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的特征在市场经济后，有些越来越不突出。计划经济时期，全国投资和产业布局是由中央集权来确定的，除了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整个中国到处都是钢铁企业，沿海地区尤其是浙江、福建、广东这些地方几乎都没有重型工业，而大量重型工业都布局搬迁到了中国的“三线地区”。比如，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很多重型企业都搬迁到了四川、贵州、江西、湖南、重庆这些地方去了。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之后，各地方拥有了投资决策权和项目立项审批权，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少数国家投资布局的项目之外，各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布局取决于各地招商引资的力度，取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地方财政的实力。这样，中国区域经济的“马太效应”开始凸显，像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贵州、江西、湖南等很多地方很难获得比较好的投资机会，区域经济的产业优劣势就很清晰地体现出来，经济的不平衡也越来越严重。如果省、市领导非常有产业经济方面的头脑，这个地方的经济可能就会非常不一样，不像计划经济时期完全靠跑步前进。在这个方面最典型的就是重庆，黄奇帆市长完全把公有制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到了极致。作为早已经离开重庆的重庆人，我一直关注着重庆在黄奇帆去了之后的所有变化。

黄奇帆到重庆的时候，重庆的经济结构几乎没有什么亮点，最大的好处就是交通部部长到重庆当书记给重庆修了很多高速公路。黄奇帆首先组建了重庆的地方政府投资平台，整合资源，通过政府投融资平台主导土地开发，储备了巨大的可供开发的土地，通过对土地的控制，约束调整城市化速度和房价；有了土地有了钱，就有了对产业重新规划引进的能力。所以他们通过投资加招商的模式，引进了许多大型终端产品到重庆，重庆原有的机械制造、重型工业没有大发展，而是在电子信息产业上异军突起，成为全国经济领头羊，在全国遭遇经济下滑严峻现实的时候，重庆让人眼前一亮。同时，黄市长未雨绸缪，盯住了未来五年、十年的产业规划，在关注页岩气、石墨烯等新材料、新能源领域的同时，通过渝新欧铁路运输大通道建设来联系长江经济带，使重庆成为长江中上游重要的经济中心。

我的老朋友、重庆知识产权局局长袁杰告诉我，黄市长在专利技术、知识产权方面也抓得很紧，专门指示袁杰，一定要把专利技术管理、知识产权整合与金融结合起来，这个方面搞好了，重庆的技术力量、科技力量才能提高。我完全赞同，现今技术、专利这些知识产权的竞争，不在于你所在的这个城市有多少大学、多少研究机构，而在于这个城市有多少知识产权及其和资本结合的程度、技术成果的转化和孵化的数量。于是，我受老朋友之托，考虑如何将全球专利技术资源和重庆资本进行结合。

早在我刚刚提出“全球并购、中国整合”这个理念的时候，很多商业模式我还没有考虑成熟，我经历的全球范围内的项目还不多，我就意识到，需要将“全球并购、中国整合”与中国的区域经济相结合。我最早的结合方案是提供给了广东省和内蒙古的包头市，也包括鄂尔多斯。我的思路就是希望利用广东的地利优势，发起设立全球并购基金，投资、并购和广东区域经济相结合的产业，再回来和广东本省的企业重组、整合。方案提供了，但却石沉大海。对于包头和鄂尔多斯，我针对其煤炭的资源优势，不是采用资源换产业的方式，而是用资源吸引资金去海外并购包头、鄂尔多斯市的企业和产业来丰富产业园区，这个方案同样没有下文。主要原因是，那个时候广东招商引资的重点还是通过土地开发来找到发展机会，对于投资引进产业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对于海外并购，更是觉得遥不可及。记得在广州和广东领导开会的时候，恰逢广州召开国际投资大会，我看到签约下来的项目几乎全部是房地产。当时，王健林也在广州，并且高调地在会上表态，万达来广州太晚了，接下来要在广州建多少个城市综合体。我相信王健林先生现在不会这样说了吧。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大转型已经到来，如果他还像前些年那样大规模投资城市综合体，万达在劫难逃。我欣赏他的船大也能快速调头的能力。

我觉得，在整个中国都遇到紧缩寒冬袭来的时候，把“全球并购、中国整合”与区域经济结合起来的时机也到了。各地方政府官员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不是他们没有这个意识，而是局限于他们对于创新突破的勇气。如果能够有效地把区域经济与全球并购相结合，许多地方就可以走出经济困境。(www.daowen.com)

目前，中国各个地方普遍遇到的困境就是产业过剩与负债太高，传统经营模式无法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普遍面临的问题都是需要转型，需要偿还债务，需要压缩库存，需要淘汰产能，需要寻求新的增长点，同时政府还减少了土地出让金收益，投入力量还下降了。如果用通常评价一个公司的方式来说，就是负债率已经到了可控红线，没有负债空间了；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现金流难以达到偿还债务的要求。原有主营业务造成了较大的库存，原材料堆积，半成品不少，产品滞销。公司需要通过直接融资来降低负债补充流动资金，同时还需要寻找新的业务领域，如果国内市场竞争太激烈，就必须要扩展视野，在全球范围内来寻求发展商机。把这样的原理移植到各地方政府，我认为：各地方政府第一要在自己擅长的产业领域找到和自己相关的产业发展方向，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山东去了一个懂资本市场的省长，全省就大搞金融，每个地市都配一个金融副市长；天津的领导喜欢搞PE就发展PE注册中心；上海是金融中心，每个区都要搞成一个金融特色；贵州、宁夏发展大数据；听说美国波音公司要在中国搞波音交付中心，很多省都到发改委去竞争；目前全中国都在编制“十三五”规划，很多地方都雷同。既然中央已经不把GDP作为各省考核指标了，为什么大家还在靠玩概念做政绩呢？在和各级政府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觉得中国经济领域政府官员的产业知识水平已经非常高了，他们非常有能力，只需要转变政府的经营模式与行为模式。比如，在吉林、河北、重庆、江浙、广东这些汽车产业发达的地方就可以大规模并购日本、德国、北美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同时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哈尔滨、成都、西安、南昌、上海、沈阳就应该大力发展商用航空产业链，通过“全球并购、中国整合”面向空客、波音、庞巴迪等旗下以及关联配套产业展开并购；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山东、河北等地就需要在食品、农业这些行业投资、并购引进北美、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发达的产业链。

第二，要改变原有的投资融资模式和招商引资模式。原有模式主要是：“我搭台，你唱戏，你挣钱，我收税。”现在的情况是各地已经搭好台了，可以把已经搭好的台交给别人来管，甚至卖给别人；新的台让别人来搭，该来唱戏的已经来过了，应该把没来唱戏的请来唱、买来唱；让在国外唱戏的来中国唱；你挣钱要变成共同挣钱，或者是你唱戏我挣钱。各地可以改革开发区、产业园区投资经营模式，让产业园区更加市场化，改革开发区、产业园区土地开发模式，实现土地和不动产证券化、资本化，让政府负债流动起来、交易起来。

第三，产业园区、开发区有了活力，就可以盘活存量资源，吸引社会资金创办符合各区域产业特征的全球并购基金。通过“全球并购、中国整合”并购发达国家优良企业，来中国各地产业园区落地；不同意并购的，可以通过基金投资成为股东，再来中国成为合资公司，或者直接引进到中国成立中国合资公司。就是把传统的土地招商、税收招商、信贷招商、政策招商改变为资本招商、投资招商、基金招商。不仅要设立国内的众创空间、引导基金、并购基金，还要搭建国际多层次资本平台。全球专利技术环节、天使投资环节、风险投资环节、PE投资环节、并购重组环节都应该看到自中国各地区的资本平台活跃的身影，而不是依赖传统的等米下锅、坐地招商模式。就像四川蒲江中德产业园，原有的3平方千米都没有招满，增加到25平方千米后又怎么吸引德国企业和产业来遥远的四川腹地落户？

第四，设立国别产业园一定要把中国区域特点和国别特点相结合。假设河北设立30个国别园就会有30个国家的产业来河北落户吗？我很难相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我2014年在法国巴黎航展遇到图卢兹市长，和他交流的时候，想起图卢兹和重庆市是友好城市，为什么重庆没有利用友好城市的关系把图卢兹所在的航空航天优势引进到重庆呢？重庆发展航空产业几年时间就没有动这个脑筋。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吉林的珲春就展示出联合中、俄、蒙、韩、朝打造远东经济中心的愿景，炒作了一段时间却不了了之。我觉得地缘牌是很重要的，如黑龙江与俄罗斯之间，吉林、辽宁与韩国、朝鲜之间，山东与韩国、日本之间，云南与缅甸、老挝、柬埔寨之间，广西与越南、东盟之间，新疆与中亚之间，宁夏与阿拉伯之间，都有很多想象空间。其余省市可以将自身产业特点和发达国家产业特点结合。如浙江、江苏的轻纺行业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上海的时尚产业与法国、意大利，广州的消费品与欧洲，深圳的高科技与美国硅谷、以色列，四川、重庆、湖北、山东和德国制造、美国制造，都可以找到产业联系。如果整个中国都从地缘关系、区域经济的角度用企业、产业、开发区、资本、知识和技术作为连接，而不是依靠土地、税收、信贷、政策、行政建立关系，中国将与世界形成全新的开放格局，这样一种关系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