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夏侯村的文化变迁历程

夏侯村的文化变迁历程

时间:2023-05-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本部分将从1949年前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三个部分考察夏侯村的文化变迁。改革开放后,夏侯村集全体村民之力,重修淳于古寺,重建淳于寺会。

夏侯村的文化变迁历程

1949年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乡村社会总体转型,传统文化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并且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部分将从1949年前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三个部分考察夏侯村的文化变迁。

一、 1949年前的传统文化

总体来讲,夏侯村的传统文化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重近亲,轻远祖。从第一章“祖居于墙”部分的描述可以得知,在1949年前的大多数历史时期夏侯村并没有祠堂和族谱,只是在民国中后期村中大姓大族才首次修编族谱。大多数村民不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存放祖先灵魂的祖轴也只是在过年期间被当作神灵一样挂在墙上祭拜,对远祖并没有十分深厚的感情。相反,村民对本家亲戚、父母、爷爷奶奶十分重视,当亲人去世时,丧事要大操大办,并且一年数次祭拜。

其二,重当下,轻传统。夏侯村历史上战乱频发、多灾多难,村庄历史数次中断。夏侯村原住居民夏侯氏早已难寻踪迹。根据孙氏族谱的记载,明洪武年间始建夏侯村,此前直至周朝的村庄历史完全遗失。明清之际,族谱的记载依然不甚翔实,从先祖生辰考量,至少出现两三次30年左右的历史中断。村民分析:夏侯村地处平原地区,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经常打仗,一旦打起来,村民朝不保夕,都外出逃荒避难了,先人的姓名早已记不得了。由于传统难以追忆,自然养成了村民重当下、“来人不问出处”的习惯。

其三,重义轻利。传统时期的夏侯村村民极为重“义”。村民对“义”并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是根据访谈可以得知,村民将“义”不仅理解为“正统道义”,更理解为“江湖义气”“村民情义”。重“义”的村民们非常反感“自私自利”“见利忘义”“只顾个人”的行为,并且有很强的仇富心态。如果富户公开表现得骄奢淫逸或“不顾村民感受”,就很难在村庄立足。

其四,重整体,轻个人。传统时期夏侯村村民的村庄整体观念很强,如果本村村民在和别村村民发生冲突时,哪个本村人不帮助本村人,就会被认为“胳膊肘往外拐”“背叛村庄”,并最终难以在村庄生存。“重整体”还体现在“让胡同”“让街道”这样的村庄事务上,如果修路方便大多数农户的生产生活,但是要牺牲某个农户的庄或地,那么这个农户很难维护个人的利益,是一定要对大多数农户做出让步的。此外,“重整体”不仅体现在家庭与家庭交往中,在家庭内部更是如此。某个家庭成员如果只顾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听从其他家庭成员的劝告,轻则被体罚殴打,重则被扫地出门。

二、  革命文化

土地改革运动开始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活动中都充满了浓重的革命情结,突出表现为生活革命化、生产战斗化、娱乐样板化的趋势,并且深深影响着夏侯村的传统文化。这一时期的村庄革命文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

第一,祖先崇拜进一步破除。据村民回忆:那时候(指1949年至1980年),什么族谱啊,祖轴啊,都被认为是封建残余,过年都不挂祖轴了。清明节也不上老坟地烧纸了,就算烧纸也是偷偷地烧。都是去烈士陵园纪念革命烈士。

第二,神佛崇拜被取缔。集体化开始之后,村民已经不再前往牛王庙、马王庙祭拜,并且将牛王庙、马王庙改为仓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夏侯村东的淳于古寺被红卫兵破坏,庙中神佛一律被破坏殆尽。据村民回忆:“‘文革’那几年,说是要打倒‘牛鬼蛇神’,红卫兵们知道咱们村有个大寺庙,就都来造神佛的反。把淳于古寺里的大铜钟拆了,炼钢;把庙里泥塑的菩萨都砸毁了;庙里最大的那个如来佛像,是榆木的,整根的榆木啊,都砍砍烧掉了,太可惜了。”

第三,村庄内部阶级化。土地改革时期,将村民分为地主、富农等身份。至“文化大革命”时期,重提阶级斗争,并且斗争被扩大化。村中的“黑五类”“臭老九”(教书的)都被打倒。村民都不敢与“黑五类”交往,怕被连累。“黑五类”分子不仅被孤立,而且经常受到红卫兵的批斗,还找不到媳妇。

第四,在婚庆方面更加自由化,更多采用自由恋爱的方式结成夫妻,而不再采用传统时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合方式。此外,不再算日子、送彩礼、拜天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夫妻结婚要手持《毛主席语录》,感谢党和国家。(www.daowen.com)

第五,在丧葬方面,不再大操大办,而是简单追思,丧葬中很多带有迷信色彩的流程都不再进行。

第六,庙会依然举办,依然唱大戏,但是不再有请神的仪式,也没有做买卖的摊贩,不再由村民捐资办庙会,而是邀请县豫剧团来村庄演出。演出曲目有所改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是表演革命样板戏,但是村民依然保留了到庙会听戏的习惯。

第七,在生育问题上,随着“男女平等”观念的宣传,传统时期“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破除,女子的社会地位提高,但“多子多福”的生育习惯并未有明显改变。

第八,教育得到大力发展。据夏侯村民回忆:“解放后没多久,就在夏侯村东南的秦淳于村办了小学,村里的孩子都能去上学了,还不要钱。并且,女孩子也能去上学。但是家里人一般不让女孩子上学,尤其是家里劳动力比较少的,不管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得挣工分,没有时间上学。”

第九,节庆习俗淡化。这一时期,村民每天都在忙着搞生产,传统时期的“四时八节”等的节庆活动减少。

三、  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

进入1980年代以后,社会氛围的宽松、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夏侯村的村庄文化再一次发生转变。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既有向传统文化的回归,又有向现代化的过渡。

其一,从文化一统到文化多元。当今的夏侯村,再也没有所有村民都认同的道理和所有村民都坚持的信仰。不同的村民有着不同的观念和思想,即使是同一核心家庭的成员,父母与子女的思想都呈现出很大不同。村民遇到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不再是“嗤之以鼻”“猛烈抨击”,而是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拥有不同信仰、不同思想的村民在同一村庄中共同生活,彼此相安无事。

其二,神佛信仰的回归。改革开放后,夏侯村集全体村民之力,重修淳于古寺,重建淳于寺会。虽然无法再现传统时期香火旺盛的场面,但是村民尽自己的努力挽救传统文化。在村民家中,重新请回了天地全神,贴上了门神,挂上了灶神,逢年过节都会拜上一拜,不求风调雨顺,但求四季平安

第三,婚丧嫁娶市场化,花销扩大化。在如今的夏侯村,伴随着婚庆公司的发展,婚庆走向专业化。村民结婚必须要办酒席,不仅要宴请宾客,而且全村人只要来吃饭,都可以来凑热闹。随着物价的上涨,截至2016年,如果在县城请喜宴,一桌至少五六百元,如果在村内摆喜宴,主家可以自己买菜买肉,请来专门做婚宴的团队,成本相对较低,一桌酒席需要两三百元。单单彩礼一项,至少五六万,有的甚至开口就是10万元。还有嫁妆钱、改口费、上车礼、下车礼、红包礼等等各项支出,普通农户很难承受。丧事更是有着大操大办、盲目攀比的现象。但凡家庭条件达到一般水平的农户办丧事,都要邀请戏班唱戏,每晚至少两三千元。甚至出现了专门的代理磕头人,本应由子女在路祭时磕头祭拜的仪式,都由磕头人代为行礼,请一个磕头人至少需要五六百元。

第三,娱乐形式多样化。相对于传统时期打牌、看戏、看舞龙舞狮表演等相对单调的娱乐形式,如今的村民娱乐活动极其丰富。随着交通的便捷化,普通农户不仅可以看电视、听收音机,并且可以随时到县城逛公园、逛商场、打太极拳、跳广场舞、打门球。身体状况和经济条件都允许的老人,也会参加旅行团到全国各地旅游。

第四,重视教育。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夏侯村中的年轻人都抱着极大的热情参与到高考中来,并视其为“跳出农门”的重要途径。在当今的夏侯村,全部小孩都会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许多村民依托高考,进入国家公职人员行列,成功在城市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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