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时期,家户经济与经济关系构成了夏侯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基本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土地改革、集体化运动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进,夏侯村的传统经济形态及其关系发生了巨变,从传统小农经济逐步迈向新农村经济时代。

一、　两次土地改革

据夏侯村村民回忆,夏侯村的土地改革起步较早,始于1947年。随着八路军进驻封丘县,全县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夏侯村的户家(富户)听说八路军要来之后,都提前逃跑至开封、中牟地区避难。随后,八路军撤出封丘,地主闻讯重新返回村庄,并展开血腥报复,村民称之为“地主返乡团”(或“地主还乡团”)。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对于夏侯村村民来讲,这是第二次土地改革运动。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村民对这次土地改革非常谨慎,很多村民不敢拿地主家的物品和耕地,直到几年以后,夏侯村村民才相信自己真正分到了田地。

根据对孙占秀、孙占邦、孙占炳、孙占玉、王希贤、吴东舟等十几位老人的访谈得知土地改革的细节经历。

第一次土地改革:

1947年冬天的时候,夏侯村共产党员闫国勋领着一堆本村人,包括六七个农会委员,夏侯村农会主任王荣、王爱兄弟俩,公派老师贾发尧(不是夏侯村村民,家住县城,会打算盘,字写得好)一同来到夏侯村。经他们商量,划出了六七家地主,砸开地主家的大门(地主及其家属早已逃至外地),将地主家的东西分给乡亲们,号召大家“清算阶级账”,并将地主家的地分给乡亲种。当时拿东西没有什么规矩,也不是平均分,都是随便拿。那时候人非常老实啊,都不敢拿,把地主家的东西抬出来,放大街上都没人拿。胆子大的村民白天拿了地主家的锅、床、椅子、锄头等值钱东西,胆子小的都是晚上了去偷偷拿个东西。我(孙占秀)的父亲非常胆小,就拿回家一个小板凳。

八路军走后,地主们都从外地回来了,对乡亲们吆喝“都是一个村子的,拿了东西送回来就不追究了”。当时的村民都认为拿了别人的东西很丢人,纷纷主动送还,有那拿的柴火、粮食已经用完的,就拿着自己家的给地主补偿回去。随后,地主家比较孬的后代王井善、王廷相、闫金中的儿子们和康运岭纠结了一帮地痞流氓,到农会主任王荣、王爱家报复,把他们家的人都押到村西北的地里,有的打死了,有的活埋了,这两家都绝户了。

第二次土地改革:

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村里边没有人出头了,都是外地的共产党干部来村里宣传的,都带着枪。通过询问村民,计算剥削量之后,确定了阶级身份,有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五种成分。其他村有批斗,我们村都没有什么批斗,共产党的干部直接就把村里的地主、富农押到六七里外的岳寨村关押起来。后来听说都判刑了,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杀人,基本上都枪毙了,没枪毙的都发配流放了,谁也不知道发配到哪里了,反正再也没见过地主家的了。地主家的女人和小孩子都跑了,或者流放了。

二、　集体化时期(www.daowen.com)

据《封丘县志》记载:1949年后,广大人民群众翻了身,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占全县人口60%以上的贫农、下中农,面临着农具不足、耕畜短缺、资金缺乏的实际困难,因此,组织起来,互助合作,走农业集体化道路符合大多数农民的愿望。截至1951年,全县有季节性互助组441个,7560户,占总户数69851户的10.8%;常年互助组234个,1008户。1952年底,有季节性互助组4420个,常年互助组1523个,初级社6个,参加各类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已经达到总人口的46.6%。1954年,参与初级社的农户占到总户数的10%。1955年底,初级社发展到占有总户数的75.7%,高级社占总户数的24.3%。到了1956年,全县一哄而上,全部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

据夏侯村村民回忆:

解放没几年,就全部入社了。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部拿出来大炼钢铁,家里不准做饭,都得到“伙上”(集体食堂)吃饭。谁开小灶,谁家的烟囱冒烟了,立马就有干部来家里查,说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思想觉悟不够”。那时候都没有你家的地、我家的地这个说法了,都是大队的。下地劳动都是挣工分呢,工分决定分多少粮食。为了吃饱饭,都是全家出去劳动啊,大人种地,小孩子割草。刚开始大家劳动积极性也很高,但是后来发现“干多干少一个样”,“站一天也是那么多工分,干一天还是那么多工分”,“反正都吃不饱”,大家的劳动积极性就下降了。

集体化时期是计划经济时期,集中体现在“四统一”原则上,所有粮食实行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与统一库存。在“大跃进”形势的影响下,商业战线忽视计划管理的相互平衡,只求大购大销,造成调拨不灵、商品积压。1962年实行“集中统一,全面管理”的政策,实行各经济行政部门与上级各专业公司双线上报下达计划的“双轨制”,逐步扭转比例失调的局面。“文革时期”实行“统一计划、差额调拨、品种调剂、一年一定”的计划管理体制。

三、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1980年初,封丘县的农村仍然实行人民公社的生产体制。只经过半年的发展,全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的“大包干责任制”飞速发展,7月份,这种形式已成为农村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1980年8月9日,封丘县委发出《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座谈纪要》,要求全县因地制宜,大力推行“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五定一奖、联产计酬”,以及“大包干”等形式的责任制。在1981年的第6个“五年计划”初期,彻底打破“大锅饭”制度。在公有制基础不变的前提下,生产资料通过承包合同,规定分配办法交给农民去经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让劳动者直接参与管理经营,适当调整了集体与个人、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按合同扣除国家集体共同发展基金,其余归劳动者自己所有,多劳多得,这样就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协调起来,农民的积极性比较充分地调动起来。

根据70岁的夏侯村村会计闫长生和88岁的老支书孙占邦老人的回忆:“一(实行)包产到户之后,人都能吃饱饭了。”进入1990年代以后,夏侯村中一部分头脑灵活、有经济眼光的农户率先下海,其中以杨梓为首的一部分乡村商业精英率先发迹。据村民讲述:“杨梓一开始办造纸厂,后来又开矿,现在年龄大了,开了个大酒店,是咱县最好的酒店,投资好几千万,这是我们村的亿万富翁,全县有名。”乡村商业精英的崛起不仅使自己先富了起来,而且带动了村中一部分亲戚的共同富裕。这些乡村商业精英在离开乡村之后依然能心系村庄的发展,如今村庄修路、村庄办庙会,他们都会主动返村捐资,据夏侯村村民回忆:“现在村里这柏油路,都是村里人自己筹钱修的,杨梓捐了7万多块钱呢。”

进入21世纪,夏侯村村民收入越来越多样化。有些农户没有舍弃家中的农田,农忙时节返乡收割、卖粮,农闲外出务工。据村民讲述:“现在种地太方便了,人都不用亲自下地干活,犁地了开着拖拉机下地转一圈就中了,下种子有播种机,除草喷点除草剂,收割了有联合收割机。都不用自己管,一到庄稼熟了,都有收割机在村口等着呢。收割一亩麦子50块钱,播种一亩麦子50块钱,收一亩秋儿(秋收作物)也只需60块钱。”有些农户将自家的土地出租出去,融入土地集体流转,供本村或外村专门进村建大棚种葡萄或其他药材的用,一亩地每年可以收入700—800元。外出务工的工资收入逐年增加,据村民讲:“2010年后工资都涨得快了,过去在工地干活,一个月2000(元)都是高工资,现在一个月3000(元)都没人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