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6月下旬，余姚罗江公社渡头村村民在河姆渡修建排涝站时，发现大量陶器碎片、鹿角等新石器时期遗物，举世瞩目的河姆渡史前遗址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横空出世。挖掘后的遗址总面积约为4万平方米，自上而下依次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碳14测定，最底部的文化层形成于距今约7000年前，成为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地层之一。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不但揭开了宁波地区史前文化的神秘面纱，还反映了距今7000年至5000多年前长江流域多水地区氏族村落生产生活状况，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人类童年文明的所在地。

河姆渡文化层在浙江杭州湾南岸平原及舟山群岛各有分布，在这些同类型、同年代遗址中，因余姚河姆渡村遗址发掘最早，故这类遗址所代表的史前文化被统称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遗物丰富，保护完好，为研究我国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学者考证，自晚更新世以来，宁波境内曾经历了星轮虫、假轮虫和卷转虫三次海侵。最后一次的卷转虫海侵对现代宁绍平原地貌的发育起了决定性作用。河姆渡第四层底部生土层，由浅海相亚黏土构成，这些浅海相亚黏土就是由这次海侵发育而成。河姆渡遗址坐落其上，说明至少在7000年前，宁绍平原已逐渐海退成陆。

从河姆渡周围的现代地貌结合遗址动植物及孢粉分析，7000年前的河姆渡应该是当时宁波境内较早海退成陆的高地之一。河姆渡南靠四明山系，北临慈南山地，东依南北走向的乌石山、羊角尖山、云山、小湾山等低山丘陵。这三组大小山系在这里构成硕大的工字地形，犹如围海造田时抛筑的丁坝和顺坝，具有强大的促淤成陆功能。最近一次卷转虫海侵时，海水侵至四明山麓，河姆渡及周边地带皆为浅海。但受工字地形影响，随水流运动的泥沙容易在此受阻沉积，渐渐成为海底高地。海退时，这块四明山前的浅海高地自然最先出露成陆。

但由于境内很多地区还处于海退时期，所以在河姆渡先民生活的近2000年时间里，这里一直处于地下水位高、周边湖泊众多的状态。肥沃的海泥、充足的水源，使草地、森林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各种生态习性的动植物生长提供了适宜条件，也为河姆渡古人类获取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

河姆渡古村落形成时期，村落和四明山之间，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被宽宽的姚江阻隔。当时流淌在村落附近的，是一条从四明山南部蜿蜒下来的芝岭支流溪。村落及周边地区不但没有汛期洪水之忧，还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宜居。近万年全球气候变化情况表明，7000年前的地球正处于全新世的大西洋气候期。河姆渡地区四季温暖，降水充足。河姆渡周边有大湖，湖边生长着茂密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后在宁绍平原绝迹的亚洲象、“四不像”、犀牛、水鹿、野猪等动物在森林中自由生长。当适宜生命生长的环境纬线段撞上适宜生命生长的气候经线段时，生命奇迹往往趁此跃现。河姆渡古人类文化便是这些奇迹之一。

河姆渡时期，由于江河湖沼等自然水体众多，古先民的生产、生活自然也和水紧密相连。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人工稻谷堆、干栏式建筑、木构水井及独木舟、船桨等，这些无不带着浓厚的南方滨海地区独有水文化特征。

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稻秆、稻米，这说明河姆渡先民生活时期稻作农业已经相当发达。这些史前先民应该已经基本掌握了水稻的生长习性，并能采取相应措施对周围自然环境进行改造，以适应水稻的生长。遗址出土了170多件骨耜，这些骨耜应该就是他们针对周边湖沼沉积土的土质特征而发明的便利农具。

同样带有水特征的还有干栏式建筑。为适应周围低洼多水的环境，河姆渡人因地制宜，以木柱为底架，用榫卯结构搭建高出地面的干栏式建筑，书写了中国木质建筑史的奇迹。为方便取水，他们还在房子附近营建了水井。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发现的木构浅水井遗迹，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地下水的使用使人类离水而居得以实现，生存空间得以开拓，社区规模随之得以不断扩大。

最能体现河姆渡遗址水文化特征的应属舟船文物。河姆渡文化时期，周边湖泊、河流、沼泽众多，不远处还有浅海包围，水生动植物数量可观。发展水上采集渔猎对当时先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生存课题。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舟船文物数量多、品种全，说明河姆渡先民在开发水上交通工具方面下足功夫，对水体资源的利用已深入到当时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我国史前先民中乘舟弄潮的先驱。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舟船文物中，葫芦皮及葫芦种子是比较特别的一种。葫芦种子的遗存，说明河姆渡时期先民已经开始种植野生葫芦，这是我国目前最早的种植葫芦的实物资料。可令人好奇的是，远古时期野生植物种类那么丰富，先民为什么要选择葫芦来种植？除了食用，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吧。古船专家如陈延杭等认为，另一大重要原因应是作泅水浮具 之用。

我国古籍有“暴虎冯河”的记载，告诉我们最初先民们是徒步渡水的。后来可能受枯木、竹子、芦苇等浮水启发而尝试抱木头等自然浮具渡水。经过长期渡水实践，发现老熟后的葫芦做浮具最佳，不但轻巧、防水、浮力大，还能扎于腰间解放双手来进行水上采集渔猎等活动。对于生活在多水地区的河姆渡先民来说，这是多么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具啊。可能正因如此，河姆渡先民才会有意识地去培植野生葫芦种子，希冀收获更大的葫芦浮具，帮他们征服周边那些水域。

所以葫芦可以说是我国先民最早的浮水器和救生圈，在后来的古籍和文献中屡有提及。如《诗经》有“匏有苦叶，济有深涉”之句，《国语》有“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矣”之载，葫芦因此获得“腰舟”美称。直到20世纪，我国还有不少地区的人们喜欢挟腰舟浮水。如海南岛人就喜欢把大葫芦带身间，至溪流涨处，双手抱之浮水而过。

除葫芦外，筏也是远古先民重要的水上交通工具。学者考证，筏的出现可追溯到约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那时的先民拾捡或砍伐木头、竹子、芦苇等，用藤条编扎成排束，便为筏的雏形。随着工具的改进和技艺的提高，先民又对木材、竹材等进行修饰，打眼串并，配以木桨，演变成更坚固 的筏。

排筏不但取材方便，制作简易，还能增加载重量，使航行更加安全，较之葫芦浮具，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可称为半人工舟。排筏让远古先民的活动范围从浅河扩大到深水。

从河姆渡人利用的动物遗骸数量上看，他们的肉食来源主要为水生动物。在遗址发掘区内，鱼、龟、鳖等水生动物的遗骸数不胜数，许多陶釜内也装有龟、鳖、蚌、鱼等水生动物遗骸，甚至狗粪中也有鱼骨。除淡水生物骨骸外，鲨鱼、鲸鱼、裸顶鲷等海生鱼类骨骸也有发现，这说明河姆渡人的渔猎范围已经深入到江河及近海地区。如果光靠葫芦腰舟，很难想象他们能安全进出深水区域渔猎。

所以河姆渡人应该有更先进的水上交通工具。在遗址发掘中，虽然没有出土排筏，但发现了一批木桨和独木舟残件及陶舟。根据这些舟船文物遗骸及藤条、绳索和干栏式建筑所反映出的高超木作技术，河姆渡人制筏应是得心应手。(www.daowen.com)

原始舟出现于何时，说法不一，难以确证。考古资料显示，独木舟最迟约在8000年前已出现。我国现存最早的独木舟发现地离河姆渡遗址很近，在杭州萧山西南约4公里跨湖桥处。跨湖桥遗址早于河姆渡遗址，碳14测年距今约7000至8000年。其出土的独木舟年代距今约8000年，由整棵马尾松木剖开挖凿而成，和中国古籍《易经·系辞》中记载的“刳木为舟”的制作方法接近。古籍记载，我国先民受枯树浮具等启发，尝试用石斧、石锛、锸等原始工具将圆树加工为舟渡水。只是初时的独木舟结构极为简单，一般是捞取一段槽状朽木，并将其内部稍加整理，或者将一段树干砍挖成槽而成。

但那个时期的石斧工具太过简陋，挖槽困难重重。在实践中，先民们发现火比石斧更方便加工木材。于是尝试将树干上无须开挖的地方涂上厚厚的湿泥巴，然后用火烧需挖部分。在火的炙烤下，需挖部分焦成炭，再用石斧砍凿，就能较易挖出槽形，是为“刳木为舟”。这种记载中的独木舟加工法在跨湖桥独木舟上得到证实。这艘独木舟内面发现多处黑炭，当是用火焦法挖凿船体的证据。

跨湖桥独木舟残长5.6米，残宽0.52米，两侧还各发现一支木桨。发掘者根据两侧倒卧的其他木料推测，此舟可能是一艘用于海上航行的“边架艇”独木舟，为我们研究探索宁绍地区史前先民如何利用独木舟出入海洋渔猎提供了实物例证。

河姆渡遗址虽然没有像跨湖桥遗址一样出土独木舟实物，但我们确信河姆渡先民已经掌握独木舟制造技术。这不仅仅因为附近更早的跨湖桥先民已掌握独木舟制造技术，还因为河姆渡遗址及附近同时期的田螺山、鲞架山等遗址出土了独木舟残件、独木舟模型器及木桨等，说明这个时期的先民擅长舟楫，独木舟一定是当时重要的水上交通工具。

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独木舟残件是独木舟废弃不用后被当作桩使用的。在发掘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独木舟头部保存尚好，舟体被挖空，两舷明显存在。

和残破的独木舟残件相比，河姆渡出土的陶舟更招人喜欢。陶舟长7.7厘米，高3厘米，宽2.8厘米，十分迷你、呆萌，像极童话故事里的豆荚船。因为出土的还有陶猪、陶羊、陶狗等小型陶器，学者们推测陶舟和其他小陶器一样应该属于孩子，是先民父母送给孩子的礼物，他们模仿日常生活用具随意捏塑制作了这些可爱的陶器，可能是想让它们成为孩子的玩具或 教具。

因为来源于生活实际，小陶舟很写实，两头尖，尾部微翘，侧视形似半月，俯视平如梭形。舟两端有小孔，可以系缆。舟下部弧形轮廓自然流畅，能有效减少水的阻力。舟左右对称，有利于航行平稳。如果河姆渡先民生活中没有真实的独木舟，很难想象他们会捏出如此写实的陶舟玩具来。

田螺山遗址位于河姆渡遗址不远处，是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相对完整的一处史前村落遗址，距今年代为5500—7000年，为充实和完善河姆渡文化内涵，推进河姆渡文化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 资料。

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田螺山最早文化层底部，曾出土一件完整的独木舟模型器。独木舟模型器用整段圆木雕琢而成，长35厘米，宽近10厘米，高也约10厘米。独木舟尖头，底呈“V”字形，中段挖凿出长约25厘米的椭圆形舱体，深约6厘米。独木舟尾端近方形，这可能是田螺山人为方便上下船而特意设计。学者普遍认为田螺山模型器已脱离了独木舟原始的形态，具有比较成熟的船体形态。

还能证明河姆渡先民拥有独木舟的是大量木桨的出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些木桨，附近同时期的田螺山遗址及其他古遗址也有大量出土。这些木桨形状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为柳叶状，另一类为尖头状。根据形状推测，这些木桨在当时可能不单单用来划行，还可能一物多用，是先民水上渔猎时的重要辅助工具。

和独木舟器物相对应的还有有段石锛的出土。有段石锛是石锛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因其背部偏上有横脊、凹槽或台阶，将锛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部可以装柄，故称其为“有段石锛”。有段石锛因为利于装柄，使用更加方便有力，应该是河姆渡人“刳木为舟”的先进生产工具。有段石锛一直延续到商周时期，成为后来铜锛的鼻祖。

所以虽然河姆渡文化层尚未发现完整的独木舟，但从遗址出土的舟船文物、有段石锛及从“干栏式”建筑物所反映出的高超木作技术来看，我们充分相信河姆渡先民能制造较为先进的独木舟。有了腰舟、排筏、独木舟等多类型的水上交通工具，河姆渡人才能不断扩大活动范围，从浅水到深水，从江河到浅海，最终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开创出辉煌而又独特的长江文明。

河姆渡文化遗址是宁波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兴起于全新世海退之初，凭借最早成陆的工字形高地优势，开创了辉煌的长江史前文明。但随着海退现象的进一步发展，工字形两翼也渐渐淤积成陆，河姆渡高地优势逐渐消失，周围的自然环境发生了较为明显的 变迁。

河姆渡文化第二期（距今约6300—6000年）植物遗存显示，当时水生植物和喜湿植物减少，耐旱的木本和草本植物增加。到河姆渡文化第三期（距今约6000—5600年），热带植物更加减少，榆、柳、蒿子等温带植物增加，显示当时气温呈下降趋势。到河姆渡文化第四期（距今约5600—5300年），温带植物继续增多，喜冷湿的蕨类植物则比较常见。周边地理环境的改变及气候的变凉让河姆渡周围动植物的种类和数量发生很大变化，对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生存的河姆渡先民来说，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地理学家认为，给河姆渡先民最后重击的应是姚江改道。在河姆渡时期，四明山北麓的地表水向北流入大海。但随着海水持续运动，由于淤沙堆积等原因，杭州湾地区渐渐演变为喇叭口地形，海岸线不断淤高，北向入海口慢慢被堵，四明山北麓的地表水被迫另觅出口。约在距今5000年前，终于在河姆渡工字形高地南部冲出一个缺口，姚江完成改道东流巨变。海上咸潮溯江而上，姚江盐度越来越高，河姆渡及周边土地盐渍化越来越加剧。连绵阴雨又逢海潮顶托的时节，江水常常泛滥成灾，让两岸颗粒无收。在越来越恶劣的环境逼迫下，河姆渡先民被迫离开故土，另择良处生存。他们所创造的河姆渡文化也终成遗迹，埋藏在宁绍平原越积越厚的历史尘埃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