相结合，利用制度性权力创造出大卫·哈维所说的阶级—垄断租金，以吸引资本加入金融资产泡沫的游戏。⁽²⁵⁾金融化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危机频仍，是现代市场经济所面临的第三重矛盾。在上述情况下，要保持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国家在所有市场的干预和介入活动就变得不可或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属性，而且合乎现代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要求；坚持公有制主导地位这一传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已成功地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²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具政治哲学品格的部分。冷战结束迄今，美国和西方世界沉醉于历史终结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即新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市场经济1.0，是人类经济组织所能达到的历史顶点。这种历史终结论，尽管在形式上具有一般历史哲学的包装，其实质是为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的等级体系、为这一体系中的霸权国家服务的，具有反动的保守性质。与此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改革作为没有完成时的革命，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看作没有句号的开放的过程，显现出鲜明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和历史终结论的信众相比，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思想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在精神上是解放的、主动的，更适于承担制度变迁的推动者和领导者的使命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