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一带一路”理解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想通俗地表达我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也指我在开展全球并购业务中，发现了许多新的商业机会。

什么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这里是指，中国的全球并购主要是并购比中国发达的国家价值被低估的优良资产；中国的对外投资主要是指中国向比中国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行为，相当于中国的溢出效应。

这是中国国际化最主要的两种形式：一个是中国已经形成门类齐全的巨大的实体经济存量，在很多产业领域具有价格低、质量好的优势，而国内又已经明显过剩导致这些企业遇到严重困难。这些产能如果完全在中国国内这么一个闭环里从投资、生产、销售、消费、分配来配置，中国经济是很难保持中高速增长的。以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来看，无论怎么调整，也不能把这些产业给消灭了，如果过早淘汰这些产业，对新经济寄予过高的期望，将埋下大错特错的苦果。另外一个和我们提出的“全球并购、中国整合”是完全吻合的。中国巨大的投资能力和需要转型升级的动力，带着各类资本到发达的国家开展大规模投资并购。把过剩的、中国有优势的东西作为对外投资往“一带一路”北线和南线比中国落后的国家布局；把中国没有优势的产业升级的需求和资本带到比中国强大的发达国家去，正好是“一带一路”的终点，形成一高一低的路径。如果这个工作开展得顺利并达到预期结果，中国不仅可以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还可能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同时，可以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起一条经济、文化、外交方面的海上陆上大通道。

“一带一路”在地理上看实际上是三条线。第一条是北线，以西安为起点，沿古代河西走廊经新疆入中亚、西亚进东欧、中欧再到西欧，这条线对中国来说主要优势就是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可以维护中国西大门的安全，遏制“东突”。缺点是人口相对不多，中国在这条线上主要是进口资源，出口中国各种丰富的商品，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第二条线是南线，这条线和北线完全不一样，是一条重要的海上生命线。从福建、广东出发，经东盟连接太平洋进入非洲、欧洲。这条线是海上通道，经过的国家多，且人口众多，把世界上最大的三个人口大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连到一起。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有丰富的资源，更有众多的人口，正好处在经济发展的上升期。不仅在经济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还可以维护中国的南大门，尤其是在战略上形成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掣肘。第三条线就是欧洲大陆了，“一带一路”两条线路的终点都指向欧洲。我把“全球并购、中国整合”最重要的区域选择在欧洲和“一带一路”不谋而合，欧洲没有“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资源，但欧洲有众多的人口，是现代工业的发源地，也是完整经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地方，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中国对欧洲最大的需求是其巨大的市场、高端装备技术、高端消费品的品牌以及大量现代服务。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的过剩和产业转移带来的机会。西方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加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推动了中国经济三十年高速增长。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中国也到了对外溢出的时候了。我认为，“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主动释放溢出效应的国家战略。中国经济过剩产能主要表现在钢铁产业链，包括炼铁、炼钢、钢铁制品生产制造（钢板、线材、钢管、钢结构等）、水泥、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普通日用消费品、房地产、建筑机械、运输机械、港口机械、通用机械等。这些产业的过剩直接导致整个产业链的臃肿：从上游原材料到中游生产制造加工以及下游的物流、销售、流通、消费。

这些产业的特点是固定资产量大、人员多，影响大量人口的就业和收入，关系国计民生，对整个GDP贡献量大；但同时又是高耗能、低效率、高污染产业。过去解决这些产能过剩的方法一般是放慢发展速度，利用区域之间的不平衡进行结构性调整。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体量太大，过去这些方法未必是好方法。

我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完全可以一箭双雕，既化解中国大面积过剩的矛盾，又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经济。

那么，“一带一路”到底怎么开发、如何操作更有效呢？

传统的方法是贸易。贸易比较简单，都是产品行为，你需要什么我就卖什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然是消化中国产品最好的地方。但是，中国若仅是卖产品，没有多少优势。虽然中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但是除了产品贸易之外，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由于综合成本提高，已经有很多日用生活品、家用电器产品的生产加工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这个转移对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建立的生产、加工冲击很大，广东、福建、浙江、山东在这些产业领域形成的优势渐渐有被东南亚国家取代的危险，因为大量的投资不是中国的，大量的品牌也不是中国的，国际渠道也掌握在别人手上。人家一转移，中国投资者只剩下工厂、土地，把这些东西贱卖之后，拿到一些投资回报，不知如何是好。在欧洲商场里，过去很难找到不是中国生产加工的产品，现在东南亚、东欧、中美洲一些国家都在生产加工产品，也许下一个地方就是非洲了。

我们的地方领导过去对于这个产业的全球分工和配置没有对应的战略，也不去关心政府如何参与甚至干预，任其自生自灭。一句话，“腾笼换鸟”，但是旧的鸟飞走了，新的鸟没有飞来。

除了贸易之外是基础建设，通过出口信贷大规模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模式已经很成熟。这些年，实业投资增加了，由于一些资源性国家不再允许对矿产资源进行粗放式开发，要求必须在当地建工厂进行生产，出售成品而不能销售原矿，这样就有很多投资进入这些国家。(www.daowen.com)

我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应当加大投资力度，但不能仅仅让投资者加大投资力度，而应当在投资方法上做文章。我的建议是：

第一，以中国区域为单位，要么是省，要么是市，把中国过剩产业的转移作为“一带一路”首要目标。例如，河北省可以唐山为行政单位，对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考察，研究如何将唐山的过剩钢铁产能转移出去。如果能够把中国各省市符合条件的资源动员起来，这个动静就大了。除了河北的钢铁产业外，还有辽宁的机械制造，广东、浙江的轻工业产品，四川的农业，山东的加工业以及港口装备等。如果总是通过进出口贸易的方式，中国的产品会越来越没有优势，因为这些国家也在日本、韩国、欧洲的帮助下，发展基础工业改变单一的产业结构。

2015年，我去威海考察一个建筑机械、港口机械制造企业。在正常情况下，企业每年大约有4亿元销售额，如今由于市场萎缩，销售收入下降了一半。这样的企业该怎么转型呢？他们希望我可以帮他们融资、上市或者把公司卖给中国的大国企。这个完全不可能。既不可能融资也不可能上市，大国企都过剩了怎么可能买这么小的公司。

他们认为压力太大了，不知如何是好。我对他们说，你所面对的就只是一个企业，习近平面对的是整个中国。他也是人，也只有一个肩膀一个头，他的压力不比你更大吗？习近平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是“一带一路”，利用“一带一路”来化解中国的过剩产能就是杀出一条血路。如果习近平面对的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发展时机，沿海开放之后可以开发浦东，浦东开发之后可以开发房地产，房地产开发之后还有西部大开发，中国粗放经济的发展周期已经过去了，转型升级没完成，新的增长没有培养起来就得靠“一带一路”，这是一条血路！为什么呢？我们是带着良好愿望去的，我们的投资不是去倾销，不是去掠夺，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产业经济循环的必然规律。中国过去经济水平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和能力不高，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安居乐业，不擅长对外扩张，历史上的漂洋过海不是传播文化就是进行商品贸易。今天，要作为一个投资人、投资的企业和投资的国度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太平。北线有“东突”恐怖组织、民族矛盾，南线有南海领土纷争、中东的宗教组织冲突。同时，我们的企业是在困境时下考虑海外投资的，企业家一缺流动资金，二缺对海外投资经验，并且企业本身已经很困难了，仅仅依靠自己怎么走出去？

第二，把中国开发区建设模式移植到“一带一路”，由政府出面，考察最合适的国家，建立产业开发区。例如，浙江省就可以到越南或者老挝、缅甸等国家，投资建设浙江产业园区，把浙江的小商品生产制造大规模转移出去，由省政府进行土地投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土地开发资金，由政府和所在国家政府签署合约，制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我相信浙江很多民营企业都会走出去。

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由政府牵头，政府对政府，可以制定系列政策，中国企业不需要一对一地和外国的地方政府以及个人打交道，有利于对中国企业和商人的保护。政府投资参与土地经营还可以获得很好的收益。按这样的思路，河北唐山就可以到印度尼西亚矿石丰富的地区进行综合产业链的规划，从投资开采铁矿和多金属矿，到选矿、冶炼、配套的电厂、煤矿、煤化工产业，再根据印尼市场的需要生产加工下游产业，由此形成大规模产业链的开发，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可以卖到中国，符合东南亚市场的直接销售到东南亚。

第三，把传统的过剩产能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在政府、金融机构的引导下，系统规划，有秩序地投资转移，不仅可以解决过剩，还可以实现中国企业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还可以大大降低关税，给当地创造投资机会、就业机会，大大缩短产业链条。这也会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该国有2.5亿人口、1.5万个岛屿，每年的GDP保持5%左右的健康增速。印度尼西亚过去主要靠其资源、农业，工业化程度较低，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虽然有很丰富的铁矿石、煤炭资源储备，但是钢铁进口依存度基本为50%，工业投入严重不足。印尼的需求就是中国的过剩，类似威海这样的建筑机械、港口机械制造企业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市场。在印尼的投资，不仅可以面对印尼的市场，还可以辐射马来西亚、巴基斯坦以及印度等国家。

第四，我国外交部应该加大对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支持力度，更多地让中国经济界人士了解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与投资环境，同时也应当让世界各国更多地了解今天的中国。

例如，我利用最近连续两次去新加坡的机会，和新加坡的朋友探讨去印度尼西亚投资的机会和环境。老一代华侨企业家陈伯伯给我讲了很多印度尼西亚的故事。他的老家是福建泉州永春县，是中国著名的侨乡。他的父辈下南洋到了马来西亚经商，他自己在1965年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去了印度尼西亚开发森林资源。我好奇地问他，不是1965年到1967年苏哈托上台大规模排华吗？华人怎么敢在这个时候去做生意。陈伯伯告诉我，这其中其实有误解。当年因为意识形态问题，排斥的主要是印尼共产党，排斥过程中有扩大化现象，其实是欢迎从其他地方去印度尼西亚投资做生意的华人的。陈伯伯在印尼一干就是30年，直到退休才卖掉生意，回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养老。他的儿子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经常告诉我，目前是中国投资印度尼西亚最好的时机，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环境就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秩序和法制还不太健全，企业家个人去不熟悉环境容易受骗，要搞定一些地方势力也不容易。他也建议要么是政府从高层建立合作机制，要么是行业协会、民间商会牵头组织。

我在伦敦时，总想去唐人街，觉得有亲切感。但是去了两次后我连吃中餐也不愿意再去那个地方。在伦敦人眼里，唐人街就是脏乱差的地方，是藏污纳垢的地方，也是没有到过中国的外国人认知中国的地方。1993年第一次去英国，到唐人街还觉得有点中国人的自豪感。但是，今天的唐人街已经是过去中国的窗口，是落后、屈辱时代中国的缩影。今天的唐人街和任意一个中国的县城都比不了。所以我觉得，要么重建伦敦的唐人街，要么将就唐人街留着作为落后中国的教材，重新找地方建设中国新城，让世界各地到伦敦的人看看今天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