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一节的时候，正好看到一条新闻，国务院印发《关于中德（沈阳）高端装备产业园建设方案》。方案说：这是国务院批复的首个以中德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合作为主题的战略平台，也是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战略对接合作的重要载体。这个方案看起来很前卫，很有诱惑力，但是，这个规划面积48平方千米的产业园五个方面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服务业跃升发展、完善园区软硬条件、打造绿色智慧园区、创新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模式。”还是一个产业园，方案的核心还是在于48平方千米的土地，只不过沈阳市又多了一个可供开发建设的园区而已。未来全部建成，到底里面是德国的还是英国的，是美国的还是俄罗斯的，没有人来管。

考虑到我马上要去考察四川成都浦江县的中小企业产业园，我在网上一搜索，发现中国已经有郑州、青岛、重庆等多个在建和已经建成的中德产业园，这效率确实让我惊讶，这种“单相思”我也不知道“被恋爱”的德国是否清楚。对于各级政府打着所谓的国别园旗号，再次开展的国别园恶性竞争，我肯定不敢恭维。

我不是反对国别园的开发建设，但是，我反对这种盲目制造“开发区、产业园区”概念的做法。一方面，大量开发区、产业园区债台高筑，招商引资模式落后，原有开发区已经出现严重的招商不饱和的状态；另一方面，却又巧立名目，重复建设新的开发区。

我认为，没有实质性的产业和产业对接、产业和资本对接、产业和市场对接、产业和技术对接这一系列落地模式，未来“中德产业园区”“中意产业园区”“中法产业园区”“中欧产业园区”一定会泛滥成灾。

我刚刚于2015年12月中旬到德国进行了考察、洽谈，我也深知中德合作的广阔前景和方法。我希望中德可以在产品、技术、企业、产业、市场、资本各层面都达成百亿级、千亿级的合作，在中国形成许多中德产业合作的集群，而并不是依靠一个中德产业园。沈阳已经有那么多房子空在那里卖不出去，中德产业园48平方千米规划出来那么多住房卖给谁呢？会有那么多德国人来住吗？

写到这里，突然接到我的加拿大华人朋友胡元斌先生的电话，他说他把我推荐给了成都中德产业园，他们很想找我做顾问。正好我应邀要去武汉讨论中法航空基金合作的项目，打算从武汉到重庆，可以顺便到成都看看。没想到直接从武汉到了成都，闪电般地在成都雅安路上的蒲江县小住一晚，考察了蒲江中德产业园。

世界著名500强企业——德国的博世公司几年前成功落地在蒲江县印刷包装产业园，印刷包装行业已经成为过剩的、饱和的产业，没有什么成长空间，附加值也不大。蒲江县就把引进博世作为契机在开发区建设了一个针对德国进行招商引资的中德产业园。3平方千米的规划，政府和企业共同投资建设了一个高标准的产业园区，但是，除了博世这个已经进来的企业之外，凭什么把其他德国企业引进来呢？我相信这和全中国即将开展的国别产业园建设使用是同样的思路，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我相信无论怎么建设，无论是商务部批准还是国务院批准，行政和政府一厢情愿的结果就是创造“产业鬼城”。早已经知道，河北要打造30个国别园，如果按照官僚意志，就算建设300个国别园也是一样。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在变着法子搞房地产。我在蒲江中德产业园规划沙盘听到的，和过去二十年来在全国各地听到的售楼小姐在房地产沙盘前的介绍是一样的。产业！产业！产业！你在哪里？

匆匆吃完午饭，离开蒲江。一路上头脑里全是蒲江中德产业园负责人期盼的眼神。政府已经决定，将这个3平方千米的中德产业园扩大到25平方千米，这是他们的机会，也是他们的困境。虽然我们见面不到半天，他殷切地期望我能够给他提出解决方案。从3平方千米到25平方千米，怎么能够将德国企业带进来？这是他的难题，也是几乎所有中国已经建设和将要建设的国别园的难题，其实，也是中国的难题。

“全球并购、中国整合”主要是讨论中国与发达国家成熟企业和产业重组、并购、整合的关系，但是在工作中，我发现很多非并购整合领域的项目对中国非常有意义，这些项目和中国各种类型的开发区、产业园区有关系，但我并不主张一定要建设国别园区。

2013年底，在华尔街很多年的柯刚先生给我介绍一个合作机会，说是有一帮非常有水平的国外金融家，在创办一个“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基金总规模4亿英镑，已经募集得差不多了，基金发起人在可持续行业里非常资深，已经管理过多只这个行业的基金，从全球五千多个项目里挑选了240多个备选项目，又精选了27个拟投资项目。这个基金在设立过程中，不论是LP还是被投资企业都期望能把这个基金和项目投资与投后管理和中国结合起来。如果有中国概念，这个基金马上就可以关闭而进入运行状态。基金管理人希望找到中国投资者充当LP之一，同时可以开放18%的GP股份给中国投资者。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中国资本有机会可以参与发起设立国际专业基金；中国基金管理人有机会和国际一流基金管理人共同管理国际私募基金；还可以给中国带进来国际上一流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的明确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共同发表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提出。1987年，以布伦兰特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报告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对之作出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有上百种，但被广泛接受且影响最大的仍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的定义。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各国人们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具体来说，我们一方面要发展，同时另一方面必须在对环境、资源不造成损害和不可再生的情况下发展。从后来基金发起人发过来的项目文件来看，主要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方面的项目，是利国利民的好项目。(www.daowen.com)

我第一时间把这个项目推荐给了我的一个移民新加坡的云南朋友，他有外币，操作起来容易，但是这个朋友不熟悉金融，签了协议又不做了。我在国内找了好多家机构和地方政府，结果反馈回来的信息几乎都是一样的结果，如果把钱投在中国，政府可以拿钱出来做引导基金，但是要投资到国外，政府就很难作出支持了。

后来我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外方，要找到直接投资到海外的中国LP很难，能否只是出资担任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的GP，经过协商，他们同意这样安排。于是，我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创新设计，形成了一个独创的“中欧可持续发展平行基金”模式。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由欧洲与北美管理团队管理，团队的主要基金经理为英国人简莉芙和美国人麦克。他们在国际可持续发展投资这个领域都有超过十年的经验，而全球可持续发展行业在发达国家非常成熟。主要原因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后期，巨大的需求和制造造成可替代资源越来越少，人类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同时，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西方世界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已经提出来几十年，也治理了几十年。所以，西方发达国家早已经在可持续行业积累了成熟的经验、技术，也形成了许多优秀企业。但是，这些企业所在的发达国家市场越来越小，没有多少成长性，年增长率都在10%以内。正好在这个时候，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快速发展了三十多年，三十多年的粗放增长也带来了严峻的可持续问题，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如今的雾霾就是典型不可持续发展造成的恶果。所以，中国不仅有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市场，还缺乏可持续发展的产品、技术、经验和方法，从西方引进正当其时。

有了优秀的基金管理人，有了大批优质项目，还组建了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这对于中国来说是天赐机会。中国有市场、缺技术，有资金、缺项目，如果把中国资本和欧洲资本连接起来，再用基金模式把这些项目和中国市场结合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我提出的方案是：中国提供GP投资，作为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管理人之一；同时，在中国设立中欧可持续发展基金，两个基金，各自独立。中国基金也邀请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管理人作为GP，使基金管理人之间形成业务关联。欧洲基金自主决策投资，但是所有项目在中国市场的进入和发展权利都归中欧可持续发展基金独家拥有。也就是欧洲基金管理人用欧洲的钱，帮我们发掘了国际优质项目，我们有这些项目进入中国的独家权利。我们可以把这些项目带进中国开发市场，中国基金可以在欧洲投资，也可以在中国投资。欧洲基金由于有了中国市场，他们所投的企业有机会得到在中国发展的便利，有了中国的市场，企业可能就会实现10%、20%甚至以上的增长。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的投资回报率也会提高，对于他们募集基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我把这个机会贡献给了我的老家重庆，给了我在北大金融总裁班的学员——重庆青商聚峰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黄先富先生。我很欣赏黄先富的胆识和气魄，作为一个工程机械租赁公司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老板，连中国的基金都没有涉足过，突然要投资到欧洲去当一个国际基金经理人，这个跨度实在是太大了，我很佩服他的气魄。2014年，我陪着第一次来到中国的美丽优雅的简莉芙女士到重庆考察谈判结束之后，黄先富紧跟着就去了卢森堡，签字盖章，登记注册。整整两年后，欧洲基金才正式设立成功，经历了非常困难的募集过程。还好，国际著名的芬兰国家创新基金、中东著名家族、法国银行、迪拜主权基金等都成为了我们这个基金的LP。

欧洲可持续基金的设立成功，为中国设立中欧可持续发展基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也为中国通过资本市场的桥梁作用把发达国家企业、产品、产业带进中国，推动中国招商引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找到了创新模式。

受到这个模式的启发，我觉得在“全球并购、中国整合”模式以外，还有一种把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创新商业模式、投资项目和企业带进中国的多种机会。以色列、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都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和项目。即使不用并购基金模式，而是用创业投资、PE基金模式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多商业机会。

2013年，我认识了以色列著名的三大基金之一的一个金融集团Cukierman and Co.Investment House Ltd.，在和他们两年多的交往中，我发现以色列有很多世界级优秀项目。如纳米切削技术，在硬质合金切削刀片上，喷涂一层纳米涂层，可以在车床、铣床道具上进行高速切削，提高光洁度的同时，还可以提高加工效率、降低材料损耗。他们有非常好的移动通信远程医疗健康测试、监控技术，做成可穿戴设备用于远程医疗。他们还给我介绍过帮助奶牛提高产奶量和产奶效率的技术等。他们的技术一般都发端于以色列，然后通过他们的风险投资基金投资到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孵化，最后运用于全世界。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很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在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被培育出来，其中最上游的知识产权都来自以色列。我非常希望可以找到一种途径和方法把这个机制带进中国，帮助中国地方产业园区转化、整合、落地，但是，中国各产业园区自身的机制难以让这些机会落得了地。

产业转型给中国各地方政府和产业园区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压力才会让大家真正转换机制，形成倒逼改革的态势。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没有动力就没有机会。和“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相关的，已经出现了一个“全球孵化、中国落地”的机会。这个机会有几种操作模式，一种是由大型的产业园区和成熟的中国创业投资基金合作，政府或者产业园区提供引导基金，到以色列、美国硅谷、德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地通过投资进行孵化，然后将这些项目带回中国整合落地，不同的开发区、产业园区可以根据不同地方产业特点寻找不同国家、不同产业进行合作，将传统的招商引资模式彻底放弃，将土地招商、政策招商、税收招商改革为投资招商、资本招商。另一种是类似于蒲江中德产业园这样的需要扩充园区面积又缺乏产业基础的地方，可以把从事产业园区投资开发的上市公司找来，探讨将土地以二级开发、园区环境打造和产业引进进行一体化战略合作，把土地资源、政策资源、产业资源、金融资源、国际资源统筹整合，同时规划，系统开发，一并落地。

如果整个中国把这项工作做好，我相信世界发达国家的很多中小型企业和优质项目都会在中国找到生存发展的机会，同时，也给中国产业、金融带来很多机会，解决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各开发区、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始终记得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先生亲口跟我说的：“我帮助推动法国中小企业国际化十多年也没有多大成效，你的方案为我们找到了最好的解决办法。”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不光是我们的困惑，也是外国企业和政府官员的困惑。造成这个双向困惑的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机制不对称，三是资源和专业不对称。打通这几个关节，就会一通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