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对发展水陆交通尤为重视。在统一后的短短十多年间，秦始皇就曾有过五次巡游。从秦始皇南巡的记载看，秦代船舶业发展已经到了相当的规模。宁波地方志及其他文献记载，始皇南巡不仅到了浙东会稽，还到了当时秦国重要的军事海港——会稽句章港。虽然目前关于句章港船业的资料较少，但能作为战国及秦汉时期的军事海港，想来宁波当时的造船一定有相当的规模和技术水准。

汉代以后，浙东延续先越及越国文化传统，仍然是重要的出海口和军事基地。《史记·东越列传》记载，吴王的儿子子驹逃亡到闽越，怨恨东瓯杀了他父亲，经常劝说闽越去攻打东瓯。到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出动军队围攻东瓯。汉武帝派遣中大夫庄助拿着符节到会稽调兵出征。会稽太守对抗命令，不帮庄助调兵出征，庄助就杀了一位军司马，明白地申明天子的旨意，会稽太守才发兵从海上去救援东瓯。

《汉书·朱买臣传》记载，东越降服之邦反复叛乱时，汉武帝曾拜朱买臣为会稽太守，让他“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与俱进”。

在汉代，楼船是最重要的船舰，是水师的主力，它的建造和发展是造船技术高超的标志。上述文献显示，汉武帝时，包括宁波在内的浙东会稽一带驻扎着实力强大的水军，还有一定数量的楼船可以随时投入战争。

汉武帝时，还大力开拓对外交通和贸易活动，以扩大汉王朝与海外各国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国有史记载的印度洋远洋航路产生了。这条航路的拓展，为地处中国海岸线中间的浙东平原带来了机遇，促进浙东航海造船业的长期发展，为后来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国时期，孙吴守据江东，吴国造的战船，最大的上下五层，可载3000名战士。以造船业见长的吴国在灭亡时，被晋朝俘获的官船就有5000多艘，可见吴国江南地区造船业之盛。

南朝时，江南已发展到能建造1000吨的大船。《南齐书》记载，为了提高航行速度，南齐大科学家祖冲之“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祖冲之造的船装有桨轮，以脚踏车轮的方式推动船前进，称为“车船”。车船为后来船舶动力的改进提供了新的思路，在造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隋唐时期，江南造船业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经济重要推动力。《隋书》记载，公元598年隋文帝杨坚为了防止南方有人利用舟船组织叛乱，下诏没收民间三丈以上的船，其理由是“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所以“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从这道诏书可见当时吴越之地造船业的发达和民间船只数量之多。作为“江南诸州”所属之地，想来宁波当时被没收的民间大船一定也不少。

唐立国之初，政治清明，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唐朝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掀起了西汉以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潮，成为当时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吸引了很多外国使节和商旅来访问或贸易。

随着盛唐以来港口地位的上升，为更好地开发宁绍平原，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宁波正式从越州分离出来，独立建州，因其地有四明山，故称明州。分治后的明州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刺史韩察向上建议，以原州治小溪北临鄞江，地形卑隘，请移明州州治于三江口。明州州治在三江口建成，意味着明州港口城市的正式确立，宁波的历史由此掀开崭新一页。

图1-2　宁波三江口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明州的海上交通与船舶制造业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宁波通史》记，1974年到1978年，宁波和义路一带进行考古挖掘，发现了大面积的唐代文化堆积底层，在城外临江面获得了造船场遗址一处，出土了许多木头和加工过的船板、木渣等遗物，以及成排的建造棚舍用的柱、桩和造船用的油灰、绳索、船钉，还有独木舟一艘。独木舟中发现“大中二年”铭文的鹤纹碗等越窑青瓷残器。这一考古资料证明明州在唐代已经设有船场。

唐代明州船场遗存除了州城姚江一带有发现外，甬江口招宝山下也发现一处，说明唐时明州造船实力已经不容小觑。

阿育王寺里有《大唐越州都督府县阿育王寺常住田碑》，碑文记载：“有山栖旷阿育王寺和上，道尊人杰，德贵天师。中宗孝和皇帝亲降玺书，愿同金辇，击鼓而陈其入国，造船而捧其登座。”意思是说唐代时，阿育王寺里有一个叫山栖旷的和尚，似乎有高超的造船技艺，所以被唐中宗征去造船。虽然不清楚山栖旷和尚被唐中宗征到哪个地区造船，但当时明州民间工匠造船水平倒可以在这个和尚身上一窥全豹。

随着明州工匠造船经验的不断积累，明州造船业自中唐以来迅速崛起。史料记载，当时明州地区的船场已经能建造载重为25—50吨的海船，商船能载客40—60人，比日本遣唐使船小却快，而且质地牢固，能承受风浪，船舶性能显著提高。

随着造船业的迅速崛起，明州港对外贸易也日益繁荣。宁波地区出现了一批商人团，他们专门从事对日本或其他国家的海上贸易，这些商人从明州带走大量丝绸、茶叶、瓷器等贸易品，贩卖到日本等国，再带回沙金、硫黄、扇子、刀剑等物，通过互通有无获取高额利润。在经营远洋海运业的同时，明州商团还自己打造、修理大海船。不仅在明州有造船基地，还在日本等地建造船舶。作为远洋来回海舶停修、供应的驻扎港，唐代明州港不断将中国先进的造船技术传播到异国他乡。如《中日文化交流史》记载，会昌二年（842），日本学问僧惠运赴唐，请明州商人李处人打造入唐大舶。李处人在日本肥前国松浦郡值嘉岛花3个月时间，用大楠木替他打造了一艘崭新的大货船。咸通三年（862），为了让真如法亲王入唐，明州商人张友信又花8个月时间在肥前国松浦郡柏岛打造了华丽大船。

图1-3　日本遣唐海船

宋代，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及与西域相通陆路的严重受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主要依赖于海上交通。宁波位于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是长江、南洋和北洋干线的水运交叉点，港口区位优势突出。在这个适逢其时的年代，有着久远造船历史的宁波迎来了自身发展的辉煌时期。造船业不但成了明州最发达的手工产业，其规模和技术还一度领先全国。

宋朝，东南各省都建立了大批官办和民办造船场，船场分布很广。特别是东南沿海的明州、温州、杭州、广州、泉州等地都形成了制造海船的重要基地，官、私造船业突飞猛进。

图1-4　宋船模型（现藏于日本福冈博物馆）

宋代官营造船场主要打造漕运船、使船和海防船。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是利用河道和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运送粮食的目的是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这种粮食称漕粮，运送漕粮的船称为漕运船。史书记载，北宋天禧年间（1017—1021），当时全国有11处地方打造漕运船，每年造2916艘，明州的定额是177艘。后来打造数量越来越多，到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在江西、湖南等地漕运船打造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朝廷下诏明州、温州两地必须“岁造船以六百只为额”，造船数跃居全国前列，成为全国打造漕运船的中心船场。

使船主要供政府使团出访时使用。宋代官方出使人员所乘坐的大船多为明州打造。使船不但要求性能好，能适合远洋航行，而且还得漂亮、气派、高端。因此朝廷对打造使船的船厂要求很高。

史书有载，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宋朝派遣安焘、陈睦等出使高丽。为了这次出使，宋朝特地在明州建造两艘体型巨大的使船，分别赐号“凌虚安济志远”与“灵飞顺济”。这是自994年宋、丽中断来往以来，宋朝第一次向高丽派出使团。两艘万斛之船“自定海绝洋而东，既至，国人欢呼出迎”。宋使抵达高丽后，高丽政府派出重臣迎接，一路陪护到国都。安焘等完成使命回国时，高丽国王又附上表章，表示对宋朝皇帝友善的感谢。此后，宋丽双方友好往来不断。宣和五年，朝廷又在明州打造两只更大的“神舟”，比普通客船大三倍，显示了明州船场高超的造船技艺。

海防船主要在沿海巡防、作战时使用。尤其是南宋建立后，出于海上防备的需要，沿海地区大量打造海防船。如建炎元年（1127），南宋政府下诏，沿海巡检按照民间鱽鱼船的式样打造战船，船头方小，船尾阔，船底狭尖像一把刀刃，可以装载士兵50人，适宜近海使用。据绍兴二十八年（1158）福建路安抚转运司的一份报告说：“鱽鱼船乃是明州上下浅海去处，风涛低小，可以乘使。”1979年，宁波古代海运码头遗址出土了一艘头狭、底尖、尾方、三桅的宋代海船，学者根据古船的形状和结构，认为可能就是史料中记载的明州鱽鱼船的前身。

图1-5　两宋时期，宁波三江口一带舟船云集，一片繁忙

今宁波和义路战船街一带在宋代时仍为造船场所，是宋代明州官营造船场中心之一。船场配置专职造船监官厅事和指挥营，造船监官总览造船事务，指挥营则分船场和采斫两部分，由两个指挥官分管造船和木材采斫等事宜。

除三江口和义路一带设官营船场外，史料记载，明州市舶司也有直属船场，不过规模小于三江口船场，以承接过往商船修船事务为主。

大观二年（1108），宋廷对明州、温州两地官营船场做了调整。温州造船场并入明州，明州买木场并入温州。于是明州有船场官两名，温州有买木官两名。这次调动，不但可以看出宋朝廷对明州造船业的肯定，还可以看出明州船场已开始面临木材短缺的困境。事实上，随着明州造船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对木材的长期无度索取，宋代宁波的山林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山上一度无木可伐。因此有段时间，明州因为木头缺乏，朝廷不得不把造船场迁到温州。

南宋建立后，宁波又成为重要造船基地，在明州复置造船监官。经考古发掘证实，南宋明州官营造船中心仍在三江口和义路一带。

两宋时期明州不但官船制造业发达，民间造船业也相当发达。民间主要以制造渔船和商船为主，船只大小也不等。大的可以装载五六百人，小的可装载百人。据开庆《四明志》统计，南宋明州有民船7916艘，其中船幅两丈以上的有1728艘，一丈以下的有6188艘，可见当时明州民间造船实力之雄厚。

到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下，为出海逃避金兵追击，宋高宗需要大量船只来装载官员侍卫，“帝次明州，提领海船张公裕奏：已得千舟。帝甚喜”。提领海船张公裕能在短短数天内组织到千艘船，既可见明州船场在当时生产规模之大，也可说明当时民间造船业之发达，因为这些船可能不少是在民间募集的。

两宋时期的多款船型和造船技术，在世界造船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水密舱、平衡舵等造船技术在当时位居世界前茅。明州船场不单能打造大型船只，而且船只的结构、性能、装备已十分先进。1979年宁波古代海运码头遗址出土的宋代海船，经鉴定已经应用了现代海洋船舶普遍装设的舭龙骨，这项开创性技术大大缓解了船只航行时左右摇摆的压力，比欧洲出现该种工艺早了700年，说明宁波地区造船技艺在当时已经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元代实行了比南宋更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不但允许外国人“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还鼓励各地市舶司每年组织商团去番邦交易。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与日俱增，全国航海业得到持续发展。元朝时，阿拉伯人的远洋航行逐渐衰落，在南洋、印度洋一带航行的几乎都是中国的四桅远洋海船，航海船舶能力居于世界首位。

南宋宁宗即位后，以明州为宁宗潜邸，遂以年号为名，升明州为庆元府。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占领明州城后，改庆元府为庆元路。得益于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元代时的庆元港船运业继续稳定发展。

林士民《宁波造船史》记，元代统治中国九十年间，曾多次发动对外战争。三次大的海上远征活动中，与庆元港有关的就有两次。至元十九年（1282）第二次跨海东征日本，一路由高丽建造战船900余艘，从朝鲜半岛南部出发；另一路由江南建造战船3500余艘，从庆元港出发。会攻日本，遇台风，舟回，还戍庆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九月，征爪哇，发兵二万，战船千艘，会军庆元，登舟渡海。这都表明了庆元港在元代海上交通中所占的地位，也反映了庆元港当时在造船、修船、提供保障供给等方面具有相当的实力。(www.daowen.com)

图1-6　宋元明州海船

元朝建都大都，京城的粮食需求量大，同时还不断进行对外战争，需要供应大量的军粮，而这些粮食主要取自江浙地区。因此元朝从开国之初，就着力开发运河，注重建造船只，充实漕运机构。为克服河运的困难和补助河运的不足，元政府大力开发海运，推行海上漕运。

皇庆二年（1313），庆元设立专职海漕运管理机构——运粮千户所后，宁波地区有组织、有计划的海漕运输从此拉开序幕。在姚江南岸甬东司码头，经常可以看到庞大的海漕船队在靠泊等待装粮，然后顺甬江出海，沿海岸北上，到江苏刘家港和其他地方漕船会合后，一起组团北上京城送粮。北方的商船和商人，尤其是山东和江苏的商船和商人逐渐在庆元扎下了根，为以后南北船帮的形成奠定基础。

鄂多立克是元代时意大利的一位天主教修士，也是继马可·波罗之后，来到中国的著名旅行者。在中国游历后，鄂多立克在他的游记里称赞一个叫“Menzu”的城市，说这个城市中的船只，恐怕比世上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好、都要多。学者考证，“Menzu”就是明州的音译。可以说船就是欧洲人鄂多立克对宁波的认识的起点。

元朝造船业的大发展，为明朝迎来造船业的新高潮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据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明代时我国造船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是历史上空前的，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主要的造船场有南京龙江船场、淮南清江船场、山东北清河船场等。还有与之配套的加工帆篷、绳索、铁钉等零部件的工场及堆放仓库。而且造船材料的验收、船只的修造和交付等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正是有了如此雄厚的造船业基础，明朝才会出现我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时间最久的郑和下西洋远航壮举。

郑和七下西洋，从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前后历时近三十年，经历的亚非国家达30多个。明王朝通过官方努力获得的制海权却因“海禁”而最终放弃。

明朝初，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海禁。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禁，禁止国人赴海外经商，外国商人除进贡外也被限制入中国贸易。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放开的也只是朝贡贸易，民间海上贸易仍旧禁止。随着倭寇之患的加剧，明朝海禁政策愈加严厉，中外海上交流发展大大受阻。

洪武十四年（1381），为避国号讳，朱元璋采纳鄞县读书人单仲友的建议，将明州改称为“宁波”，希望这里能“海定波宁”，无海寇之患。因为明朝政府禁止百姓出海经商，规定寸板不得下海，三江口码头一改宋元时代官船桅樯似林的盛况，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港口宁波，迎来了造船业上的衰落期。

因为允许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以朝贡形式来华贸易，明朝政府选定泉州、宁波与广州三个港口作为对外贸易主要港口，并在三处设置市舶司。宁波港被限定只能接待日本的贡船。

图1-7　日本遣明船模型

嘉靖二年（1523），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派遣贸易使团来宁波。日本右京兆大夫高贡派遣的贸易使团也随后到达。由于右京兆大夫使团贿赂宁波市舶官员，不但宴会时得以坐上座，货船也优先受检，引起左京兆大夫使团不满，在宁波爆发了武力杀戮事件。左京兆大夫使团在宁波沿路烧杀抢掳，对当地居民造成很大损害，追击的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等官兵战死，震惊朝野，史称“争贡之役”。

争贡之役爆发后，明朝政府取消了这种入不敷出的单方得利朝贡政策，更坚定海禁的决心，并认为此次倭祸起于市舶，于是关闭泉州与宁波二港口，仅留广州一处，繁荣非常的官方贸易也由此衰弱。发展中的宁波造船业，受此严重阻力，虽颓势已显，但由于基础扎实，还是闪耀出自己的光芒来。

明代宁波造船业以制造战船、漕船为主。从明初开始，倭寇不断侵扰我国东南沿海。作为东南沿海重要军事要塞，明政府在宁波设立了不少卫所，如临山卫、观海卫、定海卫、宁波卫、昌国卫、三山所、龙山所、余姚所等。这些卫所都配有战船，不少还建有自己的船场，制造战船、纲梭船。林士民《宁波造船史》记，嘉靖四十三年（1564），临山卫造战船50余只，其中480料18只、200料22只、飞船10只、鹰船7只，各备军器、兵员。《明史》也记：“纲梭船，定海、临海、象山俱有之，形如梭，竹桅布帆，仅容二三人，遇风涛辄舁入山麓，可哨探。”嘉靖三十四年（1555），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开始训练抗倭新军，史称“戚家军”。戚家军以严明的军纪、职业化的训练水平、东亚最先进的装备、百战百胜的战绩和高达十余万级的斩级记录，被誉为16世纪至17世纪东亚最强军队。宁波地区是戚继光驻军重地，现仍留有大量抗倭传说和遗迹。

明朝有个散文家叫张岱，他虽出生在戚继光去世之后，没法亲眼看见戚将军治军时的威仪，但他在《陶庵梦忆》中生动地记录了宁波镇海水军在海上演练的场景，不过当时的镇海还叫“定海”。“定海演武场在招宝山海岸。水操用大战船、唬船、蒙冲、斗舰数千余艘，杂以鱼艓轻艖，来往如织。舳舻相隔，呼吸难通，以表语目，以鼓语耳，截击要遮，尺寸不爽。健儿瞭望，猿蹲桅斗，哨见敌船，从斗上掷身腾空溺水，破浪冲涛，顷刻到岸，走报中军，又趵跃入水，轻如鱼凫。水操尤奇在夜战，旌旗干橹皆挂一小镫，青布幕之，画角一声，万蜡齐举，火光映射，影又倍之。招宝山凭槛俯视，如烹斗煮星，釜汤正沸。火炮轰裂，如风雨晦冥中电光翕焱，使人不敢正视。又如雷斧断崖石，下坠不测之渊，观者褫魄。”

从张岱的记录中可见，当时镇海卫有数千艘战船参加了这次海上演习，不但规模大，类型也很多，应该是一支实力不容小觑的海上卫军。事实上，在明代，宁波地区战船多由镇海打造。

除战船外，明代宁波官营船场还多打造漕船。漕船也叫粮船或运船，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大军北伐，汤和受命，就“造舟明州，运粮直沽”。

明代宁波海上官方贸易凋敝，但民间商业仍旧发达。国内贸易需求强，海上贸易需求也仍旧强烈，因此海上非法走私贸易盛行。宁波境内沿海江河上商船仍旧来往不绝，客船和游船也使用广泛。舟山群岛和象山石浦是当时的著名渔场，盛产美味的黄鱼，宁波、台州、温州三地渔民纷纷驾船捕之。文献记载，舟山渔民们的渔船有双桅大船、中双桅大船、黄花船、尖船、对桅船等船型。

1994年，宁波象山发现一条明代海船。该船残长23.7米，残宽4.9米，共有13个船舱。船上发现一只元代的小口瓶、多件明朝前期的龙泉窑瓷器，所以此船的时代应为明朝前期。全船的船板是用质地坚硬的杉木制成的，首桅与主桅座用樟木制成。该船排水量约107吨，有压舱石、砖瓦等遗物。这条海船的主要特点是船体两侧有圆弧形的“梗水木”，其功能是阻拦船舶的摇摆。从各种迹象来推断，这条船很可能就是一艘民间运输船。这条海船的发掘，不但为研究我国明代时期战船发展情况提供了第一手数据，还用实例证明宁波在明代时虽经海禁打击，海船制造业走向衰弱，但高超的造船技艺仍在民间传承发展。

清初，郑成功据福建沿海诸地，张苍水等奉鲁王据宁波之舟山。为了打击毁灭反清复明势力，并出于防汉制夷的政治考量，清政府实施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如顺治十二年（1655），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到顺治十八年（1661），更强行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

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东南沿海再无可以挑战清朝的政治军事势力。康熙帝宣布解除海禁，设置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对外通商贸易，清朝历史上的四口通商时期由此开始。作为浙海关设置地，宁波获得了短暂且有限的开放机会，宁波造船业也在重重压力下曲折发展。根据清政府规定，宁波港的国际市场主要是日本。史料记载，1688年日本长崎有193艘贸易船进入，宁波船就占37艘。

1719年，康熙派徐葆光奉使琉球进行册封。明清两代多次派船出使琉球，宁波府常提供出使封舟。徐葆光这次出使乘坐的封舟租自宁波民间商舶，在后来的著作中，徐葆光留下这两艘宁波商船的图样，还详细注明其尺寸和构件名称。从徐葆光留下的封舟的结构、装备设施及海船上人员职能安排资料看，清代宁波地区的造船技术仍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准。

18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工业革命，海外贸易日益扩张。特别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打开中国市场。宁波通商后，前来通商港贸易与投机的洋商日益增多，尤其是英国人，各类走私及争端现象也日益猖獗。清政府担心“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为了防止海外势力的骚扰，1757年，清政府撤销宁波等三个海关的对外贸易，规定广州是允许外商来华贸易的唯一口岸，而且即使在广州也百般限制中国人与外商接触。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虽有利于维持清政府的统治，但给中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大大破坏了沿海地区的经济，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宁波港停止对外贸易后，凭着地理位置的优势，与国内沿海诸港间的贸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南北货运的枢纽，“南北商号”由此萌发。南北商号以长江为界，分别经营南北货运，宁波古代航运业开始进入有序和规则的状态。《宁波通史》记载，道光初，宁波较有影响的有福建帮15家，宁波帮北号9家、南号10家，山东帮数家，计30余家。嘉庆九年（1804），仅在镇海、上海等地驻港的宁波船达400艘。1826年，南号商帮在江东建造了南号会馆，即“安澜会馆”；1853年，北号商帮在江东建立庆安会馆，并在东门外建造天后宫。

图1-8　宁波庆安会馆

宁波商业船帮往来于中国北方营口、烟台、青岛，南方的广州、福州、厦门、泉州诸港，并且致力于东洋（日本）、南洋（吕宋、新加坡等地）、西洋（苏门答腊、锡兰等地）的远洋贸易，宁波港繁荣再现。三江口沿江两岸开辟了不少新的码头，致使江东沿江一带的市镇进一步繁荣，地价不断攀升。清代胡德迈在《甬东竹枝词》中感叹：“巨艘帆樯高插天，危楼簇簇见朝烟。江干昔日荒凉地，半亩如今值十千。”

林士民《宁波造船史》记，鸦片战争前，在浙江各港往来的海船有1000多艘，年货运量达10万吨，大部分集中在宁波港。

宁波商帮的船型主要为绿眉毛和疍船。绿眉毛是宁波一种古老船型，航速快，抗风浪性能好，据传源于宋代，是中国四大船型中“浙船”的典型代表。因船头像一只漂亮的鸟头，在眼睛上涂上绿色弯曲眉毛而名。疍船是始创于宁波的特型船，兼行南北洋。它创建于清代，最初为装运盐卤而建造，是无底龙骨的平底船，流行于宁波、绍兴一带，曾作为漕运船被清政府招募。鸦片战争前，宁波拥有疍船400多艘，仅从事宁波到上海运输业务的就有200多艘。在闭关锁国的有清一代，宁波船业仍旧闪烁着自己的光辉。

同时清代宁波仍为我国重要造船基地之一，据《四明谈助》记载：“今之船厂或即宋船场也，大舰陈于江涂，灰、油、麻、铁杂作纷营……凡巡洋营船，皆出于此。宁绍台道掌其事。”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西方人在通商口岸设驻领事馆。这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宁波取得越来越多的主权，控制了宁波海关权及对外贸易权。鸦片战争后的宁波港依照西方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开始从帆船港转向轮船港。轮船成为那个时期出入宁波港的主要船型。

宝顺轮是我国第一艘机动轮船，由庆安会馆于咸丰四年（1854）从国外引进。它驰骋30年，为推进宁波航运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宁波通史》记，据同治十二年（1873）官方不完全统计，进宁波港的帆船为376艘次，轮船为570艘次，轮船成为出入宁波港的主要船型。

为配合这一转型，轮船码头、全球航标及其他轮船港航设施在宁波同时发展起来。宁波江北岸轮船码头正是在这一转型时期发展起来的。宁波船舶的重心由江东转到江北，船舶的载重能力也明显上升。对外贸易的国家数量也有所扩大，不但有东南亚国家，也有大洋洲国家，宁波商品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不但促进了宁波近代工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宁波帮的形成和发展。

不过随着芜湖、温州、杭州等更多通商口岸的开埠和上海港的日益崛起，宁波作为南北货物中转站的优势越来越弱，港口腹地也越缩越小，在中国潮头勇立已久的宁波港渐渐偃旗息鼓，进入蛰伏蓄力时期。

同时随着轮船业的兴起，传统木船业受到严重排挤。宁波等地沿海海面上的帆船日益减少。但因为木船业是中国传统行业，就业人员众多，再加上清政府政策上的保护，所以鸦片战争后，木船业虽然深受打击，却没有立即消亡，在内河交通、漕运等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宁波江海畔也一直有大大小小的造船厂存在，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陆续退出历史舞台。

江东北路上的宁波财富中心大楼原为宁波渔轮厂场所，至今仍保存着相通的三间厂房和一间船坞。宁波渔轮厂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农业部重点船舶制造厂，主营渔轮的制造和修理。渔轮厂的前身就是由勤工、恒大、赵祥记、渔法记、张品记、史法记等6家小船厂合并建成。

目前宁波港是集内河港、河口港和海港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的现代化深水大港，码头设备先进，机械化程度高，有可进30万吨级巨轮的航道。宁波舟山港已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建立了贸易联系，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成为全国大型集装箱转运基地、大宗战略物资中转储备基地，及能源、修造船、重化工、钢铁等临港产业基地。

宁波木质帆船的打造工艺，如今也已是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波地区悠久的造船航海历史，不但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还培养了宁波人民开拓创新的胆略与沉稳务实的性格，建立了同舟共济的价值信仰，为宁波在新时代写好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