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宁波港的兴衰与海上贸易

宁波港的兴衰与海上贸易

时间:2023-05-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因为国内外走私贸易需要,明代宁波双屿港崛起。官方、民间国际贸易海上通道被封杀的宁波港渐渐衰落。宁波等海港全面封洋,海上贸易尽悉窒息。不过清政府规定,宁波港只能同以日本为主的东北亚国家通商。因此开禁后的宁波港对日贸易规模仍恢复不了宋元盛况。宁波商人往往假借前往广州、南海等名义中途改变航向,前往南洋贸易,因此宁波港与南洋等国的贸易有所发展。

宁波港的兴衰与海上贸易

1368年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明政府将庆元路改为明州府,后为避国讳,又改称“宁波”。为除海上起义军及倭寇之患,明朝实行海禁,对海外贸易采取十分严格的控制措施。除了政府自身与海外某些国家建立朝贡贸易外,私人与其他国家海上贸易一律禁止,还对朝贡船规定了严格的期限、路线、停泊港、货品等。当时全国允许对朝贡国开放的港口只有宁波、泉州、广州三处,宁波主要通朝鲜、日本,泉州主要通琉球,广州主要通占城(越南)、暹罗(泰国)及西洋诸国。

为了验明入贡船的真伪,明朝政府还制定严格的勘合制度。朝贡国家来华朝贡贸易时,必须携带表文和勘合。表文是朝贡国政府致明朝政府的外交公文,勘合是明朝政府预先颁发的朝贡贸易凭证。只有具备表文和勘合,才是合法的贡船。

明代时朝鲜仍通过定期朝贡和中国维系着宗藩关系。不过朝鲜的贡道主要通过陆路,后即使陆路受阻,走海路时也多从登州上岸。因此明代来宁波港的主要还是日本船。通过宁波港输入的日本货物以刀剑、硫黄、铜、苏方木、扇、描金器、屏风、砚等为主。输到日本的最大宗物资为铜钱,因为明政府回赐贡船的一般都是铜钱,其次是书籍和名画,所以明代官方勘合贸易日本获益较大。朝贡贸易,中国完全是从政治利益需要出发,做的是赔本买卖。尤其是宁波府,每次接待日本使团花费巨大,负担十分沉重。日本国内,因为朝贡具有较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各地方诸侯大多乐意打着朝贡的旗号前来,以至于后来发生“争贡”事件,中日朝贡贸易才渐渐停止。

明代朝贡贸易是一种国家政府间的贸易,完全排斥了民间贸易活动,这对于海上民间贸易一直十分活跃的宁波港来说,是一种致命打击,因此明代宁波海上国际走私现象严重。尤其在朝贡贸易体系崩溃后,民间开始了大规模的走私贸易。

与此同时,随着地图学、航海术与造船术的飞速进步,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明朝初年,中国就由郑和率领了声势浩大的海上远航活动,到达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人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绕道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新航线,并第一次环球航行成功。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列强为了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纷纷向东方殖民发展。作为中国江南地区最主要的中外贸易港,宁波自然为西方列强所注目。

因为国内外走私贸易需要,明代宁波双屿港崛起。双屿港位于今舟山六横岛中间,明时归属宁波府。它悬居海上,不但有适宜泊舟的港湾,还有适宜居住的环境,又远离宁波政治中心,因此成为明代宁波地区走私贸易重地,成为16世纪亚洲最大的海上走私贸易基地。

据记载,当时在双屿港居住的,除华商外,还有葡萄牙、日本、马来、琉球、暹罗等国的商人,大多从事海上走私贸易。因与海禁政策相悖,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朝政府率大军进击双屿港,以木石填塞,双屿港即废。

官方、民间国际贸易海上通道被封杀的宁波港渐渐衰落。明朝后期,海禁开放,宁波港的海外贸易虽有所复苏,但因长期受倭患之苦,传统的对日贸易一直未能恢复。而对南洋、西洋等国的海上贸易,宁波港的条件又不如广州、泉州等优越,因此到明朝末期,宁波港在国际贸易上的作用越来越难发挥。开展国际贸易前途渺茫的宁波人也开始把目光瞄向国内贸易市场。当时中国最繁荣的北京、苏州、南京等城市,都有宁波商人的踪影。绍兴师爷、宁波的商人,开始在晚明时期逐渐出名。

宁波港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中段,京杭大运河海口,南北货物交流转运十分便捷,元代时就有南北商帮在此转运贸易。海禁开放后,南北商帮重新活跃起来,为宁波港成为我国南北货运转运枢纽港奠定了基础。

清朝立国之初,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已迅速发展起来。为防范欧美殖民者对我国沿海地区的骚扰,也为摧毁张煌言、郑成功等抗清力量,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港口和海外贸易实行极为严格的控制。如清初,政府规定苏、浙、闵、粤边海居民一律内迁三十里,筑边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洋。宁波等海港全面封洋,海上贸易尽悉窒息。

一直到台湾收复后,康熙帝才调整政策,允许海外贸易。宁波等地边海居民也被允许回迁故地。康熙二十四年(1685),宁波正式设立浙海关。不过清政府规定,宁波港只能同以日本为主的东北亚国家通商。而当时日本也实行锁国政策,对外开放的港口仅限长崎一港,后又限定中国船舶的贸易额和船只数量。因此开禁后的宁波港对日贸易规模仍恢复不了宋元盛况

康熙二十五年(1686),官方允许每年70艘中国商船去日本贸易,拿到许可的宁波船只有12艘。其余受压制的宁波民间商船只能通过种种方式,进行海外走私贸易,其中与南亚诸国走私尤盛。宁波商人往往假借前往广州、南海等名义中途改变航向,前往南洋贸易,因此宁波港与南洋等国的贸易有所发展。

图2-9 日本江户宁波船图像

康熙年间,英国商人经常到舟山定海停泊,为加强管理,清政府在定海设立浙海关分关,又在定海建立“红毛馆”供外国商人作馆宿之用。这样,来自荷兰、英国等地的西欧商船渐渐云集宁波,宁波港的海上贸易渐渐出现了活跃的景象。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西方国家偷偷向中国走私鸦片,而宁波港是重灾区之一。《宁波港史》记,宁波港在鸦片战争前后,鸦片走私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走私鸦片的大量进入,败坏社会风尚,摧残国人身心健康,还造成大量白银外流,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和国民经济

图2-10 曾任浙海关宁波税务司的英国人包腊镜头下的宁波

为保护封建经济及国人利益,清政府再次调整政策。乾隆二十二年(1757),宁波等港口被关闭,清政府只允许广州一港开展对外贸易。浙海关也随之关闭,定海“红毛馆”遭废弃。刚刚活跃不久的宁波海上贸易再次受到压制,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贸易全面停止,重又衰落,直到鸦片战争后被迫重新开关。

和磨难重重的海外贸易不同,鸦片战争爆发前,宁波港国内贸易发展顺利飞速。明清两朝政府的海禁政策,逼迫宁波商人改变经营策略,由海商逐渐转变为内商。明末清初,宁波商帮已经开始形成。得益于优越的港口条件,宁波南北货物转运贸易日益活跃,与国内沿海诸港的贸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宁波沿海贸易,北至关东、河北、山东;中至江苏,且溯长江深入中国腹地;南至台、闽、广等地,各类货物海错,在此聚集转运。随着贸易的日益兴盛,宁波江厦一带的码头不够用,商户们纷纷在对江开辟新的码头,以致昔日冷落的江东沿江地价猛涨,迅速发展成为宁波商圈新贵。

在宁波,南方的贸易商称“南号”或“南帮”,北方的贸易商称“北号”或“北帮”,19世纪30年代,宁波商业船帮进入黄金时期,南北号总数不下六七十家。随着转运贸易的日益活跃,由南北商号提供货源的药行、糖行、木行、油行、海味行、牛骨行以及出口的鱼行、席行、花麻行等在宁波应运而生。药行更是其中佼佼者。

药业,在宁波是一项古老的行业。但药材贸易的兴盛则在清代康熙以后。明末清初,宁波有药店约20家,到嘉道年间(1820年前后),宁波已有50多家药材行,药材收购和销售范围扩展到全国多数省份。全国有名的大药号都在这里坐庄办货,宁波成为全国药材交易中心之一。至今仍在使用的海曙“药行街”地名便得源于此。

飞速发展的转口贸易推动着宁波经济。商业贸易需要大量的货币流通,钱庄业在宁波迅速兴起。钱庄业的兴起,标志着宁波货币资本从原始的高利贷资本向金融资本过度,宁波三江口江厦一带进入全盛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1年10月13日,英军侵占宁波,抢劫财物无数,同时向宁波市民勒索犒军费120万元。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次年又签订《五口通商章程》。1844年1月1日,宁波作为第一批条约口岸,被迫正式对外开埠。

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俄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荷兰等国纷纷前来宁波贸易。英国等列强在宁波江北岸圈地设立领事署,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军警和法律,成为超越中国主权的国中之国。随着国家主权的一步步丧失,西方列强在宁波港取得的特权越来越多。1861年5月22日,清政府在江北设立税务司,专征国际贸易之税,但因掌管税务司的是英国人,百姓俗称新关为“洋关”。宁波海关行政权、税收权的旁落,标志着宁波港半殖民化的开始。

图2-11 东亚印画中的宁波外滩(www.daowen.com)

新的经济、技术因素随着西方列强输入宁波,通过外国人居留地吸收大量世界资本和先进技术,宁波重新建立了和世界各国的联系,港口海上贸易开始扭曲着发展。

洋人进驻后,越来越多使用机械推动的外籍轮船开进了宁波港,并渐渐替代帆船成为主导船型。同治十二年(1873),宁波港进港570船次,绝大多数为外籍轮船。外轮吨位大,技术条件好,单船运营效益远远高于中国帆船,在货运和客运两方面排挤着中国沿海航运业。又由于北方港口和上海口岸的开放,南北号和各地来宁波贸易的商船数量逐年减少,宁波港传统转运贸易受到了严重挑战。

及时调整方针,可能是宁波商人与生俱来的天赋。针对日益增多的中西方贸易,以买办商人和进出口商人为代表的宁波帮新式商人群体开始形成。他们凭借宁波港特殊的条件,迅速介入上海等新兴对外贸易领域,确立了中国近代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的霸主地位。这些宁波帮商人将商业利润投资于航运业、金融业、工业等新兴领域,形成实力雄厚的宁波帮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抒写了中国工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

图2-12 清代外国人拍摄的宁波旧影

随着海运的畸形兴起,海盗乘机骚乱,严重威胁着宁波贸易的发展和海运的安全。1855年5月,慈溪人费纶、盛植琯,镇海李容等集银7万两,购得广东外商大轮船一艘,定名“宝顺号”,内置枪炮弹药,派服役船勇79人,开始海上征剿。“宝顺轮”虽然作为兵船护航使用,但它开了宁波港引进新技术的新风尚,标志着宁波港向近代化迈出第一步。这以后,有更多宁波人投身到轮船航运业中。我国最早以华商名义兴办的航运公司,就是宁波人于1895年创办的外海商轮局和永安商轮局。外海商轮局有一艘600多吨的海门轮船,航行于宁波、定海、台州各码头。永安商轮局有两艘轮船航行在宁波、余姚之间。此后,宁波慈溪人虞洽卿联合他人创立宁绍轮船公司、三北航业集团;定海人朱葆三创立越东轮船公司;后被誉为“世界船王”的定海人董浩云也开始积极经营航运业。轮船渐渐替代传统海船成为宁波海上贸易的主要运输船型。

除了引进轮船,宁波商人还借鉴西式船型,对传统帆船做技术改良。或装上动力机,或添置新型设备,不断加强传统帆船的性能和容量,让改良后的传统帆船继续在港口运输,尤其是内河运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轮船逐渐成为宁波外海、内江、内河航线的主要交通工具,宁波港也逐渐从传统帆船港向轮船港演变。随着宁波港轮船增多,三江口江东一带的帆船码头已无法适应新型船型,宁波需要建造更合适的停泊码头,江北岸码头应运而生。起初只是在江北岸一带逐步修建石墈码头(俗称道头),供驳船和洋式帆船使用。1867年,美商旗昌洋行开始建造船式浮码头。1874年,轮船招商局宁波分局建栈桥式铁木结构趸船码头,靠泊能力扩至3000吨级。至1936年,江北岸至白沙一带有新鸿兴、利涉、永川、甬利、新宁海平安、宝华等码头16个。这一系列码头的建成,标志着宁波港区从江东帆船码头到江北轮船码头的转变完成。

中法、中日战争期间,甬江口两次封港,镇海口的轮船码头逐渐发展起来。1936年,镇海已有正大、税关、联益、台下等码头7个。

图2-13 19世纪末镇海甬江入海口的山海风光

港口的转型促进了宁波海外贸易的发展。开埠以后,宁波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直接接触,港口贸易纳入国际贸易环境之中。在国内转运贸易大受打击后,宁波商人就到国际市场去寻找机会。

1860年后,受美国南北战争影响,世界市场棉价上升。宁波棉花出口量陡然增长,棉花种植业经过高价刺激后也在本地迅速发展起来。除了棉花,受国际市场影响明显的还有草编织物。草帽原为宁波传统手工业,但产销量一直十分有限。开埠后,欧洲人十分喜爱宁波出口的草帽,草编织物输出量急剧上升,成为那个时期宁波出口的重要产品之一。宁波商人通过开发本地产品,叩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宁波人稠地狭,粮食问题一直困扰本地经济发展。开埠后,宁波港不仅向西方输送本地产品,还为本地及本省其他缺粮地区输入足供口粮大米。粮食问题的解决使宁波更有条件发展工业经济,产业结构、行业结构也进一步向合理的方向变动。依赖越来越繁盛的上海港,宁波国际转口贸易发展起来,港口经济进一步商品化、专业化。

五四运动后,外资入侵势力逐渐退缩,中国民族工业逐渐壮大。1933年,宁波江北英国领事馆正式撤销。洋货对宁波本地土货的挤压力量相应减弱。和丰纱厂、永耀电力公司等本地民族企业获得了更大发展空间,新的工厂一个接着一个开办。宁波港继续向工商业贸易港演变,港口贸易与本地区域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扩大贸易的同时,拉动了本地区经济的增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宁波港破坏严重,贸易凋敝。1940年前后,日军相继南侵,为防止日军从甬江进入,“新江天”轮、“天平”轮等大小20余船先后沉于甬江;内河若干家汽油船公司为免遭破产,也纷纷停业,变卖船只,宁波水上交通业呈现萧条景象。到1945年时,宁波港几乎没有一座完整的码头和一条像样的轮船。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从宁波撤退,撤退前又对宁波港的码头、船舶、设施进行了一次全面破坏,宁波港口经济走向全面崩溃,对外贸易完全停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波港才开始缓慢恢复。经过几次较大规模整治和疏浚,全市通航航道已有265条,通航能力达到40吨级,改变了浙东地区各水系互不贯通的状况。私营轮船业通过公私合营等方式过渡到全民所有。民船走上集体化道路,船舶制造、修理行业发展迅速。到1990年,浙江船厂、宁波新乐船厂、宁波渔轮修造厂等5家主要造船企业已具备制造3000吨级、修理5000吨级船舶的能力,使港口生产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为宁波港长足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姚江原为潮汐江,旱季咸潮可通达上虞通明堰,沿岸土地盐碱化问题突出。1958年,为加强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提高灌区的蓄水能力,对土壤进行改造,宁波市政府开始在江北湾头地区兴建姚江大闸。姚江大闸建成后,御潮蓄淡、排涝灌溉,两岸农民受益匪浅。原湾头5公里河道不再成为姚江主河道,新增引河1.24公里,形成现在的河流形态,剩余的姚江盲端于2004年建成日湖公园。但由于姚江闸破坏了甬江进出潮的相对平衡,造成姚江河口和甬江淤积严重,航道缩窄变浅,宁波港航运受到了一定 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经济渐渐恢复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日趋频繁。20世纪7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和世界许多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宁波港也迎来了发展机遇。

1973年,鉴于宁波港航道水深和泊位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中央决定扩建宁波港,镇海新港区开始建设。镇海港区的建成使宁波港从河岸港转为河口港,从3000吨级港口提升为万吨级港口,为宁波港奠定了由中小型港口过渡到大型港口的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国家发展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于上海港水深不够,大型船舶进不去,寻找优良港湾、建立深水泊位成了当务之急,宁波北仑进入了决策者的视野。

1979年,北仑港区开始建设,1982年竣工。北仑港区港域大部分水深在50米以上,航道最窄处宽度亦在700米以上。港口水深流急,不冻不淤,既有深度开阔的港池和航道,又有由海岛构筑的自然避风屏障,25万吨级重载海轮可自由进出,30万吨级可候潮出入。北仑港的建成使宁波港终于从河口港转为海峡港。

纵观各国的港口历史,一般都是从上游移向下游,从下游移向河口,从河口移向海峡。宁波港也如此,从最初姚江畔的句章港,历经千余年发展成三江口江厦边的帆船港,在江厦边发展千余年成为江北岸的轮船港。新中国成立前,宁波港址的变迁缓慢而曲折;新中国成立后,宁波港变迁快速,仅用短短几十年就从江北河岸港发展成镇海河口港及最后的北仑海峡港。宁波海上贸易从此也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图2-14 宁波大榭原油码头上的万吨轮

北仑港建成后,宁波港加足马力飞速发展,越来越受世界各地瞩目,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洲际海运中转的枢纽港。宁波港成为集内河港、河口港和海港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的现代化深水大港。2012年,宁波港梅山港区开放。为了进一步发挥宁波港的资金优势、管理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同时充分挖掘舟山港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浙江省决定把宁波港和舟山港一体化。2016年,“宁波舟山港”名称正式启用,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建立了贸易联系,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宁波舟山港必将开拓出更为灿烂的海上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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