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结束往往意味着另一个时代的崛起。

河姆渡后续时期，随着海退的持续，宁绍平原出现了更多大面积的裸露土地。对于河姆渡后续先民来说，他们的陆域空间比先辈更广阔，不一定要依托河姆渡工字形低山高地才能定居，可以把村落建在海水淹不着的平原地带，在肥沃的平原地带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因为拥有比前辈更宽广的活动天地，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更灵活，开创的文明也别具 一格。

河姆渡后期，随着钱塘江河口湾的缩小，宁绍平原和钱塘江北岸的交流更加便捷。钱塘江北岸的良渚文化因素对这个时期宁绍先民影响很大。

良渚文化是距今约5300—4000年前长江下游另一支著名古文化，也是中国较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多分布在长江下游土壤肥沃、淡水充足的冲积平原地带，以杭州余杭良渚遗址为代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宁波地区河姆渡后续文化遗址中虽然出土玉器不多，也尚未发现陪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但因为文化类型受良渚文化影响强烈，所以一般也被划为良渚文化范畴。

宁波境内良渚文化遗址丰富，核心分布区仍在姚江流域，但在其他平原地带也有不断发现，如2016年11月在宁波奉化江口下王渡发现的史前遗址。根据出土文物测算，下王渡遗址最早距今约5800年，分四个文化层，分别是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商周时期和宋元时期。良渚文化层是这个遗址的主体文化层之一。下王渡遗址地处奉化三江交汇的平原地带，聚落特征却明显，是河姆渡后期先民们走下低山高地、扩散分居平原的实例。

下王渡遗址中良渚文化层，有房址、水井、墓葬及稻谷、橡子等植物种子，还有残存灶址、陶支架、大土台等，为研究良渚时期宁波先民生产生活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可惜由于木器保存条件不理想，下王渡和宁波其他良渚遗址相同，发现的舟船木器数量很少，只有少量的木桨出土，没有像余杭茅山良渚遗址一样出土独木舟。但这个时期杭州等相邻平原的舟船发展情况对宁波有参照意义。

2010年年底，余杭临平茅山遗址发现一条距今约5000年的史前独木舟，这艘独木舟虽有局部残缺，但基本保存完整。舟身尖头方尾，长7.35米，最宽0.45米，深约0.23米，沿厚约0.02米，由整段巨木凿成，说明“刳木为舟”的造船技艺在良渚时期继续得到传承。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1958年在江苏武进淹城也出土了一条独木舟。这条独木舟距今约2800年，是西周时期的独木舟。此舟也用整段楠木挖空制成，而且内壁布满焦炭和斧凿的斑斑痕迹，应该也是西周先民用火数十次烤焦后不断用斧凿制加工成的。可见在史前几千年的岁月里，刳木为舟法在中国一直源远流长，传承不绝。

公元前2000年以后，和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一样，宁波进入青铜时代。根据象山塔山、慈城小东门、鄞州钱岙等宁波早期青铜遗址发掘情况看，进入青铜时代后的宁波固有文化开始发生变异，在保留原有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新文化元素，青铜时代的宁波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到了于越族时期，这种文化内涵更为突出。

于越族是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宁绍平原及周边的民族，他们于春秋末期在这块平原上建立了越国。越国的都城在会稽，即现在的绍兴，国境大致在今浙江一带。境内岛屿、江河众多。《越绝书》记载，地处东南滨海的越人“文身断发”，“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吕氏春秋》记：“入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淮南子》亦记：“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可见，到于越时期，浙江一带造船技术和航行技术已相对发达，舟船成为当时百姓极为重要的生活交通 工具。

《周书》记载周成王时“于越献舟”。林士民《宁波造船史》认为，周成王时，我国江、河、淮、济四大河流平行东流入海，南北水道尚未开通。越人所献之舟，应从浙江东岸出发，沿海北上，才能驶入较近的淮水或济水，再向西到达周王统治的中心之地。在如此长的航线里，越人使用的应该是性能更好的木板船，因为青铜制成的工具已能为他们提供打造更先进木板船的条件。他们所献给周成王的贡船也应该是性能良好且漂亮的木板船。

吴越争霸时期，越国也建立了强大的水军，造船的规模和船只的数量在当时极为可观。公元前482年，越王勾践趁吴王夫差率精兵北上黄池争霸之际，命水军与步兵配合，分为两路攻入吴国腹地，攻下王城姑苏，大败吴国。

为打造强大的水军，越国有专门造船的工场，称“舟室”；有专门伐木的役夫，称“木客”；有专门造船的工匠，称“作士”；有专门驾船的水兵，称“船卒”；还有专门从事船业管理的官员，称“治须庐者”。《越绝书》记载，勾践灭吴后，“勾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戈船是战船的一种，船底设戈，以拒水下袭击。当时，越舟有不同专名和形式的船。除戈船外，见于史书的还有余皇、须虑、楼船、翼船、扁舟、方舟、越翎等，可见越人之善于造船、用船，以及于越时期浙江一带船业技艺之发达。(www.daowen.com)

专家考证，战国时期宁绍平原上的于越民族可能已经懂得使用风帆，主要证据是1976年宁波鄞州区云龙镇甲村石秃山旁出土的羽人竞渡纹铜钺。

羽人竞渡纹铜钺是甲村郏家埭社员在石秃山旁挖河道时发现的。除铜钺外，还有铜剑、铜矛各一件。钺为大斧，虽具备杀伤力，但在古代更多为一些仪卫所用。古代君王往往用钺来象征高高在上的指挥权。甲骨文字中，“王”字像一把倒立的钺。《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去讨伐纣王时，“左杖黄钺，右秉白旄”。战胜纣王后，武王用他手中的铜钺砍下纣王的头，悬于白旗之上。可见，执钺者不但具有王权的身份，还执有刑罚的权柄。后代帝王出行时，往往在车上放铜钺，象征凛然不可侵犯的权威，这种仪式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图1-1　羽人竞渡纹铜钺

甲村出土的铜钺全身金黄，高9.8厘米，刃宽12.1厘米。一面素面无纹，一面有图纹。上铸一方框，方框内图纹分上下两部。上方为两条龙，昂首相向，卷曲如云。下方以弧线为舟状，并排坐四人，皆头戴高高的羽毛冠，双手持桨作奋力划船状，羽冠的羽毛似乎在迎风飘扬。

一些学者认为上方的两条龙，可能是越族人的图腾。因为喜欢把龙刻在舟上，所以他们的船称作龙舟。下方的四人都手握船桨，奋力划水，和我们现在的赛龙舟相似。有学者推测，赛龙舟最初可能是古越族人祭祀水神或龙神的一种仪式，后来才慢慢演变成民间一种水上体育娱乐项目。

不过更引人注目的是这四个古越划桨手头上戴的羽帽。一些专家认为这是古越族“鸟神”崇拜的象征。河姆渡文化遗址就出土很多鸟形器物，反映了新石器时期这个地区的先民对鸟已十分喜爱和崇拜。到于越时期，崇鸟习俗仍在。铜钺上高高的羽帽，可能就是模仿鸟的“羽人”。但一些研究船舶史的学者认为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高高的羽帽可能还有更重要的作用，即利用风力来加快独木舟的前行速度。也就是说这些高羽帽是早期风帆的雏形。

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风帆图案出现在古埃及，绘制在一个出土的陶质花瓶上，其年代据推测为约公元前3100年。我国风帆何时出现，学术界一直争议较大。在我国古代传说中，帆的发明人是大禹。据说他看到鲎在海中游泳时，背部的甲壳上下翘动，受此启发，发明了风帆，是为“禹效鲎制帆”。和口耳相传的传说相比，商代的甲骨文更让人信服。据有关殷墟卜辞的资料显示，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可以释义为“帆”的“凡”字。据此一些学者认为中国风帆应出现在殷商时期。

但萧山跨湖桥遗址的发现让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更遥远的年代。在跨湖桥独木舟旁，人们还发现多处小块的席状编织物，编织方法与现存江南地区夏天所使用的篾席编织方法类似。因为福建泉州港发现的我国最早的船帆实物由竹篾编制而成，而且以竹篾等材料编制船帆现在仍在太平洋土著民中存在，所以不少学者根据共存关系与遗迹形态分析，跨湖桥席状编织物可能就是原始船帆的遗存。如果这一推断正确，那么中国的风帆历史至少可提前到8000年前。

据此思路，人们联想到在河姆渡遗址发掘中，在第四层——7000年地层，也出土过芦苇编织物，这是否也可能是独木舟上的风帆遗存，值得大家继续深究。

如果说跨湖桥、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席状编织物可能是中国原始船帆遗存的理由不够充分的话，那么羽人竞渡铜钺上的羽帽风帆图案则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可。根据铜钺和共存物铜剑、铜矛器型分析，这些文物为春秋战国时期越国所有。再结合文献及其他考古证据，学者提出中国船上的风帆应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风帆到底出现于何时，目前还争议不断；但羽人竞渡铜钺是越人乘舟竞渡的直观图像呈现，这个论断几无争论。造船业的发展、航海技术的提高，推动了宁绍平原海上交通的活跃。到战国时代，句章港渐渐崛起，为以后明州港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打开了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