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时期,夏侯村村民认为祖上遗留、勤奋程度、技艺水平、为人处世等方面的差距导致本村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现象,且由于世代积累,出现“贫家更贫、富家更富”的阶层固化情况。本部分从血缘分化、家庭财富分化和职业技能分化三个方面考察传统时期夏侯村的分化与群体关系形态。

一、 血缘分化

传统时期夏侯村内孙姓最大,杨、王、康、闫次大,李、赵等小姓只有二三家,姓氏人口差距显著。村中时常出现“大姓欺负小姓、人多欺负人少”的情况。

(一)　大姓欺负小姓

传统时期的夏侯村,虽然同宗族内五代甚至三代都已断亲,但是每当外姓欺负到家门口,还是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同姓相亲”的情况。如果同姓人与外姓人发生争执,只要不是和外姓人为街坊邻居,关系比较好的情况,一般会站到同姓人的立场上;如果发生暴力冲突,尤其是与外村外姓人发生冲突,同姓人都会同仇敌忾上前帮忙,即使劝架,也必须“向着同姓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同姓人排挤,认为“胳膊肘往外拐”“不气势”,被人骂软蛋、叛徒。

中小姓家庭如果想在夏侯村有立锥之地,必须与大姓搞好关系、攀亲戚,只有得到大姓的庇护和接纳,才能顺利入村。例如:本村山东赵氏就是将女儿嫁给孙氏族人,才得以在此生存;李淳于李氏是因为娶了孙家的闺女才得以入村;黄德镇王氏也是由于与村中孙氏族人和王氏族人有姻亲关系,才得以入村。

(二)　 人多欺负人少

在同宗族内部,也有着人多欺负人少、恶人欺负老实人的传统。村民认为这样的事情是很平常的:“兄弟多,打架不吃亏,吵架有气势。几个亲兄弟逮着某个小孩打一顿,把小孩子的东西抢了,回到家之后,不仅不会被家长批评,反而会被认为有本事。而被欺负的小孩子回到家之后,即使告知大人,大人也往往不能因为小孩子的事情上门要求赔礼道歉,因为即使上门要求道歉,也会被对方家长和街坊邻居随便几句‘小孩子打打闹闹很正常’‘回家我打他们几个兔崽子一顿’而搪塞过去。大人更不能私下向小孩子动武,这样往往引起两个家庭的械斗,到最后依然是强者说了算。”在夏侯村中时常有这样“人多欺负人少”的情况:

传统时期,夏侯村中有一个叫康昆的康姓族人,这个年轻人是村里有名的“孬杆”,仗着自己兄弟多、身手狠,天不怕地不怕,经常为非作歹。有一天,他路过康健家中,爬墙一看,见到康健的女儿一个人在家,就起了歹意,从康健邻居家的枣树上翻墙进了康健家的院子,把他的女儿玷污了。康健知道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自己只有一个儿子,还和儿子关系不好,经常吵架,儿子不会帮忙,即使帮忙,也打不过人家。他只能忍气吞声,隐藏秘密,当作没有这回事。

二、　家庭财富分化

通过对传统时期夏侯村人地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夏侯村的社会阶层分化非常严重。村中8户大地主家庭(被村民称为“户家”),共95人,就占有1090亩耕地,占全村耕地的60.6%;而户均不足3亩耕地的贫农家庭,约有750余人,但是耕地占有量只有162亩,仅占全村耕地的9%。在传统时期,耕地占有量就是家庭财富的象征,可见传统时期夏侯村农户间的财富分化程度。家庭财富的严重分化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　户家人多势众

由于土地生产能力有限,一亩好地最多产150斤小麦、180斤秋粮,一亩中等地亩产最多100斤小麦、150斤秋粮。按照村民的约算,成年人每人每年至少6担粮食,小孩子每人每年最少4担粮食。因此一个四口之家(两个孩子),至少需要6亩好地或8亩中等地才能维持基本生存。而占到村中人口81.6%的贫农家庭,最多只有3—4亩耕地,且大部分是孬地,显然在大部分时期是不能单纯依靠种地为生的。如果没有额外收入,有限的粮食只能够养活一个孩子,再生一个就要全家饿肚子。以贫农孙梅的家庭为例,夫妻二人共生下12个孩子,最终养活的只有2个。与之相对,本村最大地主孙长祚,一家有20余人,共生下5个儿子、7个孙子。其依靠的不仅是祖上遗留的耕地,还有依靠放高利贷、做买卖、当医生获取额外收入之后重新购买的新增土地。

(二)　户家都放贷

据村民回忆,传统时期夏侯村的户家都放高利贷。那时候谁家也难保没有个要用钱的时候,一般人都非常穷,借也借不到,很多时候只能借高利贷。那时候,有借秋还麦的,有借一斗还一斗二的,有借一斗还两斗的,有的常年借粮食,年年不够吃,越欠账越多,一辈子都还不清。且根据调查,传统时期夏侯村中的8个大地主的子女,大多在年幼时或读书或学艺,相对普通农户而言更有一技之长,可以很好地依靠自己的技能获取稳定的收入。而普通农户上不起学、学不到技术,一旦有小灾小难,往往只能卖庄卖地来解燃眉之急,家庭经济十分脆弱。

(三)　户家做公益

传统时期夏侯村中户家有着很特殊的地位,很多具有公共性的出资,都是由户家单独出资或者主要出资的,具体有以下几种:

其一,缴纳地丁税。传统时期夏侯村中实行“有地者交税”的赋税缴纳制度,而户家占有本村60%以上的耕地,因此承担了本村大部分税收。到后期,只有2—3亩地的贫农维持生存尚成问题,都不缴纳赋税,保长催得紧了,就欠账赖账。保长只能找户家商量,户家为了村子的平安,也为了生产顺利进行,经常替贫农垫付赋税。再经过保长的斡旋,夏侯村呈现出普通农户不欠国家赋税,但是都欠保长和户家的钱粮或人情的状况。

其二,户家打井又修路,还给村民借农具。传统时期,夏侯村中有一口日本人要求打的井,是孙长祚独资修建的。孙长祚打的这口井,所有村民都可使用,并且使得村民暂时避免了日本人的骚扰。中华民国后期,无论是土匪还是国民党政府,要求村中修路,都是户家出资。户家为方便自己磨面、磨油而花高价购买的石磨、石碾等大型劳动工具,不仅本家亲戚、街坊邻居可以随意借用,外姓农户、“村那头儿的”,只要来说两句好话,也都能借用,且不需要给户家任何报酬。但是懂事的农户,都会记得户家的恩情,或者给户家的小孩子一两个柿饼、点心之类的作为补偿。

其三,户家捐钱办庙会、捐油做路灯。夏侯村一年一度的淳于寺会是全村人的盛会,虽然大家都会捐钱捐粮,但是户家的出资占据着绝大多数。没有户家出钱,一般是办不起庙会的。孙氏宗族每年正月十五、十六有着祭祖的“散路灯”仪式,制作路灯需要很多油。普通农户日常都不舍得吃油,更没能力把自家不舍得吃的油用来制作路灯,据孙氏族人回忆:“过去做路灯那油都是户家买的。”

三、　职业分化

传统时期夏侯村中有各式各样的手艺人,且手艺有着“家传不外传”的特点,因而形成了一些手艺人世家。但是村民所掌握的手艺大多技术简单,只要稍微聪明一点、手巧一点都能学会,缺乏一些技术性非常强的手艺。相对于手艺好和手艺差工匠的收入区别,更明显表现出的是有手艺和没手艺家庭收入的差距。本部分将从职业概况、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三个方面考察传统时期夏侯村的职业分化情况。

(一)　职业分化概况(www.daowen.com)

根据村中老人讲述,1949年前,夏侯村中手艺人情况如表4-9所示。

表4-9　传统时期夏侯村手艺人概况

　　资料来源: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的田野调查。

(二)　地位分化

掌握技术的手艺人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养活更多的家人,成为家庭不可或缺的顶梁柱,而且经常会有村民找其帮忙,社会地位普遍较高。只有吹响器这一种职业不同,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被人看不起,甚至不能入祖坟。具体可以从以下五个侧面体现:

1.　管家与主家同桌吃饭

传统时期夏侯村中的觅汉、喂牲口的和把式虽然在主人家(东家)吃饭,但是一般不与主人同桌,都是自己端着碗到门口或牲口棚中吃饭,只有管家可以上桌吃饭。本村有一名管家,是大地主孙长祚家邀请的,孙长祚全家对他十分尊重,尊称为“先生”,因为其有文化、懂得读书识字。

2.　教书先生以教抵债

夏侯村有一个烧饼摊,是孙梅开的。村中教书先生王明经常去烧饼摊通过赊账的方式买烧饼,一年下来欠了孙梅大约3—5斗高粱。具体有多少,孙梅由于不会写字,只能通过在墙上“画道道”(画线)的方式来记账,非常不准确,且村民赊账的多,出现很多糊涂账。王明正巧这一年没有收到学生,且因灾荒也不想还钱,就跟孙梅商量:“让你家孩子跟着我读书吧,我教他记账。学费就不收了,就当还钱了。”孙梅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就让自己的孩子跟着王明读了三个月书。

3.　“会计说你欠多少粮,你就欠多少”

夏侯村有一名会计,既负责帮助保长记村账,又帮助淳于寺会记录办会花销,为人公道正派,在村子里名声非常好。村民每逢有大宗交易,如买地、买庄、买牲口都会请其帮忙算算账。至中华民国后期,由于战乱灾荒,大多数村民交不起摊派,只能先欠着。保长虽然知道欠账,但是也不可能全都记得清楚,具体数目还要问会计,因此经常出现“面儿上(表面上)是保长说你欠多少就欠多少;但是保长也不能瞎胡说,都是问问会计,叫会计拿着算盘算算,他说个数,那就是这个数了”。

4.　能不能说个好媳妇,得看媒婆

夏侯村中能说会道、行事泼辣、善于交往的中老年妇女才可以成为媒婆。虽然有很多村民看不惯媒婆,但是大多不会得罪媒婆,因为在传统时期村民信息非常封闭,普通农户的生产和生活大多不出村庄,即使是做买卖经常走动、认识人比较多的农户,在子女成婚之前都要托人说媒。姑娘家人品啥样,人长得漂亮不漂亮,家庭条件啥样,只有媒婆心里最清楚。虽然媒婆不敢瞒天过海,但是通过传话也能影响甚至决定这门婚事能成不能成。所以,村民一般不得罪媒婆,即使是看不惯媒婆的村民,也是公开场合疏远,有事求媒婆的时候私下亲近。

5.　“给你8个馍吧?”

由于族规家训和传统思想的影响,大家都认为吹响器是下九流的职业,从业者死后不能入祖坟,所以村民不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学吹响器的。但是村民举行丧葬仪式时又必须用到吹响器的,不仅在路祭、出殡时都要用到,而且在中午宴请宾客的时候必须有吹响器的全程吹奏。据村民讲述:

夏侯村好像就有一个吹响器的,也是个没爹没娘的可怜孩子,都没有名字,是被赵庄(距夏侯村北3里的一个村庄)那一班儿吹响器的收留了。吹响器的一个人是接不了活儿的。那时候结婚不用吹响器的,但是办白事儿(丧事)的时候是一定有吹响器的。吹响器的收入多啊,一场白事儿下来,不仅主家给点钱粮,而且吹响器的可以吃两桌菜,中午饭前一桌、饭后一桌,走的时候,主家还得给他们一人8个馍(白面馒头)。那时候8个馍可是很值钱的啊。也只有吹响器的能得8个馍。所以村里后来骂人都会说“我给你8个馍吧?”意思是,你是个下九流的吹响器的。

(三)　分化关系

传统时期夏侯村手艺人与手艺人、普通农户与普通农户、手艺人和普通农户之间的交往都是一样的,“是亲戚,就按亲戚关系走;是街坊邻居,就按街坊邻居那一套礼走;啥都不是,就是一个村的,该咋弄咋弄”。手艺人并没有因为其社会地位高或低而影响其社会交往关系。但是手艺人的家庭与普通农户的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交往却有着区别,具体有以下两个方面:

1.　有手艺的留在家

中华民国后期,灾荒战乱等原因使得夏侯村一半以上的农户外出逃荒。因为有手艺的可以给家庭带来更多收入,可以维持家庭成员的生存,所以有手艺的成员一般在家中,而没有手艺的成员会外出逃荒。以孙太远家为例:孙太远有3个儿子,长子孙铭、次子孙梅和离家出走的三儿子。长子没有手艺,在1940年左右携妻子、子女外出逃荒;二子孙梅有手艺,就留在家中照顾老人、维持家庭。

2.　有手艺的说了算

传统时期夏侯村农户家中,往往是有手艺的或手艺最精、脑子最管用的在家中说了算。以大地主孙长祚家为例:二儿子孙锐曾拜管家先生为师,学习读书写字,后来学习医术并掌握了行医的技能。因此家中大小事情,在孙长祚年龄大之后都由二儿子说了算。以木工孙长礼家为例:孙长礼有两个儿子,长子孙留保,次子孙顺。孙留保比较笨,学不会木工活,而二子孙顺继承了父亲的手艺。所以在孙长礼年龄大之后,家里事情都是孙顺说了算;并且在中华民国后期,孙留保携家人外出逃荒,孙顺留在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