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章古城衰落后，甬江流域需要一个新的港口来替代城山渡古港。

隋朝开皇九年（589），政府大幅调整行政区划，宁波境内鄞、、余姚三县并入句章县，县治定为鄞江小溪。鄞江地处宁波平原西南边缘的四明山麓，为四明山的咽喉之所，军事上易守难攻。境内水系发达，水源丰富，极宜发展农桑。成为句章县治后，小溪很快成为当时宁波地区中心之地。但从港口条件而言，小溪过于偏僻，离海过远。水上交通需经过鄞江、奉化江干流才能到达甬江。无论东行出海，还是西去余姚、会稽水道，都不及原来的句章古港来得便捷。所以小溪可以成为县治，却成不了理想港口。宁波急需一个四通八达的崭新港口来停泊船只，发展船业，开展贸易。

三江口平原进入了先人的视野。三江口平原地表河流主要由奉化江和姚江两大水系及合流形成的甬江组成，经甬江干流东奔入海，河口即为今天的镇海。甬江干流长26公里，平均水深4.9米，宽200—500米，可通3000吨级船舶；奉化江方桥镇至三江口一段20公里的河道最利于航行；姚江余姚镇至三江口一段48公里的河道水运条件最佳。有如此优越的航行条件，三江口一带应该是港口宜建之地。

可惜在之前漫长的岁月里，这块平原因为和海相通一直未被系统开发，咸卤之地遍布原野，既无人工畜淡设施，也无抗旱和防盐害的能力。想在这里建港筑城，需要付出巨大成本。为此，从唐代起，宁波先民经过很多代的接力与坚守，才把它改造成港口宜建之地。

唐贞观十年（636），距隋初句章迁治已有47年，县县令王君照发动百姓在三江口开凿小江湖，即宁波后来的日、月两湖。小江湖的开凿，主要是为了解决三江口居民的日常饮水问题。有了日湖、月湖两个大水缸后，更多居民开始选择定居三江口，开发三江口。

图2-1　宁波月湖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宁波中心平原的开发速度不断加快，到盛唐时期，广德湖、东钱湖、白洋湖等大量水利工程基本修建完工。三江口平原不但有了人工畜淡设施，抗旱和防盐害的能力也大为加强，作为港口城市的初步条件已经具备。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宁波从越州分离，单独设立明州。州治起初设于小溪。大历六年（771），县县治迁至三江口，这是三江口平原改造成功的标志性事件。长庆元年（821），明州州治也随迁三江口，三江口城区正式建成。这以后，各类有利于经济、贸易发展的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向三江口汇集。

唐大和七年（833），县县令王元在鄞江建造它山堰，把鄞江上游水主流引入南塘河；又在南塘河上筑乌金、积渎、行春三碶调节水量抗旱涝。同时，又把南塘河的水引至日、月两湖，以供市内大小河渠，再从东南侧排入甬江。它山堰工程对推进三江口港口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使三江口平原的饮水环境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图2-2　鄞江它山堰

和句章港军港不同，三江口港口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贸易港。历届地方政府也不断以贸易港的要求设计改造它。到唐代，以三江口州治为中心呈放射状的内河水运网开始形成。后塘河、中塘河、南塘河、西塘河等内河支流均得到整治开挖，不但可以灌溉，还可以通航，构成了后世称为“三江六塘河”的内河航运基本格局，明州港与宁波腹地的航运通道基本形成。内河河道的开凿和疏通，使明州港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经济腹地。

与此同时，杭甬运河也得到整治疏浚。杭甬运河，又名浙东运河，是古代连接杭州与宁波的一条水上通道。由于杭州湾潮水来势凶猛，杭、甬两地船只来往时，先民多取道内河。据考证，浙东运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范蠡修建的山阴故水道。西晋惠帝时期，又修建了从钱塘江至会稽城的西兴水道。这些水道连上浙东多条自然河流，构成了古代浙东平原上的内河主干航道——杭甬运河。杭甬运河西起杭州，途经绍兴，沟通钱塘江、曹娥江、甬江等水系，东至甬江口，通江达海，是京杭运河的延伸段。杭甬运河不但直通东海，而且向北连京杭大运河直达北京，西南走长江经上海、江苏等到达我国腹地。

唐中叶，随着京杭运河南段航运的日益繁忙，浙东运河得到进一步疏浚整治，航运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成为京杭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连通的重要通道。通过京杭大运河到达明州的内河船，可以在明州港改乘海船，经甬江出海。同样，从日本或南岭、福建来的海船，在明州港改乘内河船，溯杭甬运河与京杭大运河相接，直达内陆。杭甬运河把甬江流域与内陆腹地在经济贸易上联系起来，对明州港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为明州港今后成为全国重要港口打下基础。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王朝之一。它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最高峰。它的高度文明影响了周边日本、朝鲜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日本孝德天皇时期，发动大化革新，积极汲取唐朝的先进技术和优秀文化，渴望与中国互通贸易。为此，多次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和交流。

初期，日本使船走的可能是海道北路。到了8世纪中叶，因为和朝鲜半岛的新罗关系紧张，于是改走海道南路。从日本九州出发，横渡东海，登陆唐朝的明州或楚州、扬州等苏浙沿海港口，再通过运河直达唐朝腹地。这条航线后来成为中日交通最重要、最便捷的航路之一。

明州港因为处于全国海岸线中部，转运南北较为方便。《宁波港史》记，到唐五代时，北起辽宁的安东，南至广东的海南岛，东至日本，都已经通航海船。明州港出发的商船，北上楚州、登州，与渤海航路相接；南下温州、福建、广州，与南洋航线相接。去日本时，商船从明州港出发，横渡东海，到达日本的值嘉岛，从那里再进入博多津。横渡东海的时间一般需要三至七天，很少超过十天。大中元年（847），张支信船从明州镇海口放洋，由于充分利用了季风，三天就到达日本值嘉岛。咸通三年（862），张支信船从日本值嘉岛回明州，途中遇上逆浪，波涛如山，只得收帆下碇，但也只用了四天就抵达明州石丹岙。

随着中日航路的新发展，得益于日益改善的港口条件及高超的造船技艺，明州港在唐代沿海港口中渐渐站稳了脚跟。

史籍记载，日本使船第一次到达明州港是唐玄宗天宝十一年（752）。这年，日本孝谦女皇派遣220余人的队伍乘四艘大船出使唐朝。除第一艘漂流到安南外，其余三艘顺利在明州登岸。这应该是三江口明州港建成以来第一次接待外国使船。这以后，日本使船经常来港驻泊，后来明州港成为中日来往使节出入的重要门户，日本也成了唐代时明州港的主要对外贸易国。

其贸易交往主要有遣唐使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形式。遣唐使到达明州后，允许入京的只有其中一小部分人。大部分人需要留在明州等候。如唐贞元二十年（804），日本有一艘100余人的使船到达明州。其中27人被允许前往京都长安。同船到达的日僧最澄、义真、丹福成则去天台山国清寺巡礼。剩下的大都留在明州等候一起归国。在等候的时间里，这些人免不了会拿日本的物品与当地市民交易。即使入京的人，在回国前，也有在明州“下船往市”的。

当时，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在日本十分抢手。丝绸到日本后，通过内藏官出售，成为日本王公贵族竞相购买的心爱“唐物”。日本对丝绸的需求刺激着明州丝织业的快速发展。唐开元到贞元的100年间，明州丝织业发展很快，丝绸、画绢、锦布等各类丝织品大量生产，今开明街三角地原纺丝巷一带建有官营锦坊，生产吴绫、八角绫等丝织贡品。

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的260多年时间里，日本多次向唐朝派出使团，每次人数都多达百人以上，有时多至五百余人。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举。到9世纪末，日本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已经走向成熟，开始进入独立的本土文化发展阶段，对中国文化学习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再加上大唐政权的日益衰落，895年，日本遣唐使政策被废止。

图2-3　日本遣唐使构成图

遣唐使政策被废止后，丝绸、瓷器等“唐物”仍受日本等国民众喜爱，去日本的民间商船开始增多。商团起初主要由沿海农民、渔户组成。他们或为生计所迫，或为利益所驱，扬帆出海追求贸易厚利。发展到后来，富至百万之家、贵至公卿大臣也抱团逐利。大唐商团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明州商团。在唐朝灭亡前的70年间，张支信、李邻德、李延孝等商团不断往来中日之间，日本成为他们最重要的商业贸易国。

和现代商团不同，唐商不仅是商人，大多还是技术高超的航海家和造船家。唐代明州商团打造的船一般能乘40—60人，比日本遣唐使船小而轻快，牢而抗风浪。商团驾驶者娴熟航道，善于利用季风，航行速度快而稳，鲜有海难事故发生，因此日本人也喜欢使用他们所造之船。大中十二年（858），日本真如法亲王让明州商人张支信花八个月时间替他打造了一艘体量巨大、工艺精巧的入唐海舶，并在同年九月，携若干高僧和张支信商团一起 入唐。

从日本出土文物和文献看，从唐代明州港带去日本的货物除丝绸外，还有瓷器、香料、药材、佛教用品、诗文等；从日本换回来的有金、银、锡、水银、绵、绢等。

唐乾宁三年（896），唐帝敕封钱镠为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以此为标志，两浙一带进入钱氏家族统治时期。907年，钱镠被封为吴越王，建都杭州。到978年，钱俶纳土归宋，吴越国立国72年，实际统治两浙80余年。

吴越国统治时期，采取保境安民和“休兵息民”的战略方针，重农桑、兴水利，使两浙之地有一个较长的稳定发展时期。又由于陆路交通因战乱阻隔，吴越国重视发展海上交通，境内航线不仅遍及国内诸港，还与契丹、日本、朝鲜等国贸易和交流频繁。港口明州也因此在五代乱世时期得以继续发展。

这个时期，明州越窑青瓷贸易鼎盛，成为除丝绸之外明州港出口的最主要货物之一。

越窑是我国烧瓷历史最久的瓷窑之一，越窑青瓷始于东汉，是浙江地区原始瓷工艺发展和技术积累的结果。唐朝时，各类手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青瓷制造业也发展快速。与丝绸不同，陶瓷沉重、易碎，相较于以畜力运输为主的陆路，海上运输有着不言而喻的优势。

在明州，随着海上贸易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青瓷被装上海船运往日本及国内腹地，刺激了越窑青瓷生产。明州慈溪上林湖一带出现了十几个制瓷窑场，形成了越窑青瓷生产中心。唐代晚期，以上林湖越窑为代表的瓷业生产已进入鼎盛状态，制瓷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市场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1973年，和义路姚江南岸唐代海运码头遗址出土了700余件越窑青瓷，大多数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应该是晚唐时期上林湖等窑场生产的准备远销海外，却因运输破损而丢弃的贸易陶瓷。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品种之丰富，为陶瓷发掘史上所不多见。

钱氏家族掌管越窑窑务后，为了适应内政外交的需要，超常地发展这一特色产品，使明州越窑青瓷的制造一枝独秀。上林湖创立了官办秘色窑场，用秘色瓷这一地方特色产品取悦强国，和好邻邦。如924年，吴越向晚唐进贡了一批青瓷；978年，又向北宋贡献大量秘色瓷，《宋史》记云：“俶贡……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百五十事……”

除作为贵重礼物上贡外，越窑青瓷还大量外销，成为吴越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吴越国十分重视海内贸易。为与吴越国贸易，中原王朝还在沿海的郡县设立博易务。明州海商就是出入博易务最多的客商之一。同时，明州海商还经常出入广州等地，明州港也是南商经常驻泊出入之地。

吴越国还经营海外贸易，明州自然继续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日本重明亲王在《吏部王记》951年的记录中，曾提到膳桌所列之物，其中就有“瓶用秘色”之句，说明五代时秘色瓷已通过海路销售到日本，并受到王室成员的喜爱。越窑青瓷在日本出土很多，尤其是在被当时政府指定接待中国使臣和商船的城市，如福冈市等。福冈市曾出土相当多的唐五代越窑青瓷，如茶碗、碟、壶、水注等，还有精致的典型的上林湖划花花草纹碗片。

同时，吴越国同高丽关系也十分密切，来吴越的高丽商船有时也来明州停泊。由于连年战乱，华南的海外贸易在五代时大为减少。原来驻泊在广州一带的大食、波斯等国商人因此沿海北上，寻找新的贸易场所，不少人就选择了明州港。从近几十年的海外考古资料看，晚唐五代的越窑青瓷遍及亚非各国沿海主要港口与城市。所以在五代，明州港与外国贸易往来的范围不但不缩，还反而有所扩大。除了北线的日本和高丽，南线的大食和波斯也加入了明州港的商贸队伍。

唐代以来，明州的水利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旱涝与咸潮还没有被控制住。宋朝重视农业生产，除积极劝课农桑外，还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兴修，明州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

政府也把兴修水利作为明州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明州东部，东钱湖几次得到整修，周围先后建起七堰十塘，蓄水能力极大提高，鄞县、奉化、定海（今镇海）三县内八乡之田都能受其灌溉之利。明州南部，不少堰闸被建起，南部高地的农作物有条件得到灌溉。明州西部，广德湖虽废湖为田，地租收入被充作高丽使节的接待费，但也在湖的北面和南面开凿西塘河和中塘河灌溉农田，并将两河之水经西门导入月湖，补充月湖水源。

更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在余姚、定海（今镇海）、慈溪三县的沿海地区进行了开发，使明州的经济由平原向沿海地区推进。经过如此大规模的兴修整治，宋代明州水利条件大为改善，进一步向灌溉农业发展。由于农业基础的发展，明州手工业也有了长足进步。

图2-4　暮归的东钱湖渔舟

除丝织业、制瓷业外，明州造船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宁波港史》记，宋时宁波所造船可分两类：一类为内河船，包括漕运船；一类是海船，即行驶在海上的商船和渔船。其中“海商之船”最具代表性，尤其是为宋廷所建的出使高丽的“神舟”，无论是结构上，还是载重上，都堪称当时的 杰作。(www.daowen.com)

同时，随着指南针的应用，远洋航行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一步提高为宋代明州海外贸易的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

周边少数民族的兴起和强大使宋朝和中亚地区的陆路交往被迫中断，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通的主要通道，海外贸易成为宋朝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作为南北海路交通要冲的明州，得益于造船、航海技术的日益成熟，也得益于丝、瓷、纸、茶等大宗贸易货源的充足，渐渐从全国各大港口中脱颖而出，成为宋代全国最重要的贸易港之一。

北宋时期的宁波港是朝廷指定的五个对外贸易港之一，并设置了市舶司。市舶司的设立，标志着明州港海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市舶是对中外互市船舶的统称。市舶司是中国古代海运进出境的专职管理机构。唐代随着海路贸易的兴起和发展，朝廷获得的收入愈来愈多。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广州设了市舶使，总管海路邦交外贸，派专官充任，为市舶司的前身。宋代开国后，参照唐代政策，在各海港相继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港口海外贸易及有关事宜，类似于现在的海关。主要职责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

北宋年间，明州港起初由两浙市舶司管理。淳化三年（992），宋廷曾将两浙市舶司由杭州移至明州。咸平二年（999），在明州东门口一带单独设置了市舶司。现在江厦公园内还存有来远亭遗址，这里曾是外来商船办签证之地。明州市舶司的建立和管理体制的日趋成熟，客观上有利于明州对外贸易的发展。

图2-5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线路示意图

北宋时，日本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严禁本国居民私自出海贸易。中日官方贸易形态基本消失，双方贸易仅单一地表现为民间贸易，而且来往中日之间的几乎全是中国商船。和唐五代时相同，中国商船主要从明州港签证出发，横渡东海直达日本的肥前值嘉岛等，对促进这个时期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间友好往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高丽遣使者入宋进贡。次年春，宋政府派使者入高丽册封，两国外交正式建立。由于高丽接受宋廷册封，承认宋的宗主国地位，因此双方的官方贸易活动在传统“贡”“赐”名义下进行，亦称贡赐贸易。

宋初，高丽来华多走便捷的北航线，在山东登州或密州登陆，再改陆路往开封。到宋神宗熙宁年间，因为辽国所阻，不得已改走南路，由明州出入。熙宁以后，两国使团均出入明州港，几乎很少有例外。明州港成了北宋时期对高丽和日本最重要的贸易港，被宋政府指定为发舶去日本、高丽的特定港口。

宋、丽两国在接待对方来使方面都很隆重。高丽使团来人一般在100以上，宋廷派出的使团更为庞大。为接待高丽的使团，明州在今镇海之地修建了“航济亭”，作为高丽使团往返赐宴之所。政和七年（1117），又在月湖边兴建高丽使馆，置高丽司，专门负责接待高丽国事宜。又造“百舵画舫”两艘，停在招宝山下，以应高丽贡使接待游览之用。庞大的接待费用让明州地方财政倍感压力。为解决迎送经费，知州楼异废广德湖，垦田800亩，把每年的田租收入拿来应付此项开支。只是苦了鄞西百姓，虽有西塘河和中塘河灌溉农田，但终究水量不足，在以后的岁月里常受干旱之苦。

图2-6　月湖高丽使馆遗址

明州与高丽的民间贸易往来也十分频繁。高丽国都开城设有清州、忠州、四店、利宾四馆来接待中国商旅。

宋代明州港仍以丝、瓷、茶等为主要出口物资。越窑青瓷除了产品输出，制瓷技术也通过海上航道向他国传播。据考证，在韩国600多个地区考古发现的1700余处青瓷窑址中，无论是窑炉的构筑、规模、用材，还是窑床窑具的排列、器物装烧的工艺与产品形制，都与越窑相类似。韩国的高丽青瓷，就是在学习越窑青瓷全套技艺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除高丽、日本外，北宋时期的明州港还与东南亚、西亚诸国互通贸易与往来贡使。文献记载，淳化三年（992），印尼爪哇国遣使入宋朝贡，经过60天航行，在今镇海口登陆。宋廷回赐甚厚。西亚的波斯商人也不时前来贸易，为此明州特地在市舶司西面波斯商人聚居的地方建造了波斯馆，波斯商人们则在波斯馆附近狮子桥北面建造了清真寺。现“波斯巷”地名便源于此。

靖康之耻后，宋室定都临安，在江南建立了政权，史称南宋。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国土面积小，朝廷收入少。因为辽国、金国的威胁，南宋政府不但需要承担庞大浩繁的军事费用，还要向辽、金支付数量惊人的岁贡。为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南宋政府农商并重，制定条例，积极鼓励外商来华贸易，把市舶之利当作朝廷财政重要收入来源。

为了吸引外商，南宋政府给予外国来华的商人良好的接待和妥善的照顾，不但为他们设置专门宾馆——来远驿，还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想方设法帮助解决问题。对于国内商人，南宋政府也积极鼓励他们出海贸易，给予各种便利优惠。对于市舶官员，则根据他们招徕藩商的成绩予以奖惩。如绍兴六年（1136）规定，“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同时对市舶官员抽买成绩卓著者，实行“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的奖励办法。

由于南宋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高度重视，南宋开辟了东西方交流的新纪元，与亚非50多个国家通商，一大批港口城镇随之兴起，形成了南宋万余里海岸线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因为南宋定都临安，杭州成了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浙江沿海贸易及对外贸易全面兴盛起来。由于紧靠首都，明州港的重要性自然也超过其他港口，成为全国最受关注的海港之一，其行政等级也上升到了历史最高点。

南宋时，明州平原的开发继续由中心向东部和北部沿海平原推进。镇海、慈溪、余姚通过整治修建系列水利，使当地的农田灌溉得到进一步改善。象山港周围和大嵩区域，通过修筑海塘和江堤，围垦了大片盐田和 耕地。

图2-7　象山花岙岛

得益于水利设施的不断修建、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及农耕技术的不断提高，南宋明州的基础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手工业也飞速发展，达到了明州手工业的新高峰，除丝织业和制瓷业继续兴盛外，酿酒、铁木加工、织席、盐渔业等都有了较大发展。

造船业更是得到了空前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但官办造船场和市舶造船场能打造优质船只，民间造船水平也很高。

因为临近都城杭州，明州港军事地位也急剧上升，成了拱卫京师的海防要塞。为了加强海上要塞的防卫力量，南宋政府征调明、温、台三地民船去明州镇海等关隘戍守。宝祐五年（1257），明州政府登记在籍的可征用民船达7916艘之多。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是商品经济繁荣的基础。众多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投入流通领域，必然给商品经济带来新的繁荣。南宋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产品商品化，明州地区的商业进一步发展。而造船技术的发展、船舶数量的增加、航海业的发达，则使明州内外贸易的规模日益扩大。市舶司的工作重点，也完全转到发展港口内外贸易上。

南宋的市舶管理，基本沿袭北宋旧制，只是市舶官制时有变动。在南宋多个市舶司中，明州市舶司始终是最重要的一个。如绍熙元年（1190），杭州市舶司停废。庆元元年（1195）后，江阴军、温州、秀州市舶司亦废，只留明州一处未废，可见明州市舶司对南宋海外贸易之重要。

南宋初，日本继续闭关锁国，中日之间的贸易也仍通过中国商船进行。1158年，日本废除海禁政策，来明州的日本商船逐渐增多。虽然这个时期明州港不是对日唯一出入港，但还是最重要的贸易港。到1195年两浙仅明州保留市舶司后，明州又成为对日唯一的贸易港了。

但南宋和高丽的关系越来越尴尬。宋室南迁后，金国控制了北方，高丽被迫向其臣服，南宋和高丽的关系为此蒙上阴影。隆兴二年（1164），最后一批高丽使者登明州入临安献贡后，双方不再通使节。以后南宋与高丽两国的关系，基本靠明州等地民间贸易来维护。

南宋时期，明州输往日本、高丽的货物仍以丝、瓷、茶叶、书籍、文具等为大宗。而从高丽进口的货物以野生药物为最多，尤其是高丽人参，其次是各种布匹、漆、铜器等。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以硫黄、木材、黄金最为抢手。从东南亚和印度洋等地进口的商品，以各种名贵香料和木材为主，还包括珊瑚、琥珀、玳瑁、象牙等珍宝。

1276年，随着南宋政权的灭亡，元军很快进占宁波地区。元政府在这里设置庆元路总管府来管理宁波地方事务。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虽存世不足百年，但其在海外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却别开生面，开创了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极盛。

蒙古族崛起于12世纪末，此后通过系列战争，建立起领土辽阔、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帝国，并建立了从属于蒙古大汗的四大汗国，几乎将整个亚洲联系起来，为中国与西方的交往提供了交通保障。从蒙古帝国建立到元代前期，陆路交通发达，中亚、欧洲的商人、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纷纷沿着这些交通线来到中国，如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进入空前繁荣的阶段。

元代中叶后，蒙古汗国之间矛盾冲突不断，时战时和，东西方交通受阻，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通过海路进行。元朝执行了比南宋更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以空前积极的热情开拓海路航线。虽然这些政策并不稳定，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时开时禁，但与元朝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还是普及到欧、亚、非三大洲。元人汪大渊撰《岛夷志略》，对当时与元代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多有记载，他所记载的国名、地名就达220多个，证明欧洲的威尼斯，非洲的利比亚，亚洲的伊朗、阿曼、也门、印度、越南、爪哇、吕宋、日本、朝鲜等都与元朝有海上贸易往来。

图2-8　庆元明州海船

由于庆元港的战略地位，元政府非常重视对庆元的控制。得益于南宋以来的良好基础，宁波的农业、手工业、渔业和商业在元代继续呈现发展的状态。元代的造船技术也有所进步，东南沿海的各大港口城市都有造船业。发达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进一步推动着元代海上贸易的发展。和宋代相比，庆元港的国际航线有所扩大，和庆元地区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很多，但日本和朝鲜仍是最重要的。

元代中日海上贸易，以庆元和日本博多为主港。根据日本博多、镰仓、京都等地出土陶瓷看，元代输送到日本的瓷器比前代数量更多、品种更杂，大量民窑烧制的日用杂器陶瓷被运到日本。因当时国内银价渐涨，大量日本银器被输入庆元。

虽然元代时中国与高丽的交往以陆路为主，但庆元仍和高丽保持着频繁的商贸往来。庆元人喜欢的高丽参、水银、新罗漆、高丽瓷器、高丽铜器等不断输入。宁波东渡路元代城墙遗址挖掘时，曾出土几块高丽镶嵌青瓷片。杭州建造湖滨马路时，也出土了元代高丽刻菊花纹托盏。这说明元代时高丽瓷器不但被直接运送到庆元，还转运到杭州等地。1976年在韩国西南木浦海上出土的元代沉船，满载瓷器和铜钱，进一步证明着庆元港与高丽、日本之间的频繁贸易。

除日本和朝鲜外，和庆元港有贸易关系的还有东南亚、西亚、地中海及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庆元港是元代除广州、泉州外的另一大主要贸易港。至正《四明续志》记载，元代庆元进口的商品数量多达224种，远远超过宋代，贸易品也从高价奢侈品转为以日常生活品为主。元代诗人张翥曾在《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中描述过庆元港的繁华：“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可见当时庆元港海外贸易之盛。

元朝统治期间，曾多次发动战争。三次大的海上远征活动中两次与庆元港有关，表明庆元港不但是元代重要的贸易港，还是重要的军事港。

海上交通的发展，刺激着元代庆元港码头、仓场、造船、航海等多方面的发展。庆元港与中国北部沿海港口的贸易运输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尤其是海运漕粮。到元后期，渤海湾的直沽，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胶州等港口已常有商船、运粮船往返于庆元港，山东、江苏等商团在宁波渐渐扎下根，为以后宁波南北商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