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中国投资公司（简称中投），被称为中国的主权基金，也是全球最大的主权投资基金。仅注册资金就2000亿美金，管理资产超过万亿美金。中投也称是政企分开，按市场化运作，但是他们是什么样的管理模式？什么样的投资理念？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完全不透明。我们知道新加坡淡马锡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主权基金，论规模比中投小很多，但是他们在投资领域非常活跃，同在投资并购行业，淡马锡的活跃度比近在咫尺的中投公司高很多。先不说中投是赔了钱还是赚了钱，至少这么大的投资公司不活跃、投资效率很低。投赚了，大家欢喜，投赔了，可以调整策略，但是投资不活跃，设立这个公司干什么。一个中国投资公司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运行领域有多少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有多少已经不适应市场化需要。

在“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的操作过程中，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个巨大的商业机会在哪里，标的在哪里，整合方式是什么，利益和价值在什么地方，如何体现。现在已经到了大规模开展并购交易的时候了。如何解决并购交易、整合、退出的执行力，应该是中国各方面开始出手的时候了。

我希望从我们设计的几个并购基金创新模式来探讨中国的改革与创新。

第一个还是中法航空和高端装备平行并购基金模式。这个基金之所以采用平行并购基金的模式，一定不是我和法国人的异想天开。我为此工作了一年多时间才找到了其中的奥妙，也发现了其中的症结所在。反推中法之间这个基金的艰难设立的过程，我的观点是：如果中国各级政府还用过去几十年的老套路来发展经济，来适应新常态，来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几乎不可能实现转型升级。这其中的商业逻辑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航空服务市场，未来1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国内航空市场，由此中国在未来的20年里需要新增5363架飞机。也就意味着，光是飞机采购市场就会有数万亿人民币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定要发展自己的商用航空产业，一定要成为全球第三大航空器制造国家。目前，全球只有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两大航空器制造企业掌握着市场主动权。将于2016年进行试飞的中国商用飞机公司研发制造的中国商用飞机的第一个机型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由于没有形成采购能力，目前中国商飞的C919飞机除了机头、前机身、后机身和机尾之外，动力系统、传动系统、航电系统的所有零部件都需要在国外采购。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民用航空产业就会像汽车行业一样，整个商用航空市场也将空心化，我们只能买飞机、租飞机、造空壳飞机，整个民用航空产业陷入被动。这就是典型的产业空心化。

中国有较强的航空产业制造能力，这个能力比中国在汽车行业的能力要强。主要是用于军用航空领域。但是，民用航空和军用航空比较，设计理念、航空材料、生产制造工业技术和要求、标准都是不一样的，让军用航空零部件企业来制造民用产品还是有些距离的。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民用航空零部件产业。但是目前来看，市场需求还没有形成，只有空客集团在天津组装A320，每年46架的产量要养活航空零部件企业集群还是不可能的。有什么方法可以未雨绸缪呢？我们在2014年和2015年花了不少精力来设立中法航空及高端装备平行基金，希望通过投资、并购把空客的配套企业带进中国。但一年多下来，我们觉得愿望很好，但是操作有难度。不是市场问题，而是中国政府和航空产业市场体制的问题。

首先，中国在民用航空零部件产业配套方面基本为零，发展这个产业几乎就是填补空白。资本市场也仅有一家某上市公司从事民用航空飞机维修，由于中国加强军用航空航天投入，同时也希望民营企业参与军用航空航天产业的生产加工，民用航空零部件产业力量更加薄弱。

其次，中国市场目前对民用航空零部件没有需求，而且航空零部件行业技术要求高，每个零部件都需要整机研发制造公司的适航证，取证时间非常漫长。

再次，世界民用航空零部件生产制造已经经过百年历史，发展非常成熟，主要是给空客、波音配套的两大体系。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北美、欧洲各国，还有少量在日本。由于这两大民用航空制造体系形成时间是渐进的，所以产业集中度也非常低，很多企业都是中小企业甚至家族企业。中国要发展民用航空零部件产业用不着完全从零开始，也不应该完全不作为，等着欧美企业进来占据中国未来市场。

那么，最好的发展方式就是设立海外并购基金。但是，在我之前，法国人Guy已经做了几年的相关工作，完全没有成效。我们介入进来后，创新性地提出了设立中法平行基金的方案，我以为这是非常好的推进方法。但是一年多来，遇到很多困难。鉴于目前中国这个行业的状况，我们没有盲目设立这个基金，因为没有投资人。我们只能和地方政府去讨论。天津、沈阳、重庆、成都、武汉、哈尔滨等城市谈下来，大家都说欢迎。但是一到操作环节，政府的问题就来了。你不是要设立基金吗？你的项目在哪呢？于是我就找到我的法国合作伙伴，他们花了很多工夫找来几十家企业名单。然后地方政府又提出，这些项目太简单了，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到这里你就哭笑不得了。

私募股权基金的设立原理是，基金投资人把基金交给具有投资管理能力的基金管理人来管理，至于投资什么项目那是基金经理的事情。何况我们提出的是海外并购基金，需要投资、并购的项目已经是光头顶上的虱子，明摆在那里。需要等基金设立完成后，再一家一家去谈具体的细节。然后，政府还会问你是怎么落地在这个地区。至于怎么落地那就是投资并购整合方案了，每一个项目有自己的投资、并购、整合方式，也有很专业的落地方案，基金都没有设立起来，团队也没有组建起来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通过一次又一次和他们交流、讨论，我确实觉得，如果还以这样的投资融资体制和发展经济的模式继续下去，中国非常危险。通过投资、并购来发展中国民用航空零部件来填补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空白的商机，也许就会在我们庞大的官僚体系里静静地流失。当我们的各种开发区、产业园区还在墨守成规地等待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让遍布世界各地的航空零部件企业自己进来的时候，我们又落后了。

从中法航空、高端制造基金以及中欧可持续发展基金来看，虽然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是这些商业模式创新带来了很多启示。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按照投资规模和中外企业、产业的不同阶段，给中国各地找到很多有利于引进来的产业和项目。远远超出“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的范畴。

在设计中欧可持续发展平行基金的时候，因为中国从未有过这种创新，所以推动起来非常困难。一旦找到了规律性的东西，这些困难就完全可以被克服。原本以为，只要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设立成功，海外的优质项目就可以进入中国，后来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的两位合伙人在完成基金募集之后，很快就完成了他们第一个项目的投资，在我们等待他们把项目信息提供给我们的时候才觉得，这并不是中国基金并购进入的时机。2015年底，我在伦敦欧洲可持续基金办公室，专门和简莉芙进行了交流。她会在元旦后，给我们提供他们已经投资的项目信息，是一个工业污水处理和回收技术的项目。该项技术被使用在钢铁、冶金、化工、食品行业的污水处理领域。由于还没有拿到项目资料，我不敢对项目妄作评论，假设这个项目完全适合中国市场，我们这个平行基金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就非常清晰了。(www.daowen.com)

我非常信任欧洲基金合伙人的眼光，以他们在这个领域的丰富经验，我相信这个项目一定具有投资价值。按照原有设计，我们中国基金可以并购这个项目将其带到中国。但是在交流中，简莉芙认为这个时候把这个项目并购到中国是不合适的，应该先和中国需要这个项目的企业去讨论是否适合在中国落地。如果适合，可以在中国建立合资公司，由中国投资者来主导中国市场。一旦进入中国市场，再来考虑是否适合中国并购。这样的话，欧洲基金的目的达到了，由于进入中国市场，欧洲基金可以提高回报率，增加项目方对基金的信任，中国GP也有收益。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基金可以投资，也可以不投资。如果投资，可以分享中国市场收益，如果不投资，一旦中国市场获得成功，到这个项目具备并购条件的时候，中国基金就可以整体并购这个公司，游刃有余。这种模式要是和中国各个地方开发区、产业园区结合起来，政府只需要提供引导基金，再从市场募集市场化的基金，不仅给中国各地带来项目，还通过引导基金拉动了投资，项目自动进入中国产业园区，这就改变了目前的招商模式。

既然平行基金可以更加有利于推动“全球并购、中国整合”，那么结合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企业从创业企业、成长企业、成熟企业三个阶段来看，我们也可以把创业投资、PE投资、并购按照三个阶段来对应。“全球并购、中国整合”主要是指成熟的中国企业和并购基金对发达国家成熟企业进行并购，形成“并购—整合—退出”的链条，那么同样可以借鉴“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的逻辑，在创业投资领域和PE领域找到类似的创新模式。

其实在很多发达国家有很多成熟精致的中小型企业，不用并购方式，同样可以采用平行PE的方式来创新，可以帮助很多中国中小企业通过获得发达国家先进技术、运营模式、管理方法来获得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比如，我们可以选择欧洲的一些成熟的私募股权基金，有条件的地方和机构可以作为海外私募基金的LP，也可以参与海外的GP，通过海外基金平台，发掘他们所投资的项目，研究这些项目在技术、市场等各方面与中国的关系，然后将这些企业带回中国，通过在中国设立的基金与发达国家这些企业建立合资合作关系，以基金为桥梁连接发达国家这些企业和中国产业，这样的平行基金也可以在这个模式里找到投资机会。这个领域有巨大的市场，由于不存在并购整合的难题，中小型企业通过平行基金和中国产业的合作对接要相对容易得多。就像本书前面介绍的法国皇后约瑟芬外孙女创办的爱伊丝系列护肤品项目一样，由于这个公司和项目已经是一个成熟公司，处在成长阶段，这个时候可以通过投资对方母公司，获得中国市场投资发展的权利。我在法国也看过一个微型药品制造空间项目IPM公司。这个公司的特点是，通过两三个集装箱那么大的空间，用很少的投资形成了生产GMP药品的能力。它可以给很多大型医药企业配套，使刚刚通过批准的药品不需要大规模建厂生产，先通过小批量生产投放市场，市场培育起来再投资建大型GMP工厂。目前全世界只有IPM公司开展了这个业务，他们也需要进入中国。这样，中国资本也不用去并购这个公司，而是采用资本合作的方式在中国成立合资企业，中方可以控股，投资成功之后也可以在资本市场退出。所以，完全可以在中国设立这样的平行投资基金来开发中欧的这些机会。在这个领域整个大消费都有巨大的空间，包括食品、服装服饰、医疗健康和保健以及现代服务。

从地域来说，最适合这方面业务的是日本。日本是有非常多中小企业的国家。这些中小企业都有自己的特点，往往存在于一个巨大的产业生态里，扮演着一个非常稳定的角色。这些中小企业不会去想自己怎么做大做强，只是依附在一个产业生态里，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不会出售自己的公司。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不要去考虑对企业进行整体并购，而是通过投资建立资本联系，然后再找到产业之间的关系。我相信随着中日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这种方式未来几年一定会出现。就在2015年，早已经加入日本国籍的同行孙田夫先生告诉我，他在日本的基金老板专程到中国进行过一次考察，考察的结果应验了孙先生给他的日本老板的多次建议，最终同意开展中日之间桥梁基金的设立，通过桥梁基金来启动中日之间的产业重组和整合。

除了PE这个环节之外，还有一个对中国非常有意义的环节，就是创业投资和创业企业这个环节。

李克强总理上任没多久，便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掀起了中国最大的一场万众创业浪潮。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交替阶段，产业的更替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自身的产业特征给全球带来新的创业机会，在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创业浪潮我觉得也是正当其时。早在2000年，我在《中国的纳斯达克》一书中提出，如果中国创建创业板市场，一定会推动一场大范围的创业热潮。今天的创业环境跟2000年比好了很多倍，不仅创业群体更加踊跃，创业者素质高了很多，创业环境也是今非昔比，再加上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创造的行业生态不需要创业者有太多的传统产业经验，不需要太多投资，而创业的成功率却远远超过当初。在这个几乎是全民创业潮兴起的时候，我还是要浇一瓢冷水。

一方面是觉得大众创业面积实在太大了，让许多不具备创业条件的人不安于本职工作，都想当老板，会影响中国职业经理阶层专业性的培养，也会影响蓝领阶层就业队伍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即使推动创业也需要我们提高创业的质量，开拓创业的视野，改善创业的环境。目前，由于创业板、新三板的成功设立，很多人不是更多地研究创业成功的规范和标准，而是大谈创业板、新三板的造富神话，其实也是不正确的指引。不要成功一个众筹咖啡馆全中国就到处流行办众筹咖啡馆；不要出现一个众创空间，全中国到处都涌现出众创空间来，实际上是让一些人打着众创空间旗号的人低价甚至免费获得了不动产的机会。我还是希望大家把眼光看得更远一些，在全球范围来寻找创业资源，发掘创业空间，寻求创新的创业模式。

2015年，工信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杜娇处长给我介绍了德国著名风险投资家科勒尔先生，他是1984年开始从事风险投资的。他从事风险投资的时候，中国还没有风险投资这个概念。原本他们希望引进中国风险投资LP投资于他们在德国发起设立的风险投资基金，然后看看他们投资的这些项目和中国有什么样的合作机会。和他们两次交流之后，我急急忙忙提出合作的设想，没想到被对方拒绝了。我也是很性急地希望通过基金模式把德国的优质创业项目带进来，也许双方对于风险投资项目的成熟度和阶段性在理解上还是有一定差距。于是我抱着考察和学习的心态到德国对他们的风险投资项目进行调研。

第一个项目在法兰克福市区。主要创始人来自德国著名汽车品牌宝马集团。他的基本思路是把宝马系的产品智能系统运用到自行车上。有了这个系统，自行车就变成了移动互联网状态下的自行车，左右转弯也会自动打转向灯，记录骑车过程中的很多数据。目前这个项目实际上已经进入到市场化阶段，已经规模化地运用和销售，甚至已经卖到了美国市场。这个项目就是典型的工业4.0项目，利用互联网技术使传统产业产品获得技术提升和改造，改变了原有传统产品的功能，增加了原有传统产品的附加值，既没有淘汰传统产品，又使移动互联网和传统产业结合起来，使移动互联网更加接地气、更加实用。从这样的项目来看，我觉得我和科勒尔之间有些误会，我对德国的风险投资在阶段上的划分还是有误解。这个项目在中国就已经不是风险投资阶段而是PE投资阶段。同时我感觉到，这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成果的结合，而不是中国所流行的颠覆概念。德国也好、中国也好都是自形成非常普及的国家，但是德国因为经历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整过程，在完成了工业化的基础上，用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还是很有优势的。

第二个项目位于法兰克福几十公里以外的一个安静的小镇上。和前一个项目不一样，这是一个完全的移动互联网公司。这个公司主要利用创业团队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领域的经验、技术、商业模式以及应用场景，将过去的互联网电子商务客户转型移植到移动互联网平台，实际上也是帮助传统企业借助移动互联网实现更精准的销售，重新建立和定义传统企业和移动互联网的关系，和中国的“互联网+”是差不多的方法。截至我们去考察的时候，他们已经为许多传统企业完成了这样的业务，非常成功。也许中国已经有这样的公司，但是，往往很少有跨国公司来从事这样的业务，中国的互联网服务企业往往只能开发中国市场客户，外国互联网公司也难以打进中国市场，但是，如果把德国或者欧洲这方面的领先公司和中国这方面的领先公司整合起来，机会就有了。跨境的BTOB、BTOC之间的资本、产品、制造商、消费者和互联网的生态就会更加丰富。

由此我想到，早期项目也是可以借鉴“全球并购、中国整合”模式来操作的。比如，我们可以找德国、以色列、美国硅谷、英国剑桥、新加坡、日本筑波等这样一些科技力量雄厚、风险投资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和当地的风险投资机构合作成立创业投资基金，专门投资于和中国有业务、市场、产品、技术协同性的创业企业，然后回到中国和地方政府以及开发区的投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合作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用平行创业投资基金的模式，把一些国外正在培育、孵化的优质项目带进中国，让国际优质项目能够在早期获得中国市场孵化落地的机会。这样一种模式不仅可以给中国带来好技术、好创意，同时非常有利于将国外优质创业投资阶段的项目和中国创投项目进行早期碰撞，有利于减少失误，提高创业成功率，促进国际创业孵化市场经验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