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制定“走出去”战略的动力。在2001年加入WTO之前，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中国加工”存量，大规模出口成为拉动中国GDP的重要力量，关税的普遍降低，更加有利于中国商品出口。经济的外向型需求越来越旺盛。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从2001年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第一，进口关税降低，大量国际市场消费品可以降低关税进入中国，大大刺激了中国消费市场的潜力，中国很快就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在汽车、珠宝、化妆品、食品、服装、消费电子这些领域无不显示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动力的源泉。

第二，出口关税降低导致越来越多的产品到中国制造，产品链关系随着进出口关税的变化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中国加工”历经十多年之后，中国经营者有了投资能力，中国有了市场，中国生产制造技术也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也增强了。许多消费品只剩下设计、品牌、销售渠道在国外，其余产业要素全部进入中国。

消费品产业如此，制造业更加如此。几乎所有世界五百强企业都进行中国布局，除了一些要对中国进行限制、封锁的，以及要被中国限制和被中国所不允许的之外。

2002年至2011年的十年，成为中国的GDP增长最快的十年。但是这个十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想清楚今后十年会出现什么问题以及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因为这个十年中国经济与全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将对中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早在2001年前后，围绕中国加入WTO究竟是好还是坏，是利大还是弊大，加入之后中国经济将受到哪些冲击，从政府到经济学界、金融界、文化界、体育界等许多领域都进行了若干的讨论交流。

我也有幸于2001年11月在海南参加了一次中国电影界的最高端论坛。中国电影基金会2001年年会在海南举行，同时在三亚举办了《WTO后，中国电影发展机遇与挑战》，我被破例作为金融界专业人士邀请参加并安排主题演讲。当年整个中国电影票房只有8亿元人民币，所有中国电影人都心存担忧，害怕受到好莱坞大片的冲击。我在演讲中告诉大家，中国电影有很好的发展基础，关键是体制问题，电影在中国不是一个产业而是一个事业，是党的喉舌。拍电影不考虑赚钱当然会出现担忧。但是一旦市场化，中国就有最好的市场优势，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有写不尽的素材，还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利用中国素材、中国市场，引进好莱坞技术和方法怎么会拍不出好电影？怎么会不赚钱？当时整个论坛几乎沸腾了，白杨、秦怡、于兰等很多著名演员和导演都非常激动，演员张金玲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从来没有听说中国电影还可以这样拍的。基金会理事长李前宽一定要和我一起创办中国第一只电影基金，我还和他们一起研讨过几次，最后因为我加入德隆系，所要做的工作全部是隐蔽工作，像搞地下党一样，只好放弃了这个基金的创立。

十年过后的中国电影市场证明了我当初的判断。市场化改革和推动造就了中国电影电视产业的繁荣。如果我们把管制再放开一些，中国的电影电视产业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我在2001年加入风头正劲的德隆系也和这个有关。WTO协议包括中国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但是什么时候开放，怎么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也是令人担心的。规模不大、经验不足、服务水平不高、监管也存在很多问题的中国金融服务市场是经不起西方金融机构的冲击的。当时德隆当家人唐万新就告诉我，中国金融服务市场不仅水平低，而且我们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西方是“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机制，以混业的金融机构来到中国与分业经营的中国金融机构进行竞争，中国是没有竞争力的，中国的金融命脉就有被掌握在发达国家金融手上的可能，中国的金融安全难以保障。(www.daowen.com)

当年的德隆系旗下或明或暗控制着银行、信托、金融租赁、证券、保险、期货等二十多家金融机构，德隆自身就有条件组建金融混业平台，准备着在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时可以和他们一较高下。

在后来的时间里，美国投资银行家鲍尔森担任财政部部长后，非常希望借助中国加入WTO的机会让中国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利用中美战略对话一次又一次企图敲开中国金融服务市场的大门，好在我们也有自知之明，没有轻易放开这个口子，虽然落后，都幸运地免遭了2008年金融海啸的冲击。

由于这个十年，中国制造的巨大优势全面体现出来，中国保持了持续性的进出口顺差优势，得以让中国积攒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保持了人民币的优势，使得中国货币金融市场长期保持几乎是全球最高的货币利率，催生了全球最大的也是最赚钱的商业银行体系。但同样的问题就被这样的经济结构给后十年埋下了巨大的经济与金融隐患。实体经济成果都被商业银行卷走了，只有房地产业在这个十年赚了大钱，各种各样的制造企业投资规模大了，销售收入增加了，但是利润太少，大量资本只能用于经营性、流动性投入，企业的管理投入、研发投入、培训投入严重不足。

2002年到2012年，我们错过了一个大规模“走出去”的机会。这十年，中国“走出去”力度不可谓不大，主要是除了到世界各大资源产地去投资、并购各类资源外，基建力量“走出去”动静也很大。中铁工、中铁建、中国海外、中建集团、中交集团在东南亚、西亚、中东、非洲等地区开展大规模基建投资业务。但是由于没有更多考虑产业“走出去”，没有科学预见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同样需要“走出去”，国内各级政府主导的开发区模式还在拼命的扩建，还在不停的开展各种招商引资工作，这给日后留下了非常大的经济隐患。

2008年左右，经过德隆同事的介绍，我在北京认识了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的老板赵伟。这个在金三角地区多年打拼的中国人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商业机会，他用很低的价格在金三角地区圈了30平方千米土地，成立了金三角经济特区，仿照中国经济特区模式投资开发，然后专门针对中国企业进行招商，非常成功。十年不到，30平方千米就已经不够用了，扩大到了113平方千米。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创办经济开发区、各种产业园区非常有经验，在国内开发区日渐饱和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人在这个方面开开脑洞，走出国门，到东盟、到中东去建立经济开发区，把“腾笼换鸟”置换出来的资产转移到这些地方去呢？如果政府主动到这些国家去搞开发区、产业园区，将有多少中国过剩产能转移至印尼、泰国、俄罗斯、巴基斯坦这些地方。这么多中国官员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冒出来学习一下金三角赵伟的玩法呢？如果早在十年前广东、福建、广西、云南、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主动出击，带着中国开发区经验，到这些国家去投资做土地一级开发，寻找国际低利率水平区域，再利用优惠政策，把中国处在煎熬中的中小企业源源不断带到国外，在提早防止产能过剩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出现目前断崖式威胁。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走出去”会大大减轻政府的压力，同时把民营企业带出国门，让他们找到他们发展的市场空间。

可惜，一个民营企业都做到的事情，我们的政府没有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