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我没见过一个中国机构或者学者发表过任何看法。“全球并购”的主体中国资本和中国投资人希望把这个范围放到什么面积之内。从产业文明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主要是中国需要转型升级的范围。放到国家层面上，主要就是以欧洲、北美、日韩3个地区为主要目标。

为什么呢？全球并购不是指全球投资。并购和投资有相同之处，但也有清晰的区别。投资更多的是指项目投资，也包括不涉及公司控制权的股权投资。并购主要是指产业重组和产业整合。日韩、欧洲、北美这三个“全球并购”主要的标的范围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共同经历了世界第一、二次工业革命，都已经完成了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为核心的工业化。中国要实现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技术、产品、管理经验、品牌以及专业技术团队这些国家都同时拥有。但是，又因为这些地区之间、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政治、外交、历史渊源、商业竞争关系、地理关系有各种差异，中国和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并购重组也显得各不相同。

对于欧洲，这是第一次工业文明的发祥地，同样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集聚区。日本和中国的千丝万缕联系使得中国的“全球并购”在日本很难找到双向都满意的伙伴。中美之间关系异常复杂，不管习近平和美方达成什么样的合作协议，中美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中国掀起的全球并购最佳范围主要是欧洲。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体系和质量以及整个产业生态最好的应该是欧洲。欧洲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这个发源地不仅仅是因为人类社会商业发展到了产生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个阶段，而且整个欧洲中世纪结束以来，通过文艺复兴、通过西方古典主义哲学在思想体系上的进步以及威斯特伐利亚协议所建立的以国家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欧洲法治国家基础的建立，也让工业革命的诞生拥有了很好的契约基础。人文主义思潮的诞生，解放了生产力，以人为中心的财产私有化制度也是他们推动技术创新的动力。他们让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先驱，也成了典范，欧洲一定是未来若干年主要的并购对象。

第二，日本虽然和中国有着最好的并购互补性，但是，并购日本企业的通道是很难被打开的。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第三，北美地区，尤其是美国，显得最积极。谁都知道中国最需要的东西存在于这三大地区，美国没有办法进行封锁。立志要恢复美国制造业的是奥巴马总统。他清楚地知道，他所倡导的制造业回归也并没有真正回归。制造业的老板、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希望受惠于工业化回归带来的就业机会，北美都是中国完成工业化真正的竞争对手。最难受的当然是那些基金经理。2001年开始，世界经济在经历了难得的长时间低通胀、高增长之后，大家似乎忘记了金融的本质。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基金就是在这个阶段设立的。完成投资没多久就迎来了2008年金融海啸。这些基金主要投资于欧洲、北美、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基金所投资的项目所在地都是中国全球并购的范围。

当然，最好的地区一定是欧洲。同时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集中在一个地区的，只有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虽然被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取代，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如果没有第一次工业革命做铺垫是不可能诞生的。同样，如果没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基础，同样没有第三次工业革命。所以，欧洲一定是中国企业中国资本全球并购、中国整合首选之地。欧洲自结束中世纪开始文艺复兴以来，他们创造了近代最为辉煌的文明。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了整个欧洲的价值观，在蒸汽机的带动下，欧洲的创意、欧洲的设计、欧洲的制造把工业革命推向了顶峰。今天优雅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欧洲文明创造的。以服装为例，中式服装历经几千年的变迁，始终没有走出“长衫子”的怪圈。近代的西式服装，引领了时代潮流；饮酒文化方面，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葡萄美酒夜光杯”出自唐朝，说明一千多年前中国就有喝葡萄酒的历史，出产葡萄酒的记载，但是，今天把饮酒做成全球最大产业的也是西方国家；香料与熏香产品曾经是中国和印度的骄傲，但是工业革命改变了熏香产业的存在方式，把植物的有效成分从植物植株中分离出来，改造成了生物与化学熏香产业，并且经过进一步延伸，创造出香水、化妆品、护肤品系列。曾经的中国、印度优势产业让位于法国，也许有着新的产业定义诞生。

丰富多彩的食品行业虽然有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规定与爱好，即使中国，也由于地域、风俗、民族、性格的不同有着不一样的食品多样化，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地理距离的接近，食品行业也一定会是全球并购、中国整合最广泛的行业之一。中国最著名的并购基金弘毅资本，2015年破天荒的以巨大的金额并购意大利比萨品牌，实际上是吹响了中国资本并购欧洲食品行业的进军号！中国由于没有经历原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耕文明时代进入工业化，从农业到农业产业化，再从农业产业化经过工业化渗透，形成完整的农业产业化链条，所以中国的食品产业很多年都处于低水平、效率低、产业化程度低、附加值低的阶段。农业产业链条很短。虽然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曾经创造了非常丰富的文化，中国的饮食文化也是全球首屈一指，但是在产业化方面，却非常落后。

欧洲有全世界最好的制造业，而且配套完整、精良。不论从大型制造还是小型的紧密制造，几百年的积淀已经固化了他们在制造业领域的思维。他们不追求高利润，再高的利润都要被高税赋给收走，所以欧洲的企业毛利率都高，净利率一定不会高。他们追求的东西和中国企业家们追求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追求的是怎么把产品做好，把好产品卖出去，赚回来的钱可以发工资，可以支持社会福利，老板们也不是依靠资本利得赚钱，他们有很多规避税收的方式，什么捐赠啦、收藏艺术品啦都会把资本利得转换成为别的财富。所以，他们愿意卖企业，卖企业是老板获取投资收益最好的途径。同时，由于欧洲是高福利社会，很多家庭不愿意生育，一方面年轻劳动力比重逐年下降，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很多家族企业要么不是没有继承者，要么即使有年轻的家族成员，由于兴趣爱好和事业方向的选择，使他们不愿意继承家族事业。

日本和韩国也是中国可以选择的并购范围。前面讲到中国和日本全球并购的比较，日本和中国的产业互补性以及各种各样复杂的历史现实关系使得中日之间存在巨大的并购重组空间。(www.daowen.com)

日本的产业结构以及公司治理很有意思。由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在经济上早已脱亚入欧，成为西方经济体的重要成员，因而成为亚洲第一个发达国家。由于日本国土以及地理位置的关系，日本非常重视产业链在全球范围的配置关系，虽然日本早已被美国改造成为政治上民主，经济上自由的国家，但是你能清晰地看到日本在经济上还是有长远规划的产业战略，原因就是日本经济主要控制在一些大型企业手上。而大企业往往可以左右政治力量的选择。所以，伊藤忠、三井、三菱这样一些大型企业几乎完全就像是超级国有企业，他们的产业无所不包，而且在产业上下游之间统一可以由集团总部来配置资源。例如，在钢铁行业，三井集团就可以从铁矿勘探、开采到炼钢、钢铁制品生产加工再到铁矿石贸易和供应链以及金融支持、结算，由此来配置一个产业在全球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中信有些开始像日本商社方向发展。以中信的规模，已经是数万亿级的大公司了，产业也是无所不包，只要是赚钱的产业，几乎没有中信不参与的。中信与中国政治之间的关系没有人说得清楚，虽然是国有企业，但是国资委能管吗？中信确实有政商之间的特殊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他们拥有最强大的获取资源的能力，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有很强的产业布局与配置能力。中信虽然是从一个中信信托开始发展到今天非常庞大的产业体系，但是，从金融到产业内部的协同、产业链的分工、产业和金融之间的融合很难看到其中的关联，大多数自成一体，只不过都叫中信而已。和日本商社内部完整的产业生态完全是两码事。

日本以商社为资本、产业的主要载体，形成了非常强大的产业生态。商社主要控制产业、资本、渠道资源，形成强大的产业主干能力，然后，成群结队的中小企业在这些产业的上中下游形成了巨大的生物链，有的做技术，有的做零部件，有的做包装，有的做软件。既紧密又独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多中小企业就善于长期维持这样的生态关系，一定不会存在恶性竞争，也不会像很多中国创业者一样，动不动就要“做大做强”，刚刚成立就开始扬言什么时候上市。面对市场竞争，不是怎么保持良好心态，而是随时想着怎么弯道超车。

所以日本的产业结构就是由一个一个产业生态圈组成的。但是，这些生态圈也是在经济全球化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过渡、转型过程中进行调整。不仅有很多中小型产业部门已经不适合日本资本持有、家族持有，有些大型企业集团和大型商社，也同样会调整他们的产业配置关系。这就是中日之间重组并购的机会。好多企业也是亏损严重，如果不是安倍经济学靠释放货币来拉动，早已经破产。但是，日本新一轮危机也会随着全球性经济紧缩而降临，这个时候，中国资本并购日本企业的机会就来了。由于日本经济在很多方面受美国的影响，日本企业的证券化率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估值水平不高，安倍经济学之前，日本三分之二以上的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低于净资产。中国资本和日本市场之间除了产业和产业关系之外，还有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例如，中国资本去并购一家日本上市公司，同时，中国资本将中日之间的企业进行以价值创造为前提的重组整合，中国资本再与中国资本市场结合，这一定会创造神奇的产业与资本结合的梦幻效果。中日之间，至今也没有谁做出这样的效果来。

我的日籍华人朋友郑剑豪先生，在多次和我讨论中日之间产业与金融关系之后，也扛着“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的大旗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努力，凭着他在日本多年的关系，第一次完成了一个日本上市公司的并购，原以为，只要是中国背景的资本并购了日本上市公司，股票一定会涨。但是结果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有两个致命的工作没有完成，一个是与这个上市公司之间的中日产业整合，另一个是没有和中国上市公司发生任何关系。而这些工作，不是一个长期在日本的留学生做得了的，一定不要忘记“中国为圆心、全球为半径”这个关系内在的商业逻辑。和中国产品、产业市场没有关系，日本公司业绩不会提升，没有形成对中国产业的技术、管理、品牌的支持，可能会给中国上市公司带来业绩上的变化，但中国资本市场也不会有反应。

中日之间的并购重组可以关注的关系是中国台湾地区。同样是地缘政治关系，中日和中国台湾之间有着特别的文化经济密码。中国台湾被日本统治了50年，二战后中国台湾和日本又都在美国势力的保护圈，相互之间产业、技术关系非常融洽。中国台湾和日本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核心技术都掌握在日本，不会轻易流失到台湾，导致台湾更多产业处在日本的下端，大量在中国的台湾产品和技术都有日本烙印。由于中国的市场优势、产业升级和动力转换能力，中国可以借助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关系，发掘并购整合日本企业的机会。

但问题在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同样有着很深的产业隔阂。2015年，我们发现一家台湾科技公司在台湾上市，主要研发生产移动终端显示屏的金属网格。这项技术的好坏决定移动终端显示屏的触摸效果。这个领域很多核心技术都在日本，而台湾这家公司老板通过多年的日本读书、打工生涯也渐渐掌握了其中的知识产权，在中国大陆投资建厂。后来产品、技术升级，原有产品面临淘汰，新产品进入产业化需要很大的投资。台湾资本市场融资空间有限，他们希望在中国资本市场获得融资机会，但是在合作讨论中，台湾企业家既没有欧美企业家的成熟、大度和开阔的视野，又总是心有余悸地盘算一己得失，和中国大陆在产业和金融市场的融合度同样很低。台湾企业家总希望扮演中日之间的中介角色，利用中日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小心翼翼地和中国大陆打交道的做法，让他们很难在中国大陆市场获得真正的机会。

韩国也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并购市场。我曾经在评价中日韩之间产业关系的时候，用一、二、三来进行形象的比喻。如果中国是一，韩国是二，日本就是三。这些年来，二在不断追赶三，一在不断往二方向发展，三则有些相对停顿。这样的结构里，中国企业的最佳并购对象是日本企业，但是在很多领域，韩国也有许多可以被中国并购整合的产业。韩国与中国在资本市场和产业市场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加开阔，不仅是中国可以去韩国并购、投资，同样韩国很多有优势的产业也可以来中国并购、投资。相对来讲，我更欢迎韩国在传统产业有优势的企业多来中国投资和并购。原因在于，中国的市场远比韩国强大很多，韩国企业在创新、管理、专业精神方面比很多中国企业有优势，可以通过并购来拓展他们在中国的市场空间。

北美地区也是“全球并购、中国整合”最适宜的地区，加拿大在石油、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方面很有优势，同时，加拿大技术领域、装备制造领域、金融服务领域也有很多不错的企业，但是由于加拿大人口很少，市场很小，企业规模相对不大。但是有很多小而美的公司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适合。在多伦多靠近美国底特律的地方也有很多汽车零部件企业可以成为中国公司并购标的。我在2013年并购的加拿大镁合金企业迈瑞丁就是成功的典范。

美国毫无疑问是中国未来主要选择的并购范围，也是中国掀起全球第六次并购浪潮的主要战场。全世界任何一个门类的产业，都可以在美国找到优秀的企业。虽然没有欧洲那么多古老、优雅的高端消费品，但是美国人天才的创意和创新能力可以在商业上弥补其中的不足。美国的装备制造虽然不能与欧洲比较精致、完美，但是美国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科技含量经常由让欧洲望尘莫及。美国既是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合作伙伴，同时又是中国崛起的拦路虎和竞争对手。美国产业界、技术界以及美国政府和一些战略攸关部门对中国的投资、并购将会设置很多障碍，这个既竞争又合作的态势，一定会成为未来很多年的常态。

除了这些主要国家和地区之外，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也存在“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的并购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