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三年（1405）七月十一日，郑和奉明成祖朱棣之命，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率领庞大的240多艘海船，多达27 800名人员，此后的数年曾6次下西洋，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涉10万余里，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

《明史·郑和传》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除《明史》外，尚有《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瀛涯胜览》《三宝征彝集》《国榷》《客座赘语》《郑和家谱》等历史文献均记载郑和宝船的尺寸。但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从成书的时间来看，其他文献可能是抄自《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简称《西洋记》），而《西洋记》则是神魔小说，其记载并不可靠。^[1]那么，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是什么概念呢？研究者认为：以明尺为0.137米计，郑和宝船的长与宽约为140米和57米。如果文献记载的宝船尺度对其吨位进行过估算，满载排水量约4.4万吨，空载排水量约1.8万吨，最大载重量2.6万吨。其规模相当于今天的小型航空母舰，所以好多学者认为迄今为止并没有出土文物考古发现能证明存在过这么大的巨舶，也没有模拟试验和航海试验的成功例子能证实可以有这么大的木帆船。^[2]实际上直至19世纪中后期借助近代工业水平与铁质龙骨，世界上最大的木船的长度才开始突破百米，有史以来最大的木质船怀俄明号诞生于1909年，长140米，使用钢铁龙骨，尺寸仅略大于传说中宝船的尺度44丈。

关于郑和宝船的规模，目前仍在争论中，但通过文献记载可以确认，郑和等人真正使用过的大船是什么样子呢？据1936年郑鹤声教授在南京静海寺拓印的《静海寺碑记》残文可知永乐三年出使西洋使用了“二千料海船”，永乐七年出使西洋使用了“一千五百料”海船。“建弘仁天妃之宫于都城外龙江之上……复建静海禅寺用显法门试千古之佳胜偶然之……一、永乐三年将领官军乘驾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海道永乐四年大船驻于旧港口即古之三佛齐……首陈祖义金志名等于永乐五年七月内回亦由是……永乐七年将领官军乘驾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国王阿烈苦奈儿谋劫钱粮船只……”

宋元明时期，“料”是当时流行的用来表示周船大小的一种计量单位。迄今为止对“料”的理解，大体上有两种概念：一种认为“料”是一种重量单位，一种认为“料”是一种容积单位。根据唐志拔、辛元鸥、郑明等人复原明代“二千料”海船的结果认为：总长61.2米（19.12丈），身长即水线长53米（16.56丈），船宽13.8米（4.31丈），舱深4.89米（1.57丈），设计吃水3.9米，估计排水量约1170吨。^[3]

2010年，郑和的副手，副使太监洪保之墓在南京被发现，由洪保墓出土的《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铭藏》铭文又可知出使西洋船队中存在“五千料巨舶”。“永乐纪元，授内承运库副使，蒙赐前名。充副使，统领军士，乘大福等号五千料巨舶，贲捧诏敕使西洋各番国，抚谕远人。”

根据上文的分析，如果二千料海船的排水量在千吨左右，而五千料巨舶的排水量则高于2000吨。在15世纪初，如此庞大的体量足以笑傲全球。五千料海船几乎与150年后世界上最大的帆船汉萨同盟“吕贝克之鹰”一样大！放眼当时世界，即使是如英格兰于1420年建成的战舰主之恩典号（Grace Dieu）等少数巨舰亦难望其项背，据对1930年发现的“Grace Dieu”残骸之研究，其排水量仅约1 400吨，同时地中海国家存在部分1 000余吨的大型商船，与“二千料”海船略相当。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郑和航海船队与西方大航海的船队，从中可以看出明代中国强大的远航能力和发达的造船业。

表6-1　郑和船队与西方大航海船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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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使中国走上海洋强国的道路呢？这与郑和航海的目的以及后来统治者采取的政策有关。(www.daowen.com)

郑和航海的目的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共识就是为彰显天朝上国之威仪，怀柔万国。郑和七次下西洋前在长乐驻泊期间所立，长乐俗称天妃碑，又称郑和碑。碑文总共1 177字，历述下西洋目的、意义，前六次下西洋经过、成果和第七次下西洋任务。这是考证郑和下西洋最权威的碑刻史料。关于郑和远航的目的，碑文记载：“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寥寥62字告诉我们：哪怕是边远的海外各国都对我国非常尊敬，纷纷带着珍贵的礼物来访；皇帝派遣郑和率领庞大舟师运载大量礼物回赠他们，是为了宣扬我们中国的道德文化，与他们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根据碑文的这段文字可以得知郑和航海目的是为了彰显天朝上国之威仪，怀柔万国。但是凡事都有度，宣扬国威同样如此。郑和远航每次都要建造庞大的船队，筹备维持这支船队正常航行所需的人员和物资，配备2万多人在海上长期生存的物资，携带无数显示明朝富足的商品和赠送各国的礼品，这样远航的花费是何等巨大！

诸多学者认为，郑和航海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进行海外贸易。马欢、费信、巩珍三人在各自的著述中都介绍了郑和下西洋所到各国的物产资源情况和货物交易规则，甚至还详细记载了他们与当地直接贸易的情形。如巩珍在《西洋番国志·满剌加国》中记载：“中国下西洋宝舡以此为外府，立摆栅墙垣，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城，盖造库藏完备。大舟宗宝舡已往占城、爪哇等国，并先舟宗暹罗等国回还舡只，俱于此国海滨驻泊，一应钱粮皆入库内存贮。各舡并聚，又分舟宗次前往诸番买卖以后，忽鲁谟厮等各国事毕回时，其小邦去而回者，先后迟早不过五七日俱各到齐。将各国诸色钱粮通行打点，装封仓舟者，停候五月中风信已顺，结舟宗回还。”马欢在《瀛涯胜览·宝船与人员》中记载：“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梢、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其中“买办”就是负责贸易的工作人员。甚至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载：“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但郑和远航所谓的贸易并不是今天所讲的平等互利。

葛剑雄先生认为郑和时代却没有这样的概念。首先，当时的中国，从皇帝到臣民都相信“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仰赖外人”。而且实际上，要维持一个农业社会，养活当时大约7 000万人口，中国自己出产的粮食和物资也绰绰有余。而朝鲜、越南、缅甸、老挝、琉球等属国和日本等邻国，的确不如中国富强，尽管其中有些国家已深受中华文明影响。至于更远的其他国家，在明朝人的眼中还是不懂天朝礼仪的“蛮夷”和茹毛饮血的“生番”。一方面自己并没有需要，另一方面对方又比自己贫穷落后，以为人家都有求于自己，所以就只有“朝贡”，而不会有真正的贸易。所谓“朝贡”，必须有对方向中国称臣的前提，即承认政治上从属于中国，其君主的地位低于中国皇帝，只相当于中国的臣子，所以对方只有向中国“进贡”或“纳贡”的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贡”什么，“贡”多少，用什么方式、从什么地方、来多少人、可以停留多久，都得由中国方面决定。选择“贡品”也不是根据双方国民的需求和实际产量，而是出于中国皇帝或主管官员（有时甚至是具体经办人员）的爱好，或者只是为了维持传统。但另一方面，中国是天朝大国，“富有四海”，对小国、臣下、“蛮夷”自然要“薄来厚往”，“赐”的物品一定要比对方“贡”的更多、更好、更值钱、更体面。“赐”物中虽然也有对方的确需要的商品物资，但另一部分却是贵而无当的礼品，中国方面花不少钱，对方带回去却没有什么用。郑和进行的就是这类“朝贡贸易”，带出去的是金银财宝、古玩文物、丝绸、茶叶、瓷器，带回来的、或由各国使者随后“进贡”的却是对普通百姓毫无用处，或者根本无权享用的福鹿（长颈鹿）、狮子、珍珠、宝石、沉香、苏木、胡椒等。有的长期储存在国库备用，有的还得花钱供养，如要在冬天相当寒冷的北京饲养原产于东非的福鹿，政府的开支和编制都要增加。“朝贡贸易”的规模越大，民众负担越重，政府的开支越紧。宣德年间，一度无法开支官员的俸禄，只能将国库积存的苏木折价代币。^[4]

启示录：

第一，郑和航海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造船、航海技术、航海能力方面并不落后于西方，我们要重铸辉煌，建设海洋强国。

第二，郑和航海并没有使明朝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是和平之路、文化之路、贸易之路，我们的海洋强国战略也绝不走西方的海洋霸权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

第三，郑和航海虽然伟大，但并不提倡，我们现行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政策的目标是：物畅其流，政通人和，互利互惠，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