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随着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的推进,夏侯村的村庄社会发生重大变迁。本部分将从1949年以前的传统时期、土地改革时期、集体化时期和包产到户后的新时期四个时段考察夏侯村的社会变迁。

一、 1949年以前的传统时期

通过本章前九节对夏侯村传统形态的详细描述,可以总结出传统时期的夏侯村村庄社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相对封闭的社会。在传统时期的夏侯村,村民的社会交往范围集中在以家庭为中心的本家亲戚中,村民之间的血缘、地缘、信缘、业缘、冲突、分化、保护、交往等一系列关系大多集中在村庄之内。与村外的交往,只有庙会和姻亲两种形式。村民的生产和生活大多在村庄范围内进行。普通农户的生活圈非常狭窄,许多村民认为村庄就是全世界。在村民的思想意识中,对所有人的判断只有“本村人”和“外村人”的区别,且界限非常明显。

其二,以家庭为核心。传统时期村民的心理界限一个是“本村人”和“外村人”,另一个就是“本家人”和“其他人”。传统时期,家庭是夏侯村村民赖以生存并视为最重要的存在。村民崇拜五代同堂或六代同堂的大家庭,并视一大家子人在一起为最幸福的生活。但是由于大多数家庭都非常贫困,一方面家庭规模不能扩大,另一方面“贫贱夫妻百事哀”,家庭时常爆发出这样那样的内部矛盾,这就造成了村民崇拜大家庭却难以维持的现象。村民只要有能力,就会维持大家庭不分裂,如本村8个大地主,全部为复合式的大家庭。

其三,普遍贫穷,但贫富分化严重。如上章节所述,夏侯村不到10%的户家占据着夏侯村70%以上的土地,而土地的多少又是传统时期家庭条件好坏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可见夏侯村贫富分化是十分严重的。但是并未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村民普遍认为“地主也是可怜人”“地主也整天吃黑馍”,如村中大地主孙长祚拥有500亩土地,却只能供起一个儿子读5年书,可见村民是处于普遍贫穷的状态。

其四,关系社会。传统时期的夏侯村村民极其重视与其他村民的关系,关系好不好是衡量一切社会交往事务的唯一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关系超越了血缘:村民找人帮忙干活或进行搿犋行为,一般会寻找与家庭关系最好的人,而不是寻找拥有血缘关系的本家亲戚。大多时候,即使是本家亲戚或亲兄弟,如果关系不好,也经常出现“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

二、　土地改革时期

1949年底至1950年初,夏侯村进行了第二次土地改革(详情见第三章第八节)。与第一次土地改革的轰轰烈烈不同的是村民对第二次土地改革的谨慎,以至于村民因害怕报复而不敢对地主富农进行公开的批斗和打击。直到解放军干部将地主富农中的强硬分子直接抓走枪毙之后,村民才敢于相信、敢于接受分田地的事实。

土地改革运动之后,夏侯村的贫困农户都分到了土地。分配原则是“尽量平均”,这使得夏侯村中的贫困农户由户均占有2—3亩土地普遍变为7—8亩,大多数农户可以依靠务农维持温饱。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提高,很多外出逃荒、经商的农户纷纷返乡耕种土地。

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夏侯村村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户家光荣、升官发财的思想被破除,转变为“谁穷谁骄傲”“谁穷谁革命”。1949年前因为与户家关系好、上边有人或人比较孬而担任保长或村庄权威的人纷纷被惩罚。村庄新的权威变为了“穷人权威”,穷困百姓,尤其是在旧社会吃了大苦头的穷困百姓纷纷成为村庄具有话语权的人,例如在传统时期依靠乞讨、逃荒为生的孙占邦老人,由于其非常穷困、非常革命而被任命为村支书,并且一干就是20年。(www.daowen.com)

三、　集体化时期

土地改革之后不到5年时间,夏侯村就完全实现了集体化,“人民公社”取代了传统“区”“乡”的概念,“生产大队”取代了“村庄”的概念,“生产队”取代了传统“保甲”的概念。村中户家、保长和会首等的权威全部被干部权威所替代,村支书成为村中最具权威的人,国家权力完全渗透进乡村。村民口中的“乡亲”“邻里街坊”统统被“群众”所替代,干群关系成为村庄社会的唯一关系,亲戚关系、邻里关系、本家关系都被弱化。“干部”成为村中管理一切的人,无论人民群众发生任何矛盾、摩擦、困难都由“干部”负责,由“干部”帮忙解决。

集体化初期,这种集体劳动的方式展现出非凡的战斗力。农民团结起来之后,对灌溉、盐碱、旱涝不均等在传统时期依靠单家独户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宣战,并取得一系列成果。例如,夏侯村北的文岩十支排渠是村民单凭人力所挖出来的。全县人民团结起来之后,硬生生挖出了两条大水渠“文岩渠”和“十支渠”,使得引黄灌溉成为可能,村民第一次依靠灌溉来缓解旱灾,而不是求神祈雨。在中科院的科学指导下,盐碱问题得以缓解。在全村人民及附近村庄的共同努力之下,修建了高达6—8米、厚约2—3米的土围子,将夏侯村全村包围起来,村民依靠吊桥进出村庄,其目的是为了抵御洪水和内涝,一旦暴发洪水,附近村庄都可以到夏侯村来躲避水灾。

但是在集体化后期,尤其是“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人民群众的热情过于高涨,出现了不遵循客观规律、社会动荡、政局混乱的现象。村民难以安心发展生产,发生了灾荒和混乱,农业生产陷入停滞。

四、　包产到户后的村庄社会

1980年代以后,夏侯村实施“包产到户”的新政策,由集体化时期的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农业生产重新回归至传统时期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模式。历史再次证明更加符合人民需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制更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夏侯村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以务农为主的村民却迟迟没有脱贫。

1990年代,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夏侯村社会氛围更加宽松,人口流动性增大。伴随着市场经济深入乡村社会,村民的思想和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进一步的转变。很多村民尝试着挣脱土地的束缚,放下农具而下海经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对村民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由集体走向家庭,并进一步由家庭走向个人。包产到户之后,农业生产重新实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模式。改革开放以后,家庭成员之间进一步独立和自由。由于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即使同一家庭的村民也纷纷从事不同的行业,彼此之间互不干涉、各自奋斗。尤其是村中年轻人,纷纷投身大都市,从事服务业,这是村中许多老年人所不齿的下九流行当。对此,家中老人大多数持反对态度,但是由于能赚钱,许多老年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干涉,并声称管不住。村庄老年人对年轻人所从事的行业不管不问、不关心、不干涉成为共识。

其二,贫富差距悬殊。改革开放以来,村中有能力、有头脑、抓住机遇的一少部分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如村民杨梓,由普通农民变为亿万富翁。但是村中仍然存在很多非常贫穷的人,尤其是由于身体缺陷而什么都干不了、娶不到媳妇的光棍汉,成为村中最可怜的人。

其三,由“道德权威”到“身份权威”,再到“金钱权威”。传统时期的夏侯村民普遍认为德高望重的人是最受村民尊重的人。土地改革运动之后的集体化时期,村民认为干部是最受尊重的人。在包产到户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村民普遍认为有钱人一般都值得尊重。村民普遍认为“干啥不需要钱啊”“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寸步难行”“一高遮百丑、一白遮千丑、一富遮所有”,尤其是在村中年轻一代心目中,追求财富和金钱成为人生的最高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