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进化论认为，自然选择通过遗传基因和环境压力决定人类行为的形成和发展。这种观点弱化了人类对环境反馈的自身基因进化行为。生态位构建理论揭示了人类具有类似其他物种对自身生态位进行修改、构建，并创造和拥有高等文化的能力。Odling-smee和Laland研究指出：文化放大了人类生态位构建引起的进化反馈；人类通过文化的生态位构建建立了可以影响自身适合度的人造环境，使后代生存在前代累积修改的环境选择压力中；人类的生态位构建行为作为影响人类与环境适应的重要因素，与自然选择一道推动着人类的进化。

文化生态位构建（Cultural Niche Construction）是指一个文化生态位上的某种正在进化的文化特性影响另外的基因或者文化特性进化的过程。近年来，文化生态位构建逐渐成为生态位构建的研究热点。研究表明：如果环境修改性的人类行为和文化持续足够多的子代数以产生一个稳定的选择压力，那么它将对人类的遗传进化产生影响。人类的行为都是为了获得对环境的较高适应度而产生的。当人类行为、文化与环境发生不匹配现象时，人类会优先选择生态位构建方法，采取某些行动来改变环境中的某些资源，使人类获得繁衍发展所必须拥有的相关资源。现代科学技术为这种选择提供了强力支持，生态位构建成为主导行为，而基因进化的作用被减弱。

Laland等人（1996，1999）提出了关于生态位构建的微进化模型——双位点种群遗传模型（Two-locus population genetics model）。该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人类进化分析之中，在优生学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该模型的研究打破了基因影响进化的唯一性结论，指出生态位构建可以通过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引起行为变化。我们试图将双位点种群遗传模型引入人类行为选择的研究中，通过文化的相互作用分析人类行为变迁过程，从新的视角探讨人类行为进化规律。

首先做出如下假设：代表不同人类行为的两种文化特性A和E，并假设人类的生态位构建能力受文化特性E的影响，即文化特性E影响人类对环境改变的程度。E可能表现为科技发展水平等与人类发展相互关联的一些指标。定义资源R（0＜R＜1）的含量依赖于人类过去和当代文化生态位构建活动的结果，R=l时表示资源无限丰富，R=0时指资源完全被消耗殆尽。假设R是关于文化特性E的函数，并且环境中资源R的含量决定着文化特性A对人类行为适合度的贡献量，这种决定作用主要是通过环境中资源此消彼长的相互作用实现的；定义资源R为文化特性A的函数，文化特性E影响R的积累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消耗R，随着R的消耗，文化特性A对人类行为适合度的贡献量将会受到显著影响；因为随着R的不断减少，人类面临的R资源短缺危机会日益加重，文化特性A的作用会显著加强。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环境中资源R的变化，分析影响人类行为适合度的文化特性A的变化。(www.daowen.com)

参照Laland的生态位构建双位点种群遗传模型，并根据上述假设，我们得出以下关于特定世代（t）时资源R的函数表达式：

其中，X（E）为文化特性E的频率；λ1为资源R含量的独立消耗系数；λ2为文化特性E正生态位构建的作用系数；λ3为资源R含量的独立更新系数；γ为负生态位构建的系数。

通过人类行为进化双点位遗传模型的适合度分析，结果表明：人类行为的进化与文化生态位构建的世代数、生态位构建行为的方向和强度、文化特性的偏好、资源的数量等因素相关。人类文化发展过程越长，改造外部环境的能力和程度就会越强。这种变化使得人类行为进化的生物因素——自然选择和基因进化的效用不断减弱，造成了人类行为进化与当地自然环境的进化选择压力分离；生态位构建作为人类改造环境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成为人类行为进化发展的主驱动力；资源数量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偏好对人类行为也起到了引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