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把第一次工业革命远远地甩到了后面。生产能力的极大提高创造了丰富的财富，极大地改善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社会保障解决了，社会福利提高了，加之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各种税收杠杆的作用，财富的分配也已经不像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中产阶级拥有了大量的财富，导致社会消费非常丰富，这再次鼓励了生产、创造与发展。人们缩短工作时间，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度假、休闲、娱乐……整个西方成为高收入、高福利、高享乐的社会。

1993年我第一次到英国的时候，就已经充分地感受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给这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福利。到达伦敦的当天正好是星期天，接待我们的英国投资银行家米歇尔接上我们就说，星期天的伦敦很安静，人们都到郊区去了。我们发现，不仅安静，很多商店都不开门，我们连吃饭的地方都找不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到伦敦已经很不一样了，一方面是因为整个欧洲经济不景气，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伦敦到处都是旅游、经商、购物、读书的中国人。二十多年前的悠闲少多了，安静的伦敦变成了拥挤的伦敦。大街上有很多流浪汉，这和中国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很少看到年轻力壮的流浪汉，大街上要钱的要么是老人，要么是小孩。英国的流浪汉看起来都是真的职业的流浪汉，他们并不是没有饭吃、没有房住，失业救济金足以让他们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有意思的是，几乎每个流浪汉身边都带着一条狗。一开始，我还以为英国人确实热爱动物，乞丐都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自己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还要给狗吃。后来才知道，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人情味，一个吃救济金的乞丐如果养了一条狗，他就可以多拿一份救济金。而那条狗的救济金肯定是花不完的，流浪汉就可以凭着养的一条狗而多拿救济金。

每年8月最好不要到伦敦去出差，这个月的伦敦除了必要的商业领域，基本就是一座空城或者是外国人的伦敦。几乎整个伦敦的人都放假了，不管什么样的业务，这个月都全部暂停，不管经济是不是景气。2014年的8月就被我遇上了，没事干跑到海德公园去喝酒，发现海德公园依然人满为患，但放眼望去不是中国人就是中东人。中东人更夸张，几乎伦敦所有的高端消费场所都被他们占据，中东富豪们更是把他们豪华的小汽车空运到伦敦，经常任性地停在哈罗德百货公司门口，完全不理会交通违法处理，进去购物，出来接受罚款。

在瑞士的蒙大拿，我见证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典型结构。菲利普家族掌门人菲利普先生2014年邀请我去他们家族所在的蒙大拿参加他们家族在这里的假日活动。每年这个地方都会举办国际高尔夫比赛，欧洲的著名政要、王公贵族、金融大亨都会来到阿尔卑斯山麓这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晒太阳、度假、打高尔夫、注射羊胎素。这里很像中国的丽江，同样的高海拔，阳光灿烂，空气优良，高山险峻，雪山绮丽，但是，这里的丰富物质、文明程度与欧洲任何一个发达地方相比都丝毫不差。生产、供应、分配、消费，从物质到精神层面，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从法律秩序到道德规范，已经形成了西方世界非常完整、非常稳定、非常有安全感的体系。这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相互作用一百多年形成的文明成果。

但是这种稳定的结构似乎已经开始被打破。进入21世纪后，资本主义到了高度垄断与发达的阶段，资本受到了民主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自动化、生产效率的提高，积累了巨大的西方社会的财富。国家收入、国民财富极大增长后，分配、分享、消费在社会生态中的比重开始上升，劳动、生产、创造开始下降，工业革命的成果又开始受到资源枯竭、成本上升、生产力下降、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导致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开始消亡，资本主义制度的红利渐渐释放枯竭。产业的增长能力被反增长因素抵消，增长的极限渐渐到来。同时，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由于多年来出生率渐渐下降，人口出现负增长，加上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年轻人比重降低，出现了生产活力不够、消费活跃度不够的现象。但是，消费的渴望、享乐的习惯、居高的成本难以改变，而金融资产仍然要贪婪地通过不停止的交易寻找市场机会。最终，进入21世纪，随之而来的已经不再是前一个世纪似的工业革命曙光，而是金融驱动的灾难。

所以，2008年开始的经济次贷危机，已经不再是1929年、1970年、1987年那样的周期性调整了。货币金融的成本一降再降，周期一再拉长，也无法给实体经济带来更高的回报。好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与各国多边贸易的成本大大降低，中国不仅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过剩资本、过剩产能推销的洼地，同时，中国价廉物美的劳动力红利生产出来的廉价产品挽救了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各种工业产品、生产资料、消费品关税大大降低，由于中国的加入，发达国家的产业要素以各种方式涌入中国，原本在西方过剩的产能被中国全面消化，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关系在全世界重新组合。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大型汽车制造企业都纷纷进入中国成立合资公司，扩大产能，关闭了其所在国的工厂。外国品牌、中国制造，针对中国市场的汽车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消费升级的过程中，奔驰在中国的广大城乡，源源不断的财富通过整车进口、投资回报、零部件生产、汽车后市场产业链流入欧洲、北美、日韩。

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经济全球化，成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元素甚至新的发动机，重重地刺激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增长，把在北美、欧洲、日韩已经出现的经济增长极限在空间上进行了一次快速的延展。原因就是中国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员，形成了对全球经济结构的重组。对于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预见到，或者即使预见到了也没有找到迎接这个时代到来的最好机会和方式。

在这一点上，几乎只有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家在20世纪末就搞明白了，那就是德隆集团的唐万新。他从1997年开始，一边并购中国上市公司，一边给并购来的这些中国上市公司寻找增长和发展的方向。在看了很多国内项目并且尝试性地投资了一些国内项目之后，他认为国内项目有很多陷阱，于是他选择一次一次走出国门，向发达国家学习，通过世界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科尔尼、罗兰贝格等来寻找战略投资的机会与方法。于是他在2000年，动用3.75亿美金在美国并购了莫瑞公司。这是一家在通用机械、电动工具领域的百年老店。那个时候唐万新就发现，通用机械、电动工具这类装备制造产品已经可以或者已经在中国制造了，只是耐用性、产品材料、产品质量还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产业已经有向中国转移的迹象。国产的产品即使生产出来也因为没有品牌、没有渠道而卖不出好价格。德隆完成并购之后，利用“911事件”后美国无暇顾及的机会，关停了在美国的一些工厂，把制造能力转移到中国，重组了产业链关系。利用中国的低价原材料、低成本制造能力、低价格劳动力生产出美国品牌的产品，再用美国渠道进入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价值链就被德隆资本再造、发掘出来了。这是德隆国际战略投资公司在全球并购上的一个伟大发现。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明白的、国家层面的国际化投资融资机制，把这个项目以及规律性的东西及时上升为国家战略，我相信中国经济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可惜当年的德隆做起来却是步履维艰。在那个时候，中国对外投资超过一亿美金就要上报总理办公会，国家经贸委把德隆的项目报到国务院就是得不到批准，德隆的海外支付只有通过内保外贷的方式获得，国内的资金只能通过歪门邪道出去。整整三年时间，这个对外投资项目都没有得到批准，国内上市公司合金投资也迟迟不能披露并表。如果在今天，德隆旗下的合金投资这个股票不知有多少个涨停板。

自2002年开始，中国开始了整整十年的全国性造城运动。第一，大规模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产能转移到中国，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制造能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第二，中国建成各种开发区敲锣打鼓地迎接这些产业元素落地，每个开发区都是一座新城，大量农地被征收，大量级差地租制造腐败，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大量优秀企业经不起房地产暴利的诱惑。第三，财富的集聚形成的巨大分配和日益通畅的公路联系起来，中国汽车产能销售疯狂增长。第四，货币金融推波助澜，主要依靠债务金融构成的中国金融市场异常发达，造就了全世界最大的银行。

大投资、低端制造、城市化、高度垄断的低端金融成为整个中国工业化的主题。德隆集团这样的真正代表中国先进产业战略的企业竟被这个体制消灭在了成长的路上。中国在野蛮的低水平爆发式增长而成为世界经济体第二的沾沾自喜中，错过了最好的转型时机。

在这个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形成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关系是这样的：

第一，在消费品产业，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由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海外华侨投资形成的原材料在外、市场在外（两头在外）的加工业形态，逐步演变成中国民营资本投资形成的原材料在中国、生产加工在中国、设计在外、品牌在外、主要利润在外的产业链状态。到了2005年之后，城市化带动的中国消费市场崛起，又把产业链演变为只有品牌和利润在外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欧美市场严重萎缩，中国消费崛起，进入消费升级阶段，不仅中国市场消费能力增强，同时大量中国消费者出国消费，这样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关系更加被动。也就是说，中国一边用廉价的劳动力、高额的原材料成本、高额的资金成本、紧张的土地资源、污染着中国的环境为外国品牌和外国资本打工挣来微薄收入，一边还要跑到美国纽约第五大道、巴黎的香榭丽舍、意大利的威尼斯、英国的伦敦去把被他们严重剥削的产品排着队抢购回来。

第二，在高端制造业领域，中国在和城市化相关的产业链上，获得了高速发展的机会。和城市化相关产业领域的制造业主要包括：采掘业、冶炼、建筑钢材、工程机械、港口机械、交通机械、运输机械、乘用车、载重车、通用机械、城市环境设备制造、房地产、水泥、建材、装饰材料、家具家居以及和这些产业相关的材料工业等。这些领域正好承接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机会，发达国家产能过剩的领域正好是中国正在快速发展的领域，在这些产业领域，中国拯救了发达国家。最典型的莫过于整个汽车产业链。最近十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同时也是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是世界各大汽车制造企业竞相比赛、争奇斗艳的场所。大众、丰田、通用、现代、菲亚特、本田、宝马、奔驰、福特、雪铁龙等纷纷选择在中国投资合作。在中国投资、制造、销售，但是品牌、设计、知识产权都不在中国。对中国更加不利的是，所有在中国生产的汽车零部件，60%以上都控制在外资手上。这些领域已经是人家过剩的产能，正好赶上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承接周期。从中国加工到中国制造尚且如此，在一些高端制造领域中国更加被动。

在半导体行业，半导体的终端产品芯片产业链更加让人触目惊心。芯片产业链最上游是矿石，通过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生产出硅铁，再将硅铁通过高科技硅炉冶炼成多晶硅、单晶硅，再切片成不同直径的晶圆。基本到了这个环节，中国产品就出口了，到英特尔、三星、中国台湾的宏基生产成芯片，中国再将其进口回来，每年进口金额不低于2000亿美金，比石油进口金额还大。然后，中国各电子产品组装企业再将芯片装进手机、电脑、iPad、笔记本电脑以及各种电子终端产品，再通过全球配送卖到世界各地。不仅如此，生产芯片的设备也被发达国家高度垄断。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越是发达，中国给发达国家作出的贡献就越大。

高端装备制造由于技术难度大、知识产权不在中国手上、附加值高，中国在专利、设计、生产技术和工业、配方方面都不占优势，导致中国很难通过自主研发获得突破，实现转型升级。

这些都是中国实现产业转型、产业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最大的障碍。

通过全球化，发达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增长的极限在中国获得了市场的突破。从2001年之后，高端消费品、高端装备制造这些领域的产业链、价值链进行了全球性重构，中国成为其产业链延伸的最大市场。由于大规模的工业化，全世界的制造业几乎都集中到了中国。巴西、澳大利亚的铁矿，中东的石油、俄罗斯的天然气，中美洲、非洲的铜矿、金矿、多金属矿等，几乎全世界有资源的国家都可以在中国赚资源的钱；美国的高科技、德国的汽车、日本的材料、法国的飞机、意大利的时装又都在技术、品牌、资本环节分享了中国增长的红利。

由于工业化、城市化，中国的资源不够了、空气被污染了、垃圾难以处理了。这个时候，西方又开始攻击中国，认为中国的发展不可持续，需要降低排放指标，需要节能减排。发达国家早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他们先进的技术、管理、思路已经没有市场，只有被彻底污染的中国才是他们要寻找的机会。

我们中欧可持续发展基金的两个合伙人，一个叫麦克，美国人，曾经是海军陆战队的，后来上了哈佛大学；另一个叫简莉芙，金融出身。他们多年在发达国家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领域从事投资与基金管理业务。2013年，他们要新设立一只可持续发展基金，从数千个项目里挑选出二百多个项目，再精选出27个优质项目作为第一期投资备选项目，拟成立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在筹备过程中，几乎90%以上的企业都提出有能力帮助他们进入中国。我后来在研究分析这些项目的时候，发现确实有很多优质项目，每个企业都是成熟企业，都是赚钱的、拥有技术优势的企业，但同时我也发现，这些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虽然很高，但几乎每个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原因就是发达国家已经走过这些企业发展成长的阶段了，没有这么大的市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可持续发展市场。西方攻击越厉害，中国领导人压力越大，中国的治理需求就越会增加，发达国家这些企业和项目就可以乘着中国可持续发展行业技术管理水平不高的现状，加快加大进入中国的速度和力度。

我认为，2008年开始的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就是一个转折点。中国经济增长给发达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红利到达顶峰，这个顶峰的崩溃就是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

由于21世纪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发达国家获得了巨大利益。发达国家再次迎来了长时间低通胀、高增长的机会。收入多了，消费动力不足就会刺激投资，过剩的流动性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金融市场。美国金融市场发达，金融产品丰富，发达国家的热钱都跑到美国去了。房地产市场成为最好的吸纳国际流动性的海绵，美国住房成为同时兼具投资和消费功能的产品。低首付、零首付都成为刺激消费的金融产品，然后被金融机构集合成次级债，一环扣一环，杠杆上面是杠杆。低利率、低成本资金成为脱缰的野马。最后，实体经济与金融泡沫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中低收入阶层最后也偿还不了住房按揭，次级债债权人收益下降，纷纷违约，多米诺骨牌依次倒塌。债市、股市，美国、欧洲，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济生态下，谁也难以躲过。中国制造非常倚重出口，出现了严重下滑，并且作为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的动力锐减。北京奥运会绚丽开幕式的背后，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刀光剑影。当时远在北京篮球场陪着美国总统小布什观看篮球比赛的美国财政部部长鲍尔森也是心神不定地把精彩的比赛丢到一边，谋划、指挥着怎么度过金融危机。

那个时候，我们几位老德隆的同事创办了一个小型公司，刚刚做了几个国际项目并购模拟，分析了许多家北美地区要出售的小型公司，研究这些公司“并购—整合—退出”以及价值提升、价值创造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我清楚地记得，美国著名三大汽车制造企业之一美国通用汽车集团的股票市值仅为三十多亿美金，今天中国上市公司里随随便便也可以拎出来一堆这个市值当量的公司。如果中国制造有充分的准备，通用汽车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汽车企业的并购标的，即使不做整车并购，也可以大规模去美国并购汽车零部件企业，但很遗憾，没有任何一家中国企业有如此动议。(www.daowen.com)

2008年至2009年，是中国公司到美国并购企业最低价的时机，这个时候的中国，民营企业被“国进民退”搞得奄奄一息，相对大一些的公司几乎都是房地产企业，如万达、万科这些企业正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突飞猛进。后来在全球并购中做得风生水起的复星集团这时也还在紧锣密鼓地安排海外上市。此期间中国海外并购有影响的案例就是TCL并购法国汤姆逊。巨额的资金，买了一个彻底被淘汰的技术。

奥巴马第二次连任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让工业回归。此前由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传统工业比重不断减少，以新型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等产业的发展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替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幻想被发现来得早了一些，新经济不能完全支撑美国经济的增长，导致失业率增加，这是美国社会最不能接受的。所以奥巴马提出产业回归。我们在一个项目上感受到了这种回归带来的好处。

美国有家生产汽车内饰的企业叫NYX，这是一家印度裔美国人创办的家族企业，创始人年纪大了，儿子不愿意接班，想要出售大部分股权。我们通过调研，认为这个公司完全符合“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的商业逻辑。首先，该公司产品没有进入中国，在中国有一定技术优势；其次，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有几千万美金的息税前利润；再次，有很稳定的一流汽车厂商的供应渠道。我通过微信朋友圈把并购信息发出去，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资本市场的老同行俞铁成先生很快找到了国内一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上海纺织控股集团旗下的申达股份。他们不仅对并购感兴趣，同时还愿意接受我们通过基金参与、整合的模式。但是，由于国有控股体制，保密协议、MOU、尽职调查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推进过程中，奥巴马产业回归计划奏效，NYX销售订单大幅提升，老板又舍不得卖了，把出售大股东计划修改为只出售少数股份。一个非常好的并购交易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奥巴马是否可以挽救资本主义美国的制造业，形成让制造业回归的态势呢？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整个制造业的核心是由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森林、有色金属等有限资源作为原材料的，美国虽然通过能源结构调整，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通过页岩气、页岩油的技术性突破，大规模使用清洁能源，但是并没有更好地解决大规模工业化的效率提升技术。由于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环境治理成本会对冲工业化技术提升带来的效率。大规模使用清洁能源可以减少排放，但是不管是风能、太阳能还是生物质能源，要提高新能源的效率，降低成本，还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同时，对石油需求的下降也会导致石油价格的下降，从而影响能源革命的进程。同样，世界各国也在研究各种化学和生物的添加剂，也可以提高石油产品的效率、降低排放。

这些年兴起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取得了很大的突破，逐渐从传播媒体开始渗透到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从产品的设计、产品要素的整合、企业的协同到商业模式、盈利模式、销售模式都提升很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制造的精准度、产品的精准度和制造的效率。但是，互联网的介入更多地催生了互联网的产业生态，诞生了一大批互联网企业，不一定是传统产业发展的延续，而是新兴产业生态的崛起，如智能制造、工业自动化等。

更重要的还在于资本的本质，美国是全世界资产资本化、证券化、金融化最发达的国家，资本的价值完全是由自由经济体制决定的，整个制造业很难达到资本的平均回报率。一般制造业资本市盈率只有5倍到7倍，而新经济、互联网、生物技术、高科技都在15倍甚至20倍以上，得不到资本的支持，制造业的恢复只能是梦想。NYX公司的订单之所以突然增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风暴时，许多汽车内饰企业已经破产了，市场恢复时，原有竞争对手减少，订单当然会跑到NYX公司来。而NYX为什么会避过金融风暴呢？原来这间公司创始人以及大量用工都是少数民族，可以获得政府的减税优惠政策，成本相对较低，当然有机会获得发展。但是这仅仅是个案，没有代表性，也不可能就此说明美国制造业有着很大的回归空间。

传统产业能否回归仅仅靠奥巴马的施政口号是没有用的，美国不是一个政府说话管用的国家，关键要靠市场说话。美国是世界上向后工业社会靠拢得最快的国家，这都是资本驱动的。但是随着互联网发展，有一个新的领域可能会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引擎，那就是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存量与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进行融合，这在中国被称为“互联网+”。在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留下的主要是具有技术优势的高端装备制造，如汽车、化学、医疗、航空、电子、工程机械、半导体、军工等，这些领域的低端制造、低附加值产品都已经转移了，但是留下来的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最有优势的产业，在这些领域，如果将半导体、工业制动化、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结合起来，找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融合点，就会符合美国资本市场的追逐目标。

美国近几年出尽风头的科技狂人马斯克的成功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美国梦最典型的产物。他早期通过软件和互联网项目创业成功之后，连续把自己创业的两家企业卖掉投资于他的科技梦想，如果没有将卖掉公司挣来的钱投资于这些超凡脱俗的梦想之中，他的后期成功是难以想象的，包括纯电动跑车特斯拉以及发射可以将火箭推送装置回收的技术。特斯拉和菲斯科尔曾经是两个几乎同时创业、都获得不少政府补贴的新能源汽车品牌，特斯拉成功了，这和其本身有投资能力有关，而菲斯科尔最后只落得出售的命运是因为创始人菲斯科尔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个设计师。所以，美国已经形成的对新兴产业的追逐非常成熟，不可能再有资本回过头来发展、挽救早已经到达增长极限的传统工业。

但是欧洲不行，欧洲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欧洲至今最有优势的不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路上的飞速发展，甚至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许多成果都被美国强大的资本旋涡卷了进去。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市场机制，许多欧洲的杰出技术成果都变成了美国的产业优势，相反欧洲却在市场化以及资本化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欧洲很多有优势的产业反而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文明成果，从服装、服饰、珠宝、化妆品、食品到许多文化娱乐产品，几乎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积淀。这种积淀是欧洲经历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产物，是深厚的文化积淀的产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优势基本集中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家。由于欧洲的文化、地理优越感，他们不紧不慢地遵循着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给他们带来的文明成果，既不太在意追逐巨大的资本利得，也不急于往第三次工业革命跃进，欧洲企业上市公司本就不多，即使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也不太活跃，他们更重视财务安全性而不太愿意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所以欧洲最能体现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这里的增长极限，原因主要包括：

第一，欧洲、欧盟很大，但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各国的政治体制有差异，互相之间也存在竞争，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很弱，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难以形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经济体。少数发达国家也被经济衰退国家拖累，如德国，作为欧洲经济支柱，德国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水平远远高于欧洲其他国家，但是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不仅同样影响着德国经济，德国还得承担比其他国家更多的责任，花了很多钱去处理欧洲各国的银行坏账。

第二，欧洲国家普遍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过程，有很强的技术和产业基础，但是普遍缺乏美国自由市场的市场化活力。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为什么欧洲没有获得美国这么大的成功？欧洲在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非常发达，也和美国同时代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但是为什么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阶段欧洲被美国拉开了距离呢？我想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与欧洲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关系很大，在手工业向工业化过渡的过程中，保留了文化和艺术的元素；另一个是美国没有经历这些东西，工业革命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并且美国有非常强大的资本市场。

第三，数百年的财富积累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结构重组、调整，导致大量制造业难以生存，服务业所占比重太高，生产力不足，劳动力减少，产业效率大大下降。

第四，高福利、高工资、高失业率、高负债、高寿命让整个欧洲经济难以为继，而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动力——投资、劳动力、消费能力严重不足。

第五，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劳动力不足，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老气横秋，抱残守缺，没有活力。

在英国，几乎很难看到英国人自己控股的企业，自从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时期将国有企业几乎卖光以来，英国就开了卖企业的先河，什么样的企业都卖。在英吉利海峡，一家迪拜的公司在那里建了一座港口，叫“迪拜之星”，年吞吐量400万个集装箱，改变了西欧海上物流关系，随之而来，多特郡附近的港运物流系统就全乱套了，泰晤士河入海口处唯一的一座桥梁突然成了“迪拜之星”集装箱运输的主要通道，于是，这座桥就开始每天拥堵。2014年10月我去考察时，桥的一头堵了24英里，另一头堵了45英里。一个英国设计师皮特自己设计了一座双层双通道铁路公路隧道，前后六七年既没有投资主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获得议会的批准。所有人都可以容忍这种物流、交通混乱的状态，任其继续混乱下去。

在欧洲，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至今还在居住的几百年前的建筑，以及使用了上百年的基础设施。在伦敦市区，就有一百多年前的隧道至今还在使用。交通、通信、生活事实上非常不方便。我见过拥堵的地铁，但从来没有见过地铁拥堵排队从地下排到地面的。

整个欧洲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年久失修。据我们了解，仅仅在英国，基建欠账就达几千亿英镑之巨。同时，又因为早就淘汰了大规模的基建投资与施工企业，丧失了依靠自由基建力量来完成这些基建需求的能力。第二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的红利，在领导性地成为人类文明伟大的、自由的制度优势之后，这个制度优势也许再也难以拾起了。

这种感觉在我1993年第一次去欧洲时隐隐约约就有了，但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走进欧洲，还没有这么深刻的理解。那时中国距离欧洲的发达程度还有些遥不可及，我们的心里被欧洲的一切优势所占据，感觉像从蛮荒之地来到天堂一样，浑身窘迫。我们走在大街上，没有人把我们当成中国人，都以为我们是日本人。在英国乡村做客，我们的英国朋友周边的邻居听说来了三个中国商人，都从几十公里远的地方赶来参加派对，要来看看神秘的中国商人长什么样子。我们浑身充满了优越感。

他们非常热情地带我们参观他们的上市公司，这是英国很著名的一个生产瓷器的公司。一百多年前从中国学来了陶瓷技术，然后利用工业化的方式进行改造、生产，产品技术、产品质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师傅。其中，有一种骨瓷技术，据说全世界只有这一家企业拥有。他们的工厂宽阔、洁净，工人们都戴着耳机摇头晃脑很轻松地进行生产。整个工厂就像是一个旅游景点，用来展示英式工业革命成果，确实有很多人来参观。20年过后，听说这个企业亏损十分严重，已经到了破产边缘。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资本主义高速积累之后，生产者对劳动环境的苛求和工会的作用，他们从事的是享乐式生产，他们的成本不可能降得下来。

整个英国到处都是非常美丽的乡村，乡村的土地没有一处在耕种，没有一种农产品承受得了英国的农业成本。所以，如果让英国再来恢复农业产业，怎么可能！