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全球并购、中国整合”最有希望的、最强大的主体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最大的障碍也是国有企业。

目前，中国最多的全球并购主体是民营企业，但是由于中国民营企业数量多、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不高，海外并购观念、实力、战略、整合、管理都存在巨大问题，一群小舢板到世界级并购浪潮里只能捞几只小鱼小虾。

我们期待的全球并购主体仍然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主体。这是历史形成的，我们不可能不尊重历史和现实。原因是：

第一，中国国有企业资产体量大，产业门类齐全。

中国国有企业分为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总的企业数为15.5万家，资产总规模为104万亿元。中国国有企业虽然经过多次改革，也强调过主要分布在国计民生领域，也提出过公有制企业主要集中在垄断行业，将竞争性行业完全放开，公有制企业彻底退出。但事实上，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每10年就有一次大的战略举措，多年改下来，几乎每一个行业领域都有国企，不管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流通业，不管是重资产还是轻资产，哪有大型商业活动，哪里就有国有企业的身影。

第二，国有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单一企业规模大。

民营企业数量多，经济总量也不小，但是要说单一企业规模，还是国有企业有优势。中国随随便便一个地级市也可以找出若干个数亿甚至数十亿资产规模的国企。

第三，国有企业坐拥最好的金融资源。

中国主要的信贷资源集中于工、农、中、建、交几大中央级商业银行，他们的信贷资金多投放于大型国有企业，周期长、利率低。

第四，国有企业基础人才和专业人才资源丰富。自2003年以来，由于强化公有制力量，大量优秀人才再次回流到国有企业。

第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比重很大，具有直接融资优势。(www.daowen.com)

第六，国有企业运行平稳，资产质量优良。

以上这些特点都足以使国有企业成为“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的最佳主体集群。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也有他们自身难以逾越的障碍。

首先是决策程序复杂，决策效率太低。

其次就是目标、权利和责任不配套，目标很大但很空洞。

权利不少但有很多被动约束，责任清晰但是缺乏弹性。明明需要大规模在海外进行投资并购才可能提升企业质量，实现全球性优化配置，但是国企高管和专业人士出国又受到限制，海外投资又饱受争议。越是这样，我们就越没有海外投资并购的经验，也难以积累海外投资并购的相应资源。

当然，最大的障碍还来自所有制问题。我们需要并购的标的所在地区主要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不管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他们的股东分布一般是：小型企业基本都在传统家族手上，中型企业大多数在各种基金手上，大型企业上市公司偏多，股权非常分散。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的国有企业要么是国有独资，要么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基本还一股独大，即使有中型未上市国有资本投资的企业，基本都是国有控股，即使国有不控股的企业，只要有1%，非公有资本都得要拿它当回事。如果与这样的公司股权结构来形成公司治理结构，速度和效率就会下降，约束就会无形的增多。公有制的优势就荡然无存。同样，这个体制与发达国家公司的治理在文化上存在天然的冲突，这种冲突一定会上升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很多海外企业一听说是国有企业来并购，马上谈虎色变。这个问题确实是制约中国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化最大的障碍。

新的10年从2013年开始了，但是，由于大面积反腐，国有企业不敢作为，也难以作为。国企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思路——混合所有制。其实早在20年前提出股份制改革就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了，国企改革改来改去就那么几个简单问题，一是所有权、控制权，二是公司治理的决策权，三是经营管理权，这三个权力几十年来基本没有彻底改明白，总是羞羞答答、扭扭捏捏。这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来两年了，具体实施细则还没出来，内部分歧很大，矛盾很多。这个出不来，对于中国经济真正参与全球化竞争，参与国际化发展，就基本不抱希望了。也许这次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最后的一次机会。

如果能够完成改革，快一点2016年，慢一点，等到中共2017年完成十九大的时候，中国才有机会以更大的气魄出现在全球并购的舞台上。

如果国企改革完成，所谓的混合所有制还是在于对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国有参股进行分别监管，让控股、参股更加有市场活力。

当然，我们看到国有体制在遇到这些障碍之后，也开始寻求市场化突破和改革机制，如果这个机制成长起来、快速发展起来，完全可以成为“全球并购、中国整合”投资融资平台建设的巨大力量。这就是目前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始设立的各类基金。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出资设立引导基金，再由引导基金和大型金融、投资机构放大设立为母基金，母基金再根据市场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建立若干产业投资基金。2014年底湖北省成立的“长江基金”就是这个模式。这个模式把公有资本、国有企业资本与国企直接投资分开，与市场化专业团队和市场资金相结合，规避了国有企业投资限制，一方面用一定的公有资本，引导了大量社会资本投资于产业，同时通过基金的市场化模式，改革了国有资本投资融资机制，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我相信，2016年湖北的“长江基金”模式一定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这有可能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