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研究明白，仅仅站在中国的角度研究、操作还远远不够。我一直期待深入欧洲腹地，更深层次地研究“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的系统方法，从并购标的所在区域来反向论证、辩证思考我们的并购整合逻辑，以便于更加清晰地认识和理解“全球并购、中国整合”这一伟大历史机遇。

自2014年8月到2015年12月，一年多的时间里我7次去了欧洲，来到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德国等国，也两次来到新加坡，更是多次在中国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企业家、金融家、政治家，考察项目、讨论合作、并购谈判。经历了数百个项目的了解、分析、讨论过程，涉及制造、医疗、消费品、金融、文化、体育、基本建设多个行业。我希望通过大量的项目积累、人员交往、实地观察，找到中国“走出去”的方向、方法，验证“全球并购、中国整合”商业模式的全面性、完整性以及更加纵深、更加开阔的产业、资本、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找到中欧之间、中美之间、中日韩之间产品、产业、资本、经济、文化交融的密码以及解码钥匙。一年多下来，感慨万千，虽然总是阴差阳错，完成的交易项目很少，证明了“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的复杂性、艰巨性。但是我认为，更多的发现、更多的思考、更多的探索比完成一两个交易更重要，深刻地发现成功的方法才是未来成功的基石。好在历经这些艰辛之后，终于在2016年来临之际，若干个项目进入密集交易时期，2016年，一定会成为一个丰收之年。

2014年8月，我先是在北京经历了一场非常难堪的不成功并购事件。还没有结果，在我的同事继续操作的情况下，我只好按预先确定的时间离开北京前往英国。

半年前，在北京认识了由美国名媛Lana Marks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的手袋奢侈品牌Lana Marks中国区首席代表马临女士。马临告诉我，Lana Marks想寻找中国投资者，开发中国市场。我通过一些资料，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高端手袋品牌，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够得上是一个成熟品牌。产品在美国、英国、中国香港、中国北京都有专卖店，创始人Lana Marks是南非富商的女儿，从小生长在美国，一头金发非常美丽。她跳过芭蕾、打过美网，是美国贵族圈名人，后来学习设计，独创性地用南非小型短吻鳄鱼皮设计制作各式精美手袋。她曾经专门为戴安娜设计过一款生日手袋，许多好莱坞明星都用她的手袋作为一年一度奥斯卡走红毯的定制手袋。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企业应该并购的标的。经过几次和马临的交流，她告诉我，Lana同意被并购。我们依照标准并购流程，完成了保密协议、尽职调查等相应工作。当时我手上有个客户是河北邯郸一家生产藏羊绒的企业，他们在这个行业里已经做了近二十年，是中国最大的藏羊绒加工企业和出口商。

羊绒是典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最早是欧洲人从羊毛里分离出羊绒，用羊绒纺织出的面料更加柔软，保暖性更好，手感一流。早年，西方人蒙骗我们，用和羊毛一样的价格从中国买走了大量羊绒。羊绒在西方被开发出来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而普遍被中国人知道基本上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世界上最好的羊绒在中国，那就是来自青藏高原的藏羚羊的羊绒。藏羚羊没有被驯化，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非常珍稀。时有偷猎者不畏严寒、冒着生命危险在青藏高原铤而走险，一条野生藏羚羊绒披肩在欧洲市场可以卖到几十万元一条。多年以来，其实还有一种完全没有被人们认识的羊绒，那就是藏羊绒。藏羊绒是生活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藏山羊羊绒，据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被杂交的藏羚羊的亚种，藏羊绒的横截面在显微镜下有4个分布非常均匀的圆孔，以保持羊绒的保暖功能与透气性。这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资源，多年来我们也只能全部以原材料的方式出口意大利，被世界著名羊绒品牌皮亚纳设计加工成各式服装服饰，以几十倍上百倍的价格卖到世界各地。

河北邯郸这个公司后来希望改变被动局面，自创中国品牌，但很难卖出应有的价格。我的方案是并购Lana Marks手袋品牌，同时以这个品牌的名义在意大利设计藏羊绒产品，利用Lana Marks的品牌影响力把藏羊绒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一切进展顺利，Lana Marks也如约来到中国，并对河北企业产品进行了参观考察，她非常惊讶于中国的资源与藏羊绒品质，眼看一个由投资银行家导演的“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经典案例即将成功，才突然发现，由于事先沟通不畅，Lana Marks要我签署的一个并购意向是带了支付条款的，签了意向之后，必须先支付300万美金才允许尽职调查。相互之间的沟通出了严重的误差。双方此前都同意签署并购意向，但是我们各自理解的意向书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怎么沟通都没有意义，Lana Marks告诉我们，她的律师告诉她，什么也不要听，只有把这个签回去才有意义。这就是文化差异。

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第二天我又要出国去欧洲，我离开之后谈判最终谈崩。

我就是带着非常沮丧的心情开始我的欧洲之旅的。一方面证明了我们此前分析的千年商机的存在，商业逻辑的存在，但同时也深深地感到，巨大的机会面前，真的不容易完成交易。既有西方的问题，但更多的还是中国的问题。完全有一种可能是：“全球并购、中国整合”是中国摆脱增长困境，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最佳途径，但却更多是因为我们自身的问题而痛失商机！

这次欧洲之行前，我的感受还没有这么深刻。2015年开始，我们从2014年中国经济指标中预感到一股寒流即将到来。2014年，感受到中国经济明显下滑，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理性的态度，并没有通过利率、汇率、加大货币投放、加大投资的财政政策来强烈刺激经济的措施，而是在2015年提出“新常态”，主动调低经济增长预期。其实这是在告诉世界，中国经济通过改革开放带来的低成本粗放式发展经济的模式已经彻底到头了，已有的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劳动力红利、土地红利基本用光了。综合成本的高企，已经不能支撑工业化中期的产业要素。东南沿海低成本加工制造转移之后，没有带来大规模的转型升级产业要素，我们需要引进来的高端装备制造、高端消费品产业、医疗健康、战略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产业优势基本都在日韩、欧洲、北美地区。如果中国经济不与这些地区经济产生整合，中国经济必将大大降低发展速度，有可能难以实现工业化，从而真正陷入产业空心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如果被阻止在发达国家的门槛前面，不仅是中国的悲剧其实也是世界的悲剧。

2014年到2015年一年的多次欧洲之行，让我对此有着切肤之痛。

2014年8月，时隔15年之后，我再次来到伦敦。15年前就是这个样子的伦敦15年后同样没有什么变化。15年前，我的家乡重庆长江和嘉陵江上不超过5座大桥，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座大桥，而伦敦泰晤士河上没有增加一座大桥。飞机降落到希思罗机场时天刚放亮，我们驱车进入市区，穿越泰晤士河是通过一个降低隧道过去的，我特意看到，这个隧道入口处写着1898年。一百多年前的隧道今天还在使用，我不知道是该感叹他们的建筑质量的优良还是不屑他们这么多年没有变化。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个隧道当年是通马车的隧道。汽车也走了100年了。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难道是发达国家真的没有需求吗，非也！

通过下面两个项目的故事，我们可以解读出很多内容。

这次到伦敦是要并购一个我非常希望并购的项目。在来伦敦之前，我的伦敦朋友给我推荐这个项目的时候我真有些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典型的高端消费服务业项目，创办人是英国贵族，现任王室成员查尔斯王妃卡米拉的侄子本杰明。38岁的本杰明毕业于伊顿公学这个典型的贵族学校，2000年和另外2人一起创办了这个公司。这个公司主营业务是通过为个人会员和机构会员提供高端定制旅游服务、高端商品定制、高端商务活动定制来获得回报，是全球相同商业幕式最大的公司。在全球65个国家拥有办公室，可以提供世界各地高端旅游和高端商务服务。他们的能力可以为你临时搞到奥运会开幕式主席台座位的门票。在伦敦时，我体验过他们的服务能力。在这个公司考察结束时，我提出要看星期天的一场切尔西主场的英超比赛。还在我们回酒店的路上，一位专门服务中国客户的会讲中文的英国美女就打来电话说，票已经搞定了。我又提出，希望在星期一参观著名企业VERTU手机总部，他们很快又帮我安排好了。原定安排全球销售总监负责接待讲解，我们又提出要求可否和总裁见面，很快他们又满足了我们的要求。这样的安排，在中国可能只有政府可以做到，商业机构几乎不可能做到。或者今天的中国商业服务水平还远远达不到这个境界。尽管后来在国内见到多家公司信口雌黄告诉我他们都是和国际精英会一样的商业模式，但是中国在高端服务方面的实际服务能力要想达到国际精英会的水平，还需要很久很久。

通过签署保密协议，初步分析这个公司的资料，再与对方财务总监、股东开过电话会议之后，对方非常欢迎我们到伦敦考察、谈判。

我们在对方聘请的卖方顾问、一家英国当地的精品投资银行的安排下，到位于伦敦市区的公司总部进行参观考察，并进行交易谈判。这家投资银行和并购标的办公地点离得非常近，都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附近的高级商务区。我们带着礼品，精心打扮一番后就早早来到这间古老的投资银行。本杰明稍晚于我们进到投资银行大门时，一股浓重的贵族气质扑面而来。

并购方是我担任的国内某大型集团与我合作的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这是国内某区域大型房地产企业，我帮助他们从房地产转型进入资本市场，当时旗下它有一家上市公司。交易方法就是与旗下上市公司发起一个特殊目的基金完成并购后，再注入上市公司。所有过程、所有方案都是经过他们认可同意后进行的。由于英国方面一定要我们明确并购交易主体，我在伦敦还特意安排这个集团董事长通过电话会议系统打进来当场表态，一方面介绍集团的情况，一方面要表达并购的态度。

整个上午的会议，我方的表现极为精彩，对方的问题对答如流。反而是中途通过电话会议系统打进来的这位董事长的表达让我十分紧张，两手冒汗。从来没有和外国老板谈过并购的人，不管平时怎么口若悬河，此时完全语无伦次。还好，通过翻译的处理，避开了这些瑕疵。谈判出来，我的台湾同事兼翻译林禹丞非常惊喜地望着我，说：“王总，你今天完全是神奇地发挥。”给我们推介这个项目的李小姐也说：“按今天这个谈判状态，这个项目绝对买成了。”

说实话，由于此前并购加拿大迈瑞丁的谈判经验和方案准备，我们对于并购这个公司，在并购、整合、退出方面都准备得非常充分，也是基于我们对“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的深刻理解以及投资银行从业二十多年来的经验积累和丰富的专业经验。

我们双方的谈判并没有进行多长时间，关键是双方对对方提出的关键问题都有精确的理解。对于买方来讲，我们的问题不外乎这么几个：

第一，企业经营很健康，成长性也好，为什么要出售控股权？

第二，大股东有非常特殊的王室资源，高端公共关系。如果出售，大股东退出，会不会造成公司未来高端资源的衰减？

第三，中国投资者成为大股东后，会不会造成高级管理人才的流失？

第四，公司出售后，会不会造成机构客户与个人客户的流失？

对于这些问题，他们回答简洁，我完全相信。对于第一个问题，本杰明回答说，公司并没有想要出售，只是希望引进中国投资者，希望开发中国市场，后来的结果证明了本杰明说话的真实性，我们没有交易成功，这个公司也没有选择出售。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英国和欧洲是发达、稳定、讲契约的国家和市场，只要自己不去破坏，已经建立的市场生态、业务生态是不会轻易发生变化的。对于团队和人才，英国早已经过了员工不断跳槽的时代，员工都是终身雇用制，公司解雇员工有很高的成本，员工离职也不容易找到工作，团队非常稳定。我这才发现，我的这些问题是多余的，是中国式问题。作为一个创业14年的公司，这样的业态在中国基本就是两种结果，要么已经做到几十亿级的销售收入，要么就是公司早就倒闭关门了。或者用中国概念早已经OTO开始线上线下了。而这个公司只有1亿左右英镑收入，2015年有1000万左右英镑息税前利润预测。

他们提出来的问题，主要有这么几个重点：

第一，真正的、最终的收购主体是谁？

第二，希望买多少股份？

第三，并购后的战略是什么？

对这三个问题，我必须要撒谎的是第一个问题。我虽然强调基金的重要性，但是不可回避的是基金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我只有从资产实力、中国优势、这个公司的业务构成来给这个集团乔装打扮。这一条，虽然勉强可以过关，但是本杰明先生强调，希望我本人要在未来的公司构架里担任重要角色。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提出，我们希望买到的股份不少于51%，不超过75%，剩余股份留下来由原有股东持有。一方面希望原股东继续为未来的经营和发展贡献资源和经验，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原股东和我们一起共同分享中国巨大的市场成长机会和资本市场机会。剩余股份我们可以通过未来的交易结构设计，置换为中国上市公司股东。对于第三个问题，更是我的特长。我首先告诉他们，我来伦敦之前就知道，这个国际化的公司在其他地方都经营得不错，在香港也不错，就是在中国大陆经营不好。本杰明被我戳到了痛点。他的表情此刻非常紧张、好奇。我告诉他，他们派出香港团队管理中国内地市场是一个错误。他问我，不是香港已经回归了，是中国的香港了吗？我说：“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地理距离只有一个罗湖桥的距离，但是，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意识形态、文化、经济、法律距离同中国与英国差不多远。”这个回答有些让本杰明意想不到。对于并购后怎么整合，我讲了几点：

第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人口输出国，也是最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如果中国成为大股东，我们首先是战略投资者而不是财务投资人（其实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的大股东根本不擅长战略投资，我的内心永远都有德隆系给我的角色暗示）。

第二，我们将给中国大量的出国旅游客人带来这个国际一流公司的服务。(www.daowen.com)

第三，中国对外商业活动越来越频繁，大量的中国人在海外的商业活动都没有贴身的服务，公司的国际化和全球资源具有特殊优势。

第四，大量外国游客和商务人士进入中国，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中国优势，给这个公司带来中国市场收益。

第五，公司的国际优势中国目前任何一个竞争机构都做不到，中国投资者的中国优势这个公司也不可能做到，这就是“全球并购、中国整合”商业逻辑在这个项目上的精髓。

我相信，我的这番演说，已经彻底打动了我对面一大帮谈判对手。除了本杰明，对面还有另外一个股东、财务总监、亚太区总裁、投资银行的两位代表。

第二天，投资银行就跟我们联系希望我们报价。据我们所知，这个公司委托这间投资银行做卖方顾问时签署了带奖励机制的委托协议，也就是说，委托方给出一个底价，如果按这个底价完成交易，投资银行的成功费是一个数字，如果高于底价完成这个交易超出底价部分投资银行家还会和卖方分成。

回到北京，我们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开出了8000万英镑的报价。投资银行反馈说，目前有三家机构报价，入围报价不会低于12000万英镑，如果低于这个价格，视同放弃。为了不失去这个机会，我们按照12000万英镑报价出去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告诉我，这个价格出去，项目就跑不掉了，其他投资人一定会放弃。当然，我们也不是冤大头，在获得报价优势之后，我们也不会傻到价格策略都没有的地步。我们一定会在尽职调查、法律调查结束后，找到我们的砍价依据。

提出这个报价，实际上为我们争取了一个时间优势，我们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完成尽职调查，同时，研究我们的整合方案。

可就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中国人就和中国人自己折腾起来了。一再说要买的中国投资人竟然连律师费都不愿意出。先是认为100万律师费就差不多了，觉得是个笑话后，又提出律师费应该由基金来支付，问题是这个时候基金都没有设立起来怎么有钱来支付。这个时候，我的这个合作伙伴才明确告诉我，他只是愿意把上市公司当成退出通道，你们做完了，可以装进来，其他他不管。中国公司就是这样对待全球并购的，上市公司是你的，完成交易了你还是大股东，你是最大的赢家，同样你也毫无疑问也应当是最大的经营责任担当者，整合者。结果他们要担当的角色就是一个廉租房房东，你愿意进来你就付租金，什么时候离开了，再找客户。

这种类型的上市公司在中国不在少数，利用手上的现金资源到处买上市公司，有的在买的时候，就提前在二级市场布局，利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机会，在二级市场赚一把再说，美其名为“一二级联动”。完成上市公司收购后，完全没有战略投资思考，利用上市公司“壳”资源，不断发掘市场热点，几乎毫不关心企业成长性，只关心财务指标和对赌条款，今天谈这个明天谈那个，一边谈一边做股票交易，利用重大资产重组消息买进卖出，不断套利，也称之为“市值管理”。

潜在并购方让我们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这种情况下，如果真要把这个英国公司买进来装进这个上市公司，基本就是掉进无底洞，没有人来对这个公司的整合负责，我在伦敦并购谈判时的豪言壮语就会沦为笑谈。我没有办法再把项目进行下去，也失去了对完成这个交易的信心，我担当不了战略投资人的角色，但我必须找到真正的战略投资人，找不到我宁肯不做。

这就是国际并购中的大忌。你一定不可以在已经确定一个并购交易主体的前提下，突然在推进过程中告诉卖方，对不起，我们的投资人不做了，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投资人。在我们重新寻找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得知，这个公司股东已经决定，不再出售公司控制性股权，改为释放小股东投资机会，同时，负责旅游业务的董事总经理，出生于新加坡的英国人艾玛女士来中国找我，希望我成为他们的中国合作伙伴，一起来成立中国公司，开展中国业务。

虽然这已经不是并购业务了，我还是愿意帮助他们找到中国合作伙伴来开展以中国为市场的业务，谈了若干中国类似企业之后，我更没有信心了，多家公司都认为，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公司，都认为自己公司一定会比英国公司做得好，或者已经比他们做得好。一副夜郎自大的姿态。我相信，再过10年，中国也不可能诞生和这个公司在国际市场站在一个层次上的能力。

我在几年前设计“全球并购、中国整合”这个商业模式的时候，早已通过大量的案例认为，中国公司，尤其是传统行业的公司，即使有能力买下外国企业来，也难以达到整合效应，为中国和外国企业以及投资人创造价值，所以才提出“金融在前、产业在后”的“三明治”商业模式，中国人太津津乐道于并购外国企业的“征服者”效应了。中国企业绝大多数没有做好并购整合的准备。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有很大一类业务是基建业务。中国在海外基建业务有很悠久的历史和基础，最早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主要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输出，要联合亚非拉一起干革命。最令人称道的就是中国在非洲援助建设的坦桑尼亚至赞比亚铁路。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国外开展了大规模的基建工程承包业务，但大多数在发展中国家或者中东、东南亚、西亚这些基建需求大、技术标准不高的国家和地区。

2014年，在伦敦，我竟然阴差阳错地经历了一段国际包工头业务的历程。我的伦敦朋友告诉我，有一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是否有兴趣，我当即答复我主要做并购，不参与基建业务。但我朋友很认真地给我推荐说，这是首相重视的项目，项目信息是议会传出来的，标的很大，投资金额67亿英镑。英国很难获得这么大金额的投资，英国政府非常希望由中国来投资建设这个项目，一方面有利于卡梅伦首相竞选，另一方面可以作为2015年习总书记访问英国的签约项目。对中国和英国都非常有好处，英国政府已经批准，随时可以上报议会。

我在朋友的鼓动下，见到了这个项目的几位发起人。我完全不懂大型基建业务，更不懂国际基建业务。但是凭着我的商业直觉和商业经验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我找他们要来一些基础资料，知道需要在伦敦泰晤士河出海口的多特郡投资兴建一个大型的双层两条平行隧道，总长度16千米，直径16.5米。上面一层跑汽车，下面一层跑火车。巨大的投资额，我回去随便交给哪个中国建筑企业都应该有人承接。就是收点微不足道的手续费也会挣很多钱。我没有认真思考，也不想去认真思考，我只做“二传手”。

回到国内，我马上发动各个渠道，找合适的投资人。开始以为，这么好的项目，随便找个国有大型基建企业介绍给他们，我们拿一个顾问费就行了。结果我通过各种渠道分别找了中交建、中铁建、中铁工等各大基建央企之后，几乎没有积极的回应，伦敦方面又催得很急，我实在有些百思不得其解。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项目都应该引起央企的重视，怎么会这么冷淡呢？情急之下，我们竟然直接给李克强总理写信递进中南海。好不容易得到中铁隧道总经理的积极回应后，还是排不上英国考察的时间表。我觉得推动这个项目的理由是：第一，这个项目足够大，对中国基建央企有足够吸引力；第二，这类项目对今天的中国基建力量来说，施工技术、质量、速度、效率都一定没有问题；第三，中国施工还有巨大的成本优势；第四，中国基建不论施工力量还是工程所需的钢铁、水泥、各类电器设备严重过剩，这是中国消化库存最好的机会；第五，发现中国国际基建业务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中国的声音，这个项目足以形成中国基建力量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为中国基建进入国际大市场树立标杆。

还好，我的朋友孙晋玲女士帮我找到了国内大名鼎鼎的太平洋建设集团，和他们谈了几轮后，他们答应和我去伦敦考察。对于太平洋建设集团国内并不陌生。集团主席严介和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我和他们曾经打过一些交道。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国际基建业务，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这个能力。在完全找不到国有企业的情况下，他们愿意和我同行我已经很满足了，至少可以解我的燃眉之急，相信通过考察会把这个项目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2014年11月，我和太平洋建设集团唐副主席以及孙晋玲女士再次来到伦敦，在基建集团领导的参与下，考察伦敦隧道项目。本来完全没有想到要参与这样的项目，但我觉得如果能够为中国基建市场打开欧洲大门，顺便赚钱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来到现场，泰晤士河入海口的多特郡。项目拥有方向我们介绍了项目背景。几年前，中东投资者在多特郡投资建设了一座大型集装箱码头，年吞吐量400万个集装箱。这个码头的兴建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物流及交通组织体系，进出这个港口的集装箱货车要横跨泰晤士河进出伦敦，而这个地区过去只有一座双向四车道大桥，港口建成后这里每天都是从早堵到晚。我们的车开到桥上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左右，还不到高峰期间，交通信息显示，桥的一边堵了24英里，另一边堵了45英里。这个状态已经持续六七年了。

为什么不增加大桥或者再修隧道呢？据说已经论证了好几年，最近终于在政府网站上公示出来。我们的合作伙伴就是这个项目公司，他们拥有这个项目的权利。通过这个公司的介绍，我们终于搞清楚了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

多特郡出现交通堵塞状况后，一直有人提出各种方案来解决交通问题。这让我弄清楚了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在英国，基本建设项目大体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市场化、盈利项目，一种是非营利的公共项目。公共项目由政府根据需要提出方案，通过议会审查批准，政府公开招标，市场化设计施工，政府买单并维护。凡是由市场可以做的绝不由政府做。由于土地的私有制、民主政治体制，政府项目审批周期太长，效率太低，光是在议会辩论要想通过比登天还难。我有幸在华人议员韦鸣恩安排下观摩过议会辩论，大本钟下面的议会大厦有许多的房间，几乎每天都被各种需要议会讨论、辩论通过的议题挤得满满的。议长也几乎每天都在里面坐台参加辩论。会议可以自由发言，随时打断别人的讲话，政府代表不停地接受议员们言辞犀利的质询，议员可以随进随出。民主政治有其科学性，但是太泛的民主一定会影响政府效率。因此整个英国，你会发现决策效率的低下已经严重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另一种是私人项目，类似多特郡这个地方，由于交通堵塞，任何公民都有权利提出解决方案，报给政府由议会来讨论通过，只要议会批准，这个项目的所有权就是你的。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向国内央企推荐该项目的时候，我们遇到的质疑就不足为怪了。他们说，你这个项目我们调查了，还花了律师费，发现这是一个没有实力的公司，只有几个人，也没投入多少钱。这就是差距！存在于很多细节里。例如，谁都知道重庆主城区是两江夹一个半岛，重庆主城交通组织主要是打通长江和嘉陵江在各个点之间的连接，我们可以有哪个自然人或者公司提出一个修桥或者打隧道方案来报到重庆市政府，由政府审核，人大批准这个项目和知识产权就是你的，这个完全不可能。公有制与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许多微观环节才能真正看到其中的差别。

由此我想到了中国政府最近提出来的PPP的机制。如果不经历多特隧道项目，我也被蒙在鼓里。PPP就是英国发明的，多特项目本身就是一个标准的PPP项目。这个地区物流组织系统的变化，造成了交通不便，同样也带来投资机会。商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机会，提出隧道建设方案，将其方案经过经济、地质、环境、安全、市场、投资融资多方面专业论证，然后经过政府批准、议会审核通过，你只要找到投资，整个项目的投资、设计、建设、施工、经营、管理、出售、抵押什么权利都是你的，政府只管质量、安全，以及有没有影响到公共大众利益。项目的生成、发起本身就是私有的、市场化的。这个机制和目前在中国大力推进的PPP有本质性区别。改革不彻底，如果都打上符合中国国情引进发达国家先进制度设计的标签反而会弄巧成拙。中国目前为什么会突然大兴PPP模式呢？主要原因是因为各级地方财政过去10年投入太大，负债太高，现金流严重赤字，偿债压力太大，后续投资能力不足，但是财政成本还需要维护，于是提出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基本建设，采用PPP模式。但是如果改革不彻底，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权力分配不均，一定是后患无穷。

跟随太平洋建设对多特郡隧道项目进行考察时，我们也积极联系了中国银行来探讨未来的融资安排，中国银行派出卢森堡分行的行长助理专程飞来伦敦。考察完成后，他们表示非常重视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如果由中国基建企业拿下来，对中国基建力量进入欧洲市场意义重大，如果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他们可以提供全额贷款。

对于太平洋建设集团这样从来没有在国外做过大型基建项目的中国民营基建集团来说，发达国家这一套基建逻辑更是难以理解，和他们在国内擅长的业务模式完全是天壤之别。回到中国他们就再也没有声音了。紧接着，在我们的一再紧盯之下，中铁隧道总经理和中国港湾公司分别对多特郡隧道项目进行了现场考察并签署投资意向书，但是最终这个项目还是出现了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从通过英国贸易投资署和交通部进一步调查得知，英国政府确实同意要在多特郡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但是目前有方案A、B、C，究竟最终用什么方案还需要进一步论证，不仅需要超过2000万英镑的风险投入，还需要最终确定方案，如果最后通过的方案不是隧道方案，投资方需要冒较大的风险。问题就来了，谁愿意来投资这个2000万英镑呢？按照政府提供的承诺，如果因为政府没有批准或者批准了别的方案，政府可以补偿这个2000万英镑的投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基建公司应该说是没有这样的先例或者没有这样的机制。中国的基建机构擅长于这个项目已经确定之后，有人安排资金，中国公司提供项目总包。项目建成后，拿钱走人。所以最大的区别是，海外的基建项目是投资，中国的基建项目是建设，这就是本质区别。也就意味着，这么大一个中国，基本上没有一个标准定义的国际基建投资机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一个几十年来都在提的改革内容，就是投融资体制改革，改了这么多年，国内还没改明白，面对国际市场，面对走向国际的机会，中国的投资融资机制距离国际市场的需求同样十分遥远。

我们研究多特郡隧道项目67亿英镑投资构成的时候，除了盾构机作为主要施工设备外，光隧道材料和设备、管道就要占到17亿英镑，如果中国公司拿下整个项目投资权，盾构、钢材、水泥、电器、通信等主要内容都可以在中国采购，而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中国的过剩产能。国内从事基建业务的朋友告诉我，随便一个两三亿标的的基建业务就会有一群建筑公司去围标，而我们就可以面对发达国家67亿英镑的基建项目而无人问津。

当然，除了基建机制、投资融资机制之外，中国公司在发达国家从事基建业务还必须面对人才稀缺、自信心缺乏、行业标准不高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在非洲、东南亚、拉美市场这些发展中国家从事基建业务的方法和经验是不能移植到发达国家的。

由于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渐进地建设了几百年了，大量的能源、交通、通信、水利、电力设施其实早已经年久失修，基础条件也已经远远落后于刚刚建成几十年的新中国，西方的需求与中国的过剩已经形成巨大的供需关系，一方面是中国的中交、中铁、中国路桥、中国港湾这些国有企业在国外获得大量订单而忙不过来；另一方面是相对分散、规模巨大的民营基建力量又处于朝不保夕的艰难生存境地。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还有巨大的改革红利与开放机会，确实是因为我们自身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不断错失商机。尤其是当2015年出现经济增速严重下滑的时候，中国没有及时进行高水平的转型升级，造成了如今的被动局面，非常可惜。林毅夫先生几年前提出中国还可以保持相对高速增长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是有国际眼光的观点，结果他被各种围攻，而今天确实有出现增长乏力的局面的时候，林先生也许还难以辩解。

问题就出在中国没有真正实现国际化，没有真正“走出去”！

“改革开放”一词已经用了三十多年了，我觉得需要从战略上调整了，改革还要持续、还要深入、还要大胆、还要很专业，但是开放需要调整。几十年的开放主要是打开封闭的国门，让海外的资金、技术、管理、产品、人才都进来了，为了迎接开放，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开放几乎就剩下金融、货币等很少的环节了，负面清单越来越少。开放更多是迎进来，门往内开，开门迎客，在“引进来”方面我们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但是几十年过后，在中国快速发展之后，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与落后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对于“走出去”的思考和研究全面落后，没有很好地研究“引进来、走出去”的产业逻辑，而对全世界到处都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低端产品沾沾自喜。对于这几十年形成的中国产业和全球产业之间产业链、价值链、信息链、资本链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逻辑、商业逻辑、资本逻辑几乎毫无反应。应该尽快把改革开放国际化放到同样重要的地位上去，把改革开放国际化当成中国的基本国策。只有科学的、高水平的“走出去”，才能承载中国的崛起，走出去不是去行使强权、不是侵略、不是掠夺，而是融入全球产业与金融的分工，寻找全球经济秩序的均势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